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我的姥姥
题图：演员陈冲（右）与她的姥姥史伊凡
史伊凡（1908-1989），原名史人范，江苏溧阳人。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与吴健雄等同学。1926年积极参与北伐战争，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麾下任职。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翌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曾加入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奔赴抗日战场。此后曾自费举办现代医学出版社。1935年12月，与史良、罗琼、沈兹九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1938年赴伦敦大学留学。1949年后任上海科技出版社编审，主要从事医学卫生科普出版工作。著有《科学饮食法》《吃的科学》，译有《苏联区级医务人员手册》等著作。
我的姥姥
文 | 陈冲
我从六岁开始跟姥姥同屋，一直都喜欢和羡慕她那股潇洒劲儿和享受生活的能力。我记忆中总是有很多年轻人来找姥姥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有时聊得高兴了她还点上一根烟。姥姥是一个让年轻人喜欢的老人，有许多忘年交。
文革期间姥姥下放到“五七干校”，虽然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她的信上讲的都是她找到了什么上海吃不到的东西，我记得让她特别兴奋的好像是一种叫臭芦梗东西。她在干校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我是“两精起家”（味精和糖精），结果让人给抓了小辫子，批斗了一通。姥姥没跟我说她挨斗的事，这是她的个性，说这种倒霉事有什么好玩儿的？挨斗的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为了让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几十年以后，也是从母亲那儿知道，我的那位热爱生活的姥姥原来在文革初期挨整时曾经自杀过。我至今都无法将那种悲哀和绝望安在我心目中的姥姥身上。
陈冲在姥姥怀中
陈冲与姥姥、父母
从干校回来后，姥姥还停着职，不能从事她热爱的出版事业。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是姥姥却决定乘没事干带我去旅游。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我妈觉得很诧异，我却兴奋得跳起来。当时家里钱很紧，姥姥和妈妈又都不太会过日子，到了发工资前几天，总是缺钱买菜。为了不影响家用，姥姥取出她全部的积蓄，就带我上路了。那时我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姥姥为我请了两周假，用的什么借口我不记得了。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姥姥就把大桥作为我们的第一个景点。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我感受到无比的骄傲 ——并不是因为建桥的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这座壮观的大桥，而是因为全班甚至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78年又拍了《小花》。在那之后，经常会有一些人上门来要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不管我当时在家或不在家，姥姥一概不让我出面，我总是拿着一本书待在厨房或待在厕所。姥姥照常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个把还回来看过姥姥。
陈冲在《小花》中剧照
刚开始留学那阵，我隔好久才能见姥姥一回。那个年代，如果从美国回家探亲，总是要带一台电视机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可是姥姥不要大件的，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不感兴趣。当我坚持要带东西给她时，她让我带一块美国最“臭”的奶酪，姥姥喜欢一切发过酵的“臭”食品：臭芦梗，臭豆腐，臭奶酪。还有一回，她问能不能带一个有点儿波浪的假发套。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一次姥姥居然让我为她买一个在前面扣扣的文胸，让我在电话里开怀大笑好一阵。在美国拍戏后，我有了足够的收入频繁地回来看她。每次回家，我总能从楼下就看到姥姥已经带着头套趴在钢窗框上等着我。
我在世界各地出外景都会在电话里告诉姥姥我的近况，她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姥姥是一个富有强烈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人，现在回想她一定很向往能到那些异国风情的地方去看看。当年护照签证都是非常难拿到的，如果我邀请姥姥，她未必能去成。但是，我的遗憾是我没曾邀请她。
1989年我到澳洲拍戏，到了就给姥姥打了个电话。跟以前一样，我们嘻嘻哈哈聊了好一阵。但是我渐渐发觉姥姥的反应有些异常，说再见之前我突然意识到她不知道我是谁。挂了电话我大哭了一场，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两星期后我鼓足勇气再打给她一次，跟她解释我是她的外孙女，是阿中的女儿，是陈冲。她笑着说，我知道阿中的女儿是谁，是电影明星。其实阿中比她女儿漂亮多了，倒是女儿当了电影明星。仍然是那位健谈的姥姥，但是她挣扎在失忆深渊的边缘。
最后一次回家看姥姥时她已经得了胰头癌，我陪她一起到医院。有些检查的过程是痛苦的，而且缺乏尊严，姥姥不想做。她不停地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最后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真想跟医生们说别查了，我们要回去了。但是我没有，我轻轻跟姥姥说很快就会结束的。不幸的是，检查结束后医生让姥姥马上住院。带她回家拿生活用具时，她待在房间半天不肯走，说还要再想想有什么东西忘记了。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
手术后没两个月姥姥就去世了，她没有能从医院回到她心爱的房间，我也没有在她身边。也许当年真的应该让姥姥留在自己的屋里，也许少活一个月，也许不，但是那是她想待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夜梦见姥姥，有时梦里的姥姥生动鲜活到跟真的一样，我醒来后要好几秒才悟到刚才那只是梦。
我每次回上海跟老朋友们聚会都有人会提到姥姥，我出国后朋友常去陪姥姥聊天，他们每个人都有几段姥姥的故事说来分享。也是在朋友那里，我慢慢知道一些她年轻时代的事。小时候姥姥念的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到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教育。
现在回想，姥姥带我去南京的时候，我们的确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旧址，也许姥姥不想让她的个人历史给我带来政治包袱，所以没有提及她的过去。姥姥还参加过北伐，1932年“12.8”事件爆发后，她加入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奔走在抗日战场上。留学英美回国后姥姥用自己的积蓄和稿费，一个人办起了一家现代医学出版社，外公则利用国外带回的微型胶卷文献资料先后写成了《磺胺类药物》、《青霉素和链霉素》、《现代药理学》等书，这些书填补了国内医学界、尤其是解放区医学方面的空白。1942年，姥姥还随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界当过英文翻译。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姥姥是怎样遇见外公的。姥姥是当年的新女性，跟外公并不是家庭包办的。外公出国深造，姥姥把两个幼小的女儿留在战乱中的国内，跟他去了。如果不是自由恋爱，不是那么喜欢外公，姥姥应该不会这样选择的吧。
THE END
原标题：《陈冲：我的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