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天安门国旗班往事
文 | 董立敢
1982年12月28日，北京卫戍区部队改编为武警部队，原先由北京卫戍区担任的天安门的警卫任务，也随之移交给了武警北京市总队第六支队。领导决定，要将最优秀的班调到天安门，担任天安门国旗的升降和守卫任务。作为标兵班，我和全班12名战士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使命，而我也就成为了天安门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第一次亲手升起五星红旗
1982年12月28日0时，北京西长安街上电报大楼的时钟刚刚鸣响，我便奉命来到天安门广场国旗哨位旁，向当班哨兵报告：“哨兵同志，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六支队天安门中队国旗班长，我现奉命来接替国旗哨的任务，请你移交并下岗。”当班哨兵也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命令，向我交代了国旗哨的任务和升国旗设施等内容，而后光荣下岗。身高176厘米的我，身着上绿下蓝武警服装，两枚红领章鲜艳夺目，外穿绿色军大衣，头戴棉帽缀有国徽，脚穿黑色皮棉鞋，腰系武装带，佩带六四式手枪。我全神贯注地站在国旗哨位上，虽然此前我已在北京站了六年岗哨，但站在首都的中心、站在“祖国第一哨”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心情极度兴奋。
当天早上5时30分，我和副班长高福新开始做升旗前的准备工作：先是用热水缸子把军装烫平，并烫出裤缝线来，而后把皮鞋擦得锃亮，把携带的装备准备好，接下来反复练习展旗和敬礼等动作。一切准备好后，即等待出发时间。
早晨7时20分，东方刚泛亮光，我和高福新就出发了。高福新擎着国旗，我护着国旗，我们腰杆挺得笔直，精神抖擞地走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我们在高兴、激动之余又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升旗，生怕做不好动作，心里还在不停地想着动作要领。当我们通过天安门走上金水桥时，已有很多人在观看，照相机的闪光灯在不断闪烁，这让我更加紧张，不敢向两边看，心想一定要走好、走出威风，不能给国旗班丢脸。当我们来到广场时，旗杆周围人山人海，已经挤满了观看升旗的群众。我们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走到旗杆旁，立定后，我纵身跨进一米高的汉白玉护栏内，拿起铁梯子靠在旗杆基座上，登上基座，调整好升旗挂钩，将国旗牢牢挂在钢丝绳上，然后解开缠旗扣，打开升旗开关，在按动升旗电钮的同时，用右手将鲜艳的国旗向角空中抛去。五星红旗迎风展开，冉冉升起，我举起右手庄严敬礼。
此时已是7时30分，整个广场的喧哗声都停止了。所有人都凝视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歌，有的人则举起照相机留下这庄严的一刻。顿时，我也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的心脏在紧张地跳动，耳朵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电动机发出的转动声。2分零7秒后，电动机的声音停止了，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天空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杆顶，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创立三人国旗升降仪式
刚开始，国旗班升降国旗还是沿用上一个部队传下来的两人升旗仪式。一段时间过后，我感到这样的升旗仪式存在很多不足：一是仪式简单，不够隆重；二是着装单调，不够威武；三是时间不准，不好掌握；四是没有国歌伴奏，体现不出庄严和神圣。如何改变观状，把升国旗仪式搞得更好？
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张三军仪仗队迎接外国元首、首脑的擎旗照片，顿生灵感。我觉得国旗班升国旗时也应该像三军仪仗队一样，一人擎旗，两人护旗，正步行进，这样才能彰显国旗的庄严。产生这个念头后，我立刻动笔起草新的升国旗方案，从齐步换正步，到每个旗手的着装、位置、动作和升旗方法、升旗程序等，都写得非常详细。方案写好后交给全班讨论，大家一致通过。然后，在夜间广场无人的时候，我按照新的方案反复进行演练，观察效果。感觉成熟以后，又在实际升旗时进行展示，并征求观看者意见。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威武、庄严、震撼。经过逐级上报审批，一套三人升旗仪式方案正式出炉：中间一人擎旗，两边各一人护旗，佩带手枪，正步行进。
