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编者按】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其中学术贡献奖的获奖者一直以来都是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在世的上海学者，因此备受瞩目。今年的学术贡献奖，共设4项，分别授予了复旦大学的王邦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郑克鲁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章振邦教授。

王邦佐教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性阐释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作出开拓新贡献。其代表作为《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王家范教授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与发展，以及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料研究等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其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

郑克鲁教授在法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其代表作为《郑克鲁文集》（著作卷、译作卷）。

章振邦教授创建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为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的改革创新作出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是《新编英语语法》（系列）。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别拜访了4位获奖的老先生。在访谈中，他们回忆了各自的学术生涯，也分享了其治学经验。

在上海市公布的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中，我国著名外语教育家、英语语法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章振邦先生因创建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为中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改革创新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学术贡献奖”。

章振邦先生祖籍安徽合肥人士，于1918年生于北京，自小家中便重视子女的英文教育。章先生极具语言天赋，学习又很用功刻苦，故此他的英文功底颇为深厚。

1939年秋，章先生考入了西北大学先修班，并在第二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研习英国文学。虽身处风雨飘摇、战火连天的年代，章先生深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他师承朱光潜先生、方重先生等，勤学苦读，手不释卷，求知若渴，博采众长。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助教。此后，他先后在安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江淮分校、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1956年，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并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三个专业。是年8月，章振邦先生被调至上外英语系（筹备组），与方重、杨小石先生等一同创建英语学科。在此期间，章先生和其他上外英语系的老前辈们一起致力于加强英语基本功训练的教学改革工作，他们早在1965年便总结出了“听说领先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该试点经验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推广，这对改革我国的英语教学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章先生还积极投身于英语语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作等身，成绩斐然。

从1956年到上外，直至1987年离休，章先生在上外英语学院度过了31个春秋。其间两度出任英语系副主任，并于1985年被评为教授。离休后，章先生依然心系学院，情牵上外，为上外英语学科建设奉献心力、建言献策。

章振邦先生从小就对语言规律怀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和归纳所学的零散的语法知识，对语法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随着英语学习的进一步深入，章先生更是体会到了学好语法的重要性，认为语法研究与英语教学密不可分，要把英语讲深讲透必须弄懂语法。正是持着这一信念，章先生将其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语法教学和研究的事业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章振邦先生和张月祥老师等上外英语系老前辈们有感于我国此前采取的英国传统语法体系缺陷愈发明显这一问题，本着“尊重传统、努力创新、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投身于面向我国读者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改革工作。参照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由规定语法转向描写语法，采用层次性理念，提出了新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以句法为主干, 以句法带词法，由词法再到句法, 再由句法到章法。

章振邦先生建立了内容充实、条理清晰、切合实用的英语教学语法的理论体系，重新界定了多个英语语法概念，厘清了其相互关系，理顺了英语结构的层次，处理好语法结构和词汇意义的关系、语法和语境的关系。新编英语语法体系的推出为英语教学语法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提高了语法分析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使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实现了突破。

在章振邦先生的带领下，这场中国英语语法界的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创立的新编英语语法体系自问世以来即在英语教育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章振邦语法”在全国广为人知。

多年来，《新编英语语法》（1至3版）、《新编英语语法教程》（1至6版）、《新编英语语法概要》（1、2版）、《新编中学英语语法》、《新编高中英语语法和词汇》、《通用英语语法》（1、2版）、《新编高级英语语法》等英语语法专著或教材先后问世，《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丛书迄今累计印数已超过330万册，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学术作品。其中《新编英语语法》初版于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79-1985）著作奖”，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于1990年获“华东区高校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于1998年获“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于2004年获“第6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并先后列入“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章振邦先生的学术观点进入了教材，转化成了教学成果，影响了一代代学子，为众多英语学习者夯实语言基础、提高语言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系统的分析、翔实的语料成为广大学习者丰富的学习资源，帮助他们增强语法意识、理解语法规则、丰富英语知识、加强语言使用中的语法监控作用，有效提高了他们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助力他们成长为适应国际交流需要的合格的英语人才，服务“走出去”国家战略，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章振邦先生建立了内容充实、条理清晰、切合实用的英语教学语法的理论体系。新编英语语法体系的推出为英语教学语法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提高了语法分析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使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实现了突破。其学术观点一经提出，即引起了英语教育界的巨大反响和热烈研讨，众多英语研究者就新语法体系的理念及具体语法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了英语语言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上海的瑞金医院病房中，与章振邦先生进行的访谈实录。

