追溯反转 | 大卫·坎帕尼
Jeff Wall: Picture for Women本书作者大卫·坎帕尼（David Campany）是一位英国作家、策展人、艺术家和教育家，主要从事摄影艺术评论与相关写作。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杰夫·沃尔便已成为引领当代摄影潮流的艺术家，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成熟的影像观念，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当代摄影的前沿标准。《女人像》（Picture for Women）的诞生，标志着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从印刷页面到画廊墙壁的转变。该作品以马奈的画作《女神游乐厅的吧台》（Un Bar aux Folies-Bergère）为模型，以其雄心勃勃的艺术理念，试图将20世纪70年代末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需求与现代主义绘画建立关联。
书中，大卫·坎帕尼描述了沃尔从观念艺术的创作思路转向单幅作品（而非系列作品）的重要转变。同时，该书将沃尔的摄影理念与“图像一代”（包括理查德·普林斯、辛迪·舍曼和雪莉·莱文等）的作品进行对比，阐述了《女人像》与图像艺术密不可分的现代命运。由此，沃尔的创作也被置于更广泛的艺术语境中加以审视，其中包括莫霍利-纳吉、爱德华·韦斯顿、李· 弗里德兰德、维克多·伯金和约翰·斯特扎克等重要艺术家。
追溯反转
文 | 大卫·坎帕尼
译 | 曹昆萍
校 | 吴雪红
画廊不是一间研讨室，也不是一页艺术史。幸而图像身处其中会有所不同，确切而言，是观众有不同。从散文、访谈、讲座、互联网中，人们了解到关于沃尔摄影作品的思想，这些却在画廊中无法完全成立。直至看到《女人像》（Picture for Women）的展出，我才觉得在真正地面对它。多年来，我一直通过复制品了解《女人像》，形成了一定的看法，并经常与评论相结合。当我在画廊里看到这幅作品时，被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物所打动：我开始怀疑，《女人像》是否真是镜像拍摄。人们经常在文章中提到这幅画，似乎默认它是镜像拍摄。但假设它不是，同样也会有所得。它的确不一定是在镜子跟前拍摄。照片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证实镜子的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反复出现过。只有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台相机。我的观察与细节无关，正如绘画评论家经常说的，近距离地接触笔触，就会证伪他们的假设。显然，画廊并非超越语言，但它是一个允许评论退隐的空间，在这里，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画面中，一系列因素共同暗示了镜子的存在。临时柜台前，女人的身姿与光影，让人联想到绘画、摄影、戏剧与电影史中，众多镜子前的女人形象。从她上方近处射来的光线，随着空间的后移而消退。两根金属杆垂直而立，可能是照明支架，也可能只是为了暗示三面镜子。镜子在此并不突兀，因为整个房间就像是舞蹈或戏剧课程的工作室，也可能是间更衣室。空旷的环境暗示着一种裸露，我们不必预期受骗，思考一些本不存在的东西。当然，还有相机位于画面中心。通过一种基本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男人或女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正是这部相机，拍摄了我们正在观看的这张照片；这台相机就是“我们”，或者至少曾经处于我们现在的位置。然而，这张照片可能是由另一台相机所摄，它仅是凝视我们看到的场景。《女人像》会不会给我们一种镜子存在的完美错觉？无论是否真实，镜子在这里是被唤起，而不是被揭示，但唤起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似乎是被揭示。
林哈夫Technika 4×5单轨相机，制造商的铭牌反转过来，仿佛在镜中一般，可能是将透明胶片左右反转的结果。这种想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反常，当然也不比照片本身更反常。几个世纪以来，画家们一直在画布上探寻反转的光学投影与反射，而在艺术史讲座和出版物中，幻灯片复制品也多次在无意中反转。19世纪40年代，达盖尔照相法在商业上的成功，得益于其抛光的金属表面上，印有反转的肖像，这近似被摄者本人的镜像。反转是光学图像的固有特性，因此可作为摄影媒介的现代主义前景。除此之外，沃尔对背光的偏好，本身也引入了反转的幽灵：透明材料是一种摄影支架，只有当光线从“另一面”射入时，图像才会清晰可见。