1983年3月1日，三名气宇轩昂的武警战士擎着五星红旗，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拱形洞准时走出时，长安街上的车辆停下了，行人止步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指挥，一条通向广场旗杆下的道路畅通无阻。升旗手在这条首都的中轴线上，正步走到旗杆下，“啪”的一个立定，两名护旗手分别站在旗座两旁，恰似两尊雕像。擎旗手在太阳升出地平线的瞬间，按动升旗电钮；升旗手面向天安门，向国旗庄严行礼。
这是我国第一套三人升旗仪式，从1983年3月1日开始，一直沿用到1991年5月1日，共8年时间。后来，中央电视台还曾把三人升旗仪式的画面作为新闻联播片头向全国播出一年。
制定国旗升降时间表
如何把国旗准时升降好，最关键的就是升降时间。当时国旗班按照国际惯例，日出升旗，日落降旗，但究竟太阳是几点出、几点落，只有一个大概估计的时间。很多游客问国旗哨兵：“每天几点升国旗？”哨兵答：“太阳出来时升。”游客又问：“太阳几点出来？”哨兵答“不知道。”让游客一头雾水。哨兵将情况反映给我，我想：“作为国旗卫士，每天升降和守卫国旗，是离国旗最近的人，怎么能不知道国旗的准确升降时间呢！”为了总结规律，我想出个笨办法，让每一位国旗哨兵每天观测记录日出日落的时间。通过一段时间的记录，我发现，每天日出日落时间大概同前一天相差一分钟左右，每周相差五六分钟。这样推算下来，每年1月11日—6月6日，升旗时间由7时46分逐渐提前到4时46分；6月22日—12月30日再由4时46分逐渐推迟到7时36分；12月31日—1月10日与6月7日—6月21日，每天的升旗时间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降旗时间也在相应时间段里逐渐推迟或提前。
为升旗仪式录制国歌磁带
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升国旗有国歌伴奏以后，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一直没再有过国歌伴奏。后来，我们认为这样升国旗仪式稍显单调，不够隆重，于是就想办法解决国歌伴奏事宜。说干就干，考虑到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是演奏两遍国歌，所以战士们从商店买来了两盘空白磁带，我马上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林如联系，说明缘由，请她帮忙录制两遍国歌。她非常支持，很快就录好了。我拿回班里，把中队唯一的一部单卡录音机借回来反复播放，让每名战士熟悉旋律、记住词曲。全班战士想到每天升国旗时要有国歌伴奏了，都非常激动。第二天早晨，哨兵提前将录音机放到升旗电钮旁边，作好播放的准备。我带领两名战士去升国旗，在按动电钮和录音机前，我还特别高声喊出“升国旗、奏国歌、敬礼！” 的口令，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国歌奏完后，我喊了“礼毕”口令，将敬礼的手放下来，不料此时电动机还在转动，国旗还没有升到杆顶，于是我只能又下达“敬礼”口令，升旗手再次向国旗敬礼，待国旗升至杆顶后，再礼毕。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懊恼，这是我第一次在升旗时播放国歌，本想给大家带来惊喜和震撼，结果却出了差错。当天，我带上磁带又去找林如，怀疑是把国歌录制错了。然而经广播电台专业录音技术人员反复检查确认，国歌的录制是没有问题的。当天午夜，我提着录音机来到广场旗杆下，反复试验后发现，升国旗时的确需要播放两遍多一点。后来经过查证才知道，这是因为此时的升旗电动机已使用30多年，老化了，速度减慢，所以将国旗升到杆顶所需的时间更长。后来我再次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师作了技术合成，这才确保国歌与国旗同步进行。自此，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才重新有了国歌伴奏。
1991年4月，国旗基座更换，国旗杆由新中国成立时的22米升至30米，升国旗的同时在广场音响里播放三遍国歌，使升国旗仪式更加隆重、庄严和震撼。
“冬不穿棉、夏不穿单”
1983年初冬，国旗班每天升国旗时，都是穿着部队发的棉衣棉裤去升旗。部队的冬装特别肥大，扎腰带后显得很臃肿。当时旗杆座周围还有一米高的汉白玉封闭式护栏，升旗手要穿着臃肿不堪的棉装，笨手笨脚地翻越护栏去升旗，并且升旗动作很不规范，体现不出国旗的神圣与庄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班务会上提出：“不穿棉衣升旗行不行？”大家同意了。为了给大家做个榜样，我决定和副班长第二天一起去升旗。
当时北京的冬天早晨气温基本只有零下20℃，一瓶矿泉水泼在广场的地砖上立马就会变成一层冰。那天我们出了天安门，走在长安街上，西北风一吹，就像走在冰水里一样。短短的2分零7秒，我敬礼的手就感到异常的麻木疼痛，等放下来时，手已经被冻僵，手指弯不回来了，只能直着手型走回驻地，很长时间才暖和过来。