“新编英语语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澎湃新闻：您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丛书，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问世以来，至今一直在再版。

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其中《新编英语语法》是最重要的，大概150-160万字吧，是第一本。后来才有《新编英语语法教程》，这个“教程”是按照《新编英语语法》的体系编的，是上课用的教材，一般大家说的“新编英语语法”其实是指的这个教程（course book），老师们都很熟悉，这个教程已经出到第六版了，第七版在搞，现在没来得及还没搞完。还有一个《新编英语语法》，那是参考书，不是课堂教学用的，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到第四、第五版的时候改了个名字，叫《新编高级英语语法》，第一版好像是我95岁时出版的，也有170多万字的一个大书，很厚的一本书。

自第一部书出版至今已经几十年了，好多曾经参加过这个教材组的人，人都不在了。

现在搞的是《新编高级英语语法》的第二版，差点就要完成了，但是我病倒了，就由张月祥教授和赵美娟教授两个人来写。昨天赵美娟还到我这儿来了。

我讲个实在话，我虽然是《新编高级英语语法》和《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的主编，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上外英语系部分中老年教师集体智慧的产物，我不过是一个推动者、组织者、装配者，最后把人家东西拿来，我把它装配成为一个完整的。所以呢，微不足道。

其实我只是一个把大家的集体智慧组织起来，我一直在推动，搞了40年。

澎湃新闻：您和您的同事这样持续几十年的工作，也恰好与改革开放至今的历程吻合。

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在那个大环境之下，因为有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够这样做。要不是这个大环境，不可能做。

“新编英语语法”系列，它完全是改革开这个大环境的产物。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我们也确实感到很有意义。我们走过的路就是这样，走过四十年的路，每一步都是经过大量的研究、讨论甚至辩论得出来的。

澎湃新闻：这一系列自问世至今40多年，为什么还能被称为“新编”呢？

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这个系列，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起步于1978年，当时教育部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英语教学改革讨论会，我是被教育部叫去，在工作组里面工作。

当时我们搞出来的英语教材，一套教材出版计划里就包括了《新编英语语法》，“新编”二字就列出来了。

为什么叫“新编”？这两个字来之不易啊！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英语教学，原来用的叫纳氏（J.O.Nesfield）英语语法，另外还有一本叫做《英文典大全》（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都是英国人编的，那个语法书中国人当时已经用了几十年，我们小时候学英语都学纳氏语法和《英文典大全》，那个东西过时了。这两个书是18世纪的时候，英国人根据拉丁语法的体系搞的英语语法，拉丁语语法有的东西，英语其实并没有，结果在那里面也有了，还有许多内容也过时了，英语也在发展，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英语里头有的东西它又没有。所以它过时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时是专门给上海编英语教材，也供全国使用。当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市高等学校英语教材编辑组，这个编辑组主要是由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各出一个人，我们编出来的书全国通用。有一天，上海译文出版社来了一位编辑，她邀请我们说：“你们是编上海教材，能不能搞一本有上海特色的语法书。中国之大，不能讲就只有一本张道真语法。”就叫我们搞上海特色的语法。

什么叫做上海特色？怎么搞法？当时语法书多如牛毛，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都逃不了张道真语法，都是这样子的。上海这个英语教材编辑组很大，有几十人，都是一些中老年教师，有丰富的英语教学经验的，我也在其中。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教材组，包括十几个人。我们当时就讨论关于“上海特色”究竟是个什么。

一开始先搞出来一版，我一看这还是张道真那边抄下来的，我说与其这样何必要来编呢？所以又另起炉灶，还是要干，但是干呢不能老是在张道真语法里头转，那样就永远转不出新东西出来。

正好英国文化委员会派了一位英语老师来，也是一位女教授，就在我们这儿长期住着。她带过来一本书就叫做《A Contemporary English Grammar》或者叫《A Contemporary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当代英语语法）。

