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灿:以图证史——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画
历史故事画亦是人物画的一支,只因中国人的历史悠久,故事的遗留众多,所以这方面的画迹,亦存留得特别丰富。这些历史画迹,有不少是当日的实情写照,换言之,等于是在汉唐宋元时代,为我们拍下了许多重要史迹的照片,试想这对我们该是多么珍贵重要。
《步辇图》里的玄机
举一个例来说,李方桂老师曾写了一篇《吐蕃大相禄东赞考》,是说唐太宗时代汉藏两支民族的婚姻大事,主角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弃宗弄赞),而穿针引线的人就是这位能说会道的禄东赞大相。我当时就曾对李老师说:“您研究了这么久,可知道禄东赞是何等模样?而我却有这位相爷的照片。”李方桂老师他不肯相信,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如何能相信唐代有摄影技术?我又说道,不但确定是他本人正身,而且还是彩色相片。
这就是历史故事画的重要价值了。因为人物画的价值,一向都说是“成教化、助人伦”。唐代虽无摄影术,但是大画家阎立本就相当于“摄影师”,他以精确的彩绘妙笔,把当日的实情实景摄取了下来,这就是有名的《步辇图》(图1)。

天可汗何以坐在步辇上接见这样重要的宾客,内中必有周折。据藏人的戏剧中说,当日许婚时光,颇有近似苏小妹三难新郎的过节,都赖禄东赞的善辩不烂之舌,一一化险为夷。最后一次是在御花园中,要在一百个同样打扮的女孩子中寻找出哪一个是文成公主;也许这是当时在御花园中的情况也说不定。
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卷上,我们可以想见当日御花园中“有女如云”之盛况。西藏人到现在还艳称文成公主的美貌如花,形容在她头发之上,常有一只蜜蜂环绕着在飞。禄东赞就是凭这一点神异的特征,而正确无误地找着了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图2)都塑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内。文成公主的美丽和汉人体质的特征,都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且加了彩色,为唐代时光汉藏两族的服饰留下了最好的例证。禄东赞是西藏大相,官高爵显,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留下了着藏装的彩绘塑像。

史书文字的记载是平面的,而图画的表现则是立体或多方面的,不仅是体态丰瘠、衣饰纹样、行礼姿态等一一俱见,进一步的皮肤色泽、体质特征,甚而至于当时庙堂之上的衣冠制度等,亦可以一览而收、照见无遗。所以后来李方桂博士几次研正了之后,就把禄东赞像用彩色版印制在他的论文之中。历史故事画在历史研究上发挥了它生动的作用。
仁民爱物的唐太宗
阎立本还有一幅《蛮夷职贡图》(图3)卷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上面还有宋徽宗赵佶的亲笔题签,画的是一行廿七人来向唐太宗李世民的朝贡实况。原卷可能已有残缺,但是由他所贡的象牙、孔雀、毛扇等物看来,我们知道这是来自西南海上的一支朝贡行列。由《唐书》及各方面的交互印证,我们知道这幅历史故事画所描绘的是,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南海的林邑、婆利和罗刹三个国家组成了一支朝贡的行列,向唐代的都城长安进发。到了长安的时候,唐太宗接见了他们,收下了他们进贡来的鹦鹉、昆仑奴、蚶贝罗等方物;还吩咐下去要好好地招待他们,并分别厚予赏赐。

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就是那位林邑的使臣了,他态度傲慢。唐朝的大臣都说:把这小国伐了以示惩戒。但是唐太宗不许,说:“魏征曾劝诫于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服’。不可轻易发兵。
南海三国来朝,究竟是开国初年的一桩盛事,便叫阎立本以画师身份,用色彩画下了这幅图画以作纪念。

环王,本林邑也……亦曰占婆……贞观时,王头黎献驯象……与婆利、罗刹二国使者偕来。林邑其言不恭,群臣请问罪……赦不问。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数诉寒,有诏还之。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补上一句话,那就是:唐太宗仍是错了。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鹦鹉成群结队,啄食农人辛辛苦苦种来的庄稼,农人们时常用土枪射杀吓散它们。唐太宗自以为仁民而爱物,却只不过放生了一只害鸟而已!
然而试就这幅故事画来看,唐太宗的仁民爱物、白鹦鹉的聪慧可人,以及林邑使者的桀骜不驯,一一都在绢素丹青之上呈现了出来,这幅画可以说已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任务。还剩下不少方物,如长角羊之流,它们之上都还有不少新的重要资料,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发现。
白描大家李公麟
北宋的李公麟(1049—1106)是白描画法的大家,他有一张《免冑图》(图4)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亦名《郭子仪单骑降虏图》,是画郭子仪轻裘缓带降伏回纥首领药葛罗之事,亦是历史故事画中的有名之作。

于是乎,满天的阴恶风云,只由于主帅郭子仪的正确判断,至诚照人,处理得当,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一片祥和,化干戈为玉帛。人间真正伟大的艺术,郭汾阳自足千古!
李公麟自是艺坛上的卓卓健者,他扬弃丹青而独尊水墨,虽少了三军的铠甲明亮,却抽绎出中国线条的多能善辩,创造了“白描人物”的新疆域,赢来了中国画是“线条的雄辩”之美誉,真是功劳不小!
李公麟的白描功夫,更见诸他的《维摩诘天女像》(图5)。此像现藏在日本,线条的功夫更见精粹,值得注意的是维摩居士的面向左方,和大多数(包括敦煌)的右倾方向(图6)不侔。