北京到了夏天则特别热，天安门广场地表温度高达48℃—55℃，站在国旗下的哨兵，10分钟汗水就会把军装浸透，衣服上会显出很多汗渍，影响军人的形象。因此战士们每次上岗时，都要在夏装内穿上很厚的秋衣秋裤，防止外衣被汗水湿透。每班岗下来后，外面军装看不到汗渍了，可里面的秋衣秋裤都能拧出很多汗水，脚下皮鞋里也能倒出汗水来，所以战士下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换衣服、换鞋子。
冬天宁肯被冻僵，夏天情愿被汗水泡，战士们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维护国旗的神圣和庄严，把卫士们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人民群众。
“冬不穿棉、夏不穿单”的规矩从此在国旗班里传开了，战士们也用实际行动遵守着这条规矩。为此，大家付出了很多，可是没有一名战士有半句怨言。
讲解国旗知识
董立敢为群众宣讲国旗知识
1983年2月的一个清晨，我刚刚升完国旗，准备返回营房时，被一位老师拦住，邀请我给学生们讲一讲国旗知识。因为国旗班担任升旗任务才刚刚两个多月，我对各方面情况都还不太熟悉，突然遇到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措手不及。此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天，看完升旗后，有名小学生突然向升旗的战士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问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有多高，二是问飘扬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有多长、多宽。升旗的战士不知道，只能回答得很含糊，说旗杆很高，国旗很大，并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尺寸来。他回来之后很不好意思地把当时的尴尬情形讲给我听。当天晚上，把国旗收回来之后，我就找尺子仔细量了量，得知这面五星红旗长5米，高3.3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带领两名战士，拿上线来到了广场旗杆下。我把线的一头系在升旗挂钩上，然后按下升旗按钮，把线的一端带到了旗杆顶部，在旗杆底部处将线裁断，用尺子精确量出线的长度，最后确认天安门旗杆的高度是22米。从那以后，再遇到问及这个问题的群众，班里的战士就都能正确地回答出来了。
想不到，这次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面对那位小学老师突然提出的要求，我稍一犹豫，还是接过老师递过来的话筒把自己所了解到的国旗知识全部讲述出来。小学生们个个都听得入了迷。讲完之后，一位胸前挎着照相机、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主动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一面称赞我讲得好，一面又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如：五星红旗是怎样诞生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是谁缝制的？新中国成立后是谁担负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还提出要讲普通话，少讲方言，等等。他自我介绍说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并说非常希望负责升旗的国旗卫士能够多了解一些国旗知识，这样才可以利用升旗场合多宣传国旗知识，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在回去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作为国旗班班长，有义务更有责任带领全班战士多学习一些国旗知识，来回答群众提出的任何有关国旗的问题。
编写国旗知识讲稿
为了让国旗班每一位战士都成为合格的国旗知识宣讲员，我决定搜集国旗资料，整理出一份国旗知识讲稿，让每名战士都学习并熟记。
80年代初，国旗班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脑和网络，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解放军报》。要想了解国旗知识并整理成稿，谈何容易。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国旗班战士每逢周末都要向中队请假，背上军用挎包，带着纸和笔，分头到图书馆和有关单位去搜集查阅与国旗有关的资料和图片。渐渐地，我们掌握了很多有关国旗的知识。比如，悬挂国旗有很多规则，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升挂国旗的办法。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当与其他旗帜一起排列时，国旗应当最早升起，最晚降下。国旗还应当处于显著的位置，置于中心或较高处。列队举旗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