拿到这本书我们就把它翻印过来，有这么厚一本。我们就研究这本书，一开始感觉到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无法接受。比如说英语里面根据张道真语法有16个时态，但是这本书里说只有2个时态：现在时和过去时，没有未来时。有许多人就拍案而起，认为没有未来时那要表示将来怎么办呢？另外还有关于动词体系，人家有了很大的改变，人家的动词体系里的subjective mood（虚拟语气）很简单，不像我们中国的英语教材里那么复杂。一直以来，好多人学英语一学到虚拟语气就学不下去了，晕头转向了。忽然这样一改，很好啊，简单了，但是一些中国人反而不能接受。

当时有人作报告说《当代英语语法》这本书里头一半都是废话。我说，不能这样讲，我认为人家英国语言学家编的，Quirk和Leech（指英语语法学者Randolph Quirk和Geoffrey Neil Leech）他们编的，你能这样说吗？我们要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还是那老一套，还搞什么上海特色？

我们后来就决定干，从哪里下手呢？就从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里下手，这两方面是改变最大的。《当代英语语法》里面已经有了“语言是带有层次性”这个理论。语法层次有5个：词素、词、词组、分句、句子。这五个层次就构成了语法层次（Grammatical Hierarchy），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术语。我们就准备从这里入手，我们就组织了两个更改小组，一个是 “限定词”小组，因为“限定词”是一个新名词，中国是我们第一次把它介绍进来的，中国以前只有“冠词”，这是个新的（概念）。一直到现在你去看，我们中国编的《英汉大词典》，里头deteminal它还并没有列为一个词条，其实国外词典都已经把它列为词条了，这是我们把它介绍进来的。还有一个是“英语动词适合体”小组，是研究英语动词体系的小组。

1978年我们出了头一本小册子，名字叫做《英语的限定词》，这个限定词一出引起很大的反响。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我们里面研究什么叫限定词，为什么它这么重要，比如在连词词组里面，就是限定词+名词中心词，一定都有限定词，但是我们过去只谈冠词，没有限定词，现在限定词提出来了，它是冠词的延伸，好多东西过去认为，比如my、your、her、his，过去认为只是代词，现在认为它既是代词也是限定词，它单独使用是代词，出现在名词之前就是限定词。这是新编语法体系的第一本书，第二本就是我和张月祥教授，还有顾绍喜教授我们一道搞的《英语动词的适合体》，这本书里对动词的tens改变很大，它不是16个时态，它只有现在时和过去时，没有将来时，还有一个就是英语动词里的虚拟语气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一个get型或be型加上过去时用来表示虚拟的口气，这是我和张月祥、顾绍熹教授我们弄的。

英语跟拉丁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英语里没有那么复杂的动词系统，所以我们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大致8万字，译文出版社出版，一发行就是几十万册。大家都感觉到这个东西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阻力很大。

这个名义上的改革，都是要写文章，作报告，开讨论会、辩论会的，有时候都辩得面红耳赤，拍案而起，“你们这简直是在胡闹”，是这样的搞法，但是我说“我们还是形成气候，好好学习，不懂的东西我们去学习，慢慢地搞”。

所以我们又出第二本，大概是1979年出版第二本，一印又是几十万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很好。

通过两本小册子定下来了这两个方面，随着其逐渐地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这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南京大学外文系范存忠教授，他站出来讲上海的这一套东西是有说服力的，所以南京大学他们都接受了。不容易啊，范存忠是权威啊。

解决了限定词和动词体系问题，我们就着手来编《新编英语语法》（上册），上册1981年就出来了，一印又是几十万册。1983年下册出版，下册则沿用了很多传统语法中的东西，因为传统语法虽然过时，但也不是都错误了。所以我们改革不能脱离传统，还要尊重传统、大力改革。

以上就是第一套新编英语语法的著作，加起来上下册大概150-160万字。这是个巨著。

后来，我们又有个重大的发展，就是英语语法按照层次分析法来搞，搞到“词素、词、词组、分句、句子”，到了句子不能就这样结束了。语法这个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语法结构，语法只是解决一个句子的语法结构问题，你主语用了I，你就不能I is，只能解决一个结构问题，要解决一个句子的意义问题，一个句子写得好不好、对不对，对不对是决定于它的结构，结构上有毛病句子就不队。句子写得好不好、恰当不恰当，是要靠语篇的，一定要把句子拉到语篇，拉到上下文中，你才能断定这个句子它对还是不队，好还是不好。因此，很自然就要去搞“语篇”。

这个“语篇”结