魏晋风骨
据各方面研究的结果,这种“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唐张彦远语),原是来自于东晋顾虎头的瓦官寺之画壁,其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顾恺之在金陵瓦官寺的捐款簿上大书了“捐一百万”的字样,普通人都以为他在开空头支票。当寺僧请他兑现的时候,他便在寺壁上画了一尊维摩诘居士之像,一经他妙笔点睛,顷刻间光照一寺。大家一齐来奉献捐输,顷刻之间就得了一百万钱。
这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从人体雕塑来深掘,我们还会发现,顾恺之真了不起,他怎么在人体的各种姿势中找到这“最舒服”的休息身段?
在这一点上他很“现代”化,因为这和罗丹的方法完全相同: 罗丹叫模特儿自由活动,恰到好处时他会忽然叫停。顾虎头也是冷眼旁观,便把这个最美丽、最舒适的病容给凝固了下来。
我常说,维摩诘的“隐几而卧”、罗丹《思想者》的“支颐而思”(图7),和秦俑中弓箭兵的“待机而发”,都是人体姿态中的无上杰作,唯有洞悉此中深意而又天机流畅者,方能得之。


这幅《雪夜访戴图》现藏在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张明代郭诩画的《东山携伎图》(图9),是画谢安隐居东山,与伎乐随行的故事。当时谢安名声甚高,时人见东晋形势正危,而他却在东山宴乐逍遥,便说道:“安石不出,如苍生何?!”后来他出来做宰相,遂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当胜利的捷报传到京城的时候,谢安正在和人下棋,他一点不动声色,继续弈棋不辍,人以此服其雅量渊深。但回至家中,屐齿折而不觉,人以此叹其未醇,晋人之高格于此可见。
画中的谢安像画得特大,这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重要人物画得较大,而次要人物较小,后面跟着一些发式华丽的歌伎,用笔方硬直率,是清狂道人之杰作,亦是明代人物画中上上之选。
晋朝时光,有一个名叫支遁的高僧,有人送了他五十两黄金和一匹骏马。他处理这两件事物的方法与众不同,把黄金送了人,却把马留下来饲养,而且时时前往观看。后人把这段故事,画成了《支遁相马图》(图10)。相传这是唐代韩干所作,然而韩干画鞍马,多没有背景,这幅好画的时代可能还得商量。但是画表现得十分精彩,骏马迎面得得而来,支遁踞地凝神而观。马的骏发、人的凝眸,都栩栩如生。怪不得世俗之人说支遁不善处理事务之时,支遁笑曰:“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

而且这里还关涉到一项美术上的重要问题:爱的并不是蹄、鬃、毛发,而是神骏之性——这是名马的一种了不起的英俊共相,人类在这一点上也并不例外。支遁扬弃皮毛直取核心,晋人之意境,高超可见。
笃实朴厚的汉人
在人生艺术的处理上,我们永远景仰晋人的风采,但是汉代人的笃实朴厚,亦复令人回味无穷,由下面三幅历史故事画上可见一斑。
第一幅是《新丰父老图》(图11),这是上海博物馆的珍藏。画上有两乘黄绫伞盖,表明有两个身份高超之人(皇帝)在这里聚会。由于原画没有题签,遂被定名为《望贤迎驾图》,那是指唐明皇由四川回来,在望贤驿和唐肃宗会面的故事。但是我由乡村简陋、人情朴实等气氛来判断,很可能这是《新丰父老图》。因为刘邦是丰沛地方的人,太上皇年老了,不想和他长住在长安,于是天天吵闹着要回丰沛去。刘邦想了一个办法,在长安附近“造”了一个“丰县”,造得十分的相像,连原来地方上的土地庙都原封不动地全部搬来,而且还捉来当地的鸡犬,把它们放在新造的乡村中,结果令人满意,一只只鸡犬都知道走回自己的家。——当然,这些家是新造的,所以把这地方叫作“新丰”。历史上有《新丰放鸡犬图》,说的就是这档子事。

外双溪故宫博物院中还藏有《却坐图》(图12)和《折槛图》(图13),都是以汉代的历史故事为题。前者是说汉文帝时代(前179—前157),慎夫人僭坐在皇帝旁边的位置上,这位置是只有皇后才可以坐的,于是有名的大臣袁盎,就逊谢不惶地予以指正。图中的汉文帝侧面而坐,慎夫人低头坐在他旁边,袁盎则逊谢不惶地在启奏得失,有庭园湖石曲径,天空中尚有流云,构成了美丽的画面。


以图证史
这两幅历史故事画,描绘汉代的史实,但是执笔的艺术家是宋朝(960—1279)人,所以他画了不少宋代的事物进去,如庭园湖石,等等,这和阎立本的《步辇图》来相比较就了如指掌了。只是由于这两幅画确实画得好,我们也把它们记录在这里作为例证。
北宋在景德年间(1004—1007)曾有四幅历史故事画遗留了下来,名字叫作“景德四图”卷,绢本着色,分作四段,每段有图,并有文字说明在对叶之上:
一、契丹使朝聘
二、北寨宴射
三、舆驾观汴涨
四、太清观书
景德是宋真宗的年号,这四幅画是当日的实地记录照片,一幅幅都非常重要。如《契丹使朝聘》图(图14),不但把契丹使人的贡品和人员行列都画了下来,是研究辽金元史的上等好材料,而且把宋代宫廷布置的情况逼真画下,使我们对当日情景有了最正确的了解。这是历史故事画的特长,文字的叙述是没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