像一面镜子，左右反转既能保持照片的原貌，也可从根本上更改照片与现实的关系。自然而又反常，真实而又扭曲，普通而又超凡。因此，它趋向于某种神秘，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它向我们展示 “熟悉、合意”，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 “隐藏、不可见”。在摄影史上，镜子的形象比比皆是，但反转却并不常见。早在1895年，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就开始尝试反转，并将其与正相/负相反转相结合。前/后、内/外、黑/白可以混淆，让照片在现实主义的幻觉与可塑的客体性之间横跳。德加只画他通过镜子观察到的东西，以防被现实干扰。他的芭蕾舞排练草图大多都是如此绘制。德加在给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不要画镜子以外的东西，使自己保持对错视画（trompe l’oeil）的敌对。”
在《L.莫霍利-纳吉：60 张照片》（L. Moholy-Nagy：60 Fotos）（1930 年）中，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利用书籍的结构形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转。在一幅典型的新视野摄影作品中，从帆船的桅杆向下望去，我们看到一艘拴着的小艇上，坐着一对情侣，身着夏日白衣，与漆黑的海面形成鲜明对比。对页的照片是反转的负片。下一页则是著名的拼贴画《嫉妒》（Jealousy）（1924-27年）的复制品，通过平面、反转、复制和视线的混淆，营造出一种性紧张的场景。莫霍利-纳吉本人也是其中的男性形象之一，他的角色与其说是“监督”者或表演者，不如说是像沃尔一样的参与者。拼贴画的对页是一幅半抽象的摄影图，在暗房中，通过将物体与相纸直接接触，而“自然”制作的底片图像。此主题在背页延续：左页是一张从上方俯视女人站在水边的负片，她的头转向相机的反方向；右页是一个亲密的特写镜头，从下方拍摄女人仰头望向画面外。每幅作品皆成一个谜题，而累积形成的序列，则建立了一个涉及摄影视觉和性别差异的戏剧性联想。
1931 年，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Manuel Álvarez Bravo）创作了《光学寓言》（Parábola óptica），一张眼镜店橱窗的照片，一幅由玻璃、反光和重影所组成的多层次画面，其中含有几个眼睛和眼镜的图形符号（图案双向排列），还有一些看似颠倒的文字。这个地方被称为La Óptica Moderna（可译为现代光学或现代眼镜店）。这张被称为“寓言”的特别照片，成为了对现代光学的思考。《光学寓言》的最终形式源于一个意外，一个超现实主义与偶然性相遇的结果：阿尔瓦雷斯·布拉沃在检查一些印刷厂的样张时，意外地看到了反转的图像，他更偏好这种方式。我们是从内部向外看吗？不，但我们也不是完全置身事外——就好像照片的视点是在一面镜子之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 1967 年发表的演讲《其他空间》（Of Other Spaces）中，将镜子的虚构领域列入了他的“异托邦”推测清单，即那些在社会中具有多重功能，又或在战略性上未被定义的空间：从镜子的角度来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我自己。从这种对自己的凝视，也可以说从玻璃另一侧的这个虚拟空间开始，我回归于自身，开始再次将目光投向自己，在我身处之处重新构建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般发挥作用：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与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紧密连结，但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被感知，就必须穿过那边的虚拟点。
异托邦包含墓地（在生活的象征秩序之外却又在其中）与电影院（其社会意义取决于正在放映的电影）。这一描述无疑为我们思考莫霍利-纳吉的《光学寓言》、《女人像》以及马奈（Manet）的《女神游乐厅的吧台》（Un Bar aux Folies-Bergère）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尤其是从构建的想象中或不确定的立场上思考其社会秩序。
文章
David Campany, Jeff Wall: Picture for Women, Afterall Books, 2011.
作者
大卫·坎帕尼（David Campany），作家、策展人和教育家，目前担任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总策展人。
译者
曹昆萍，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摄影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摄影理论、中国近现代摄影史、当代摄影创作方法等研究。 影艺家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原标题：《追溯反转 | 大卫·坎帕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