二、升国旗时国旗应当升到旗杆顶端，降旗时不能让国旗落地。下半旗志哀时，一般先升到杆顶，再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或一半处。
三、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汽车上应悬挂两国国旗，驾驶员左首为主方国旗，右首为客方国旗；升挂三国国旗时，主方国旗居中，其他两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在前的排在主方国旗的右边，在后的排左边。四国或以上国旗并挂，按英文字母从右到左依次排列。
四、联合国旗与成员国国旗并挂时，应保持同一高度，同一大小。
五、悬挂不同比例的国旗时，应当尽量使国旗面积大致相同。
1977年3月，董立敢（左一）第一次在天安门拍照
搜集国旗资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有关国旗知识也了解了一部分，但我总感觉没有权威性的文献资料。有一次中队党支部组织党员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中国革命史，当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的一面开国大典的国旗时，我激动万分，心想这里肯定有我所渴望知道的国旗资料。我找到了馆长，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馆长说：“国旗资料保存在馆藏室，需要你们上级政治机关开介绍信才能查阅。”我又立刻跑回中队向领导说明情况，经上级同意后，到总队政治部开了一封查阅国旗资料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直奔馆长办公室，馆长被我寻求国旗知识的热情所打动，把我带到了馆藏室，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的原始文献资料，全部搬到我面前，供我查阅。比如政协会议筹备会公布的《国旗征集启事》，全国千余件应征图案中精选的38幅图案，国旗诞生经过，国旗的象征、意义，等等。我如获至宝，立刻拿出纸笔，边查阅边抄记，忘记了吃饭和休息，不知不觉到了闭馆时间，工作人员提示关门时，才知道一天过去了。记了一本子，装了一脑子，我却并没有感觉劳累，反而浑身充满了力量。
回到班里，我立刻着手把搜集到的国旗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反复筛选、比对、核准和编排，一份近5000字的国旗知识讲稿顺利完稿，内容包括国旗的历史、诞生时间、诞生经过、图案说明、象征意义、尺寸大小、升挂标准和与国旗相关的故事等，后经几次修改丰富并报请上级批准，确定为《国旗知识讲稿》。这份讲稿为国旗班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旗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至今还在沿用。
“身居陋室，精忠报国”
国旗班早年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西北角一个小院内，条件是极为简陋的：两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住着12个“顶天立地”的大个子，战士进门时都要低头而入；窗户上玻璃已碎，只能用木板钉上挡风；室内取暖用煤炭炉，时热时冷，搞不好还会中煤气；房屋后墙由于年久失修，已裂开一道缝隙，墙壁也已倾斜，为防止倒塌，用了六根圆木支撑才暂时稳固；备用的国旗放在班里一个旧木箱子里，和其他衣物放在一起，每天晚上从天安门广场降旗回来，国旗只能竖立在室外的屋檐下，没有专门的房间和设备存放。升旗手戴的白手套、给学生们寄的国旗知识用的稿纸和磁带，都是战士们用自己的津贴费购买的。
很多人认为国旗班住在天安门边上，生活条件肯定很优越，没想到去了一看发现现实与想象相差甚远，甚至有的人都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参观国旗班后，感慨道：“你们住着首都最简陋的房子，过着北京最清贫的生活，却为共和国做着最崇高的事业。”北京一位无臂书法家参观国旗班后，用嘴咬着毛笔饱含激情地写下八个大字：“身居陋室，精忠报国。”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祖国第一哨》真实地记录了国旗班的生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人们为之惊叹、感动。
1990年，北京市政府拨款20万元，在国旗班原址进行翻建。 1991年，国旗班扩建为国旗护卫队，人员由12人扩编为120人，随后搬迁到天安门后面东朝房居住。
责编 | 于洋
原刊于《纵横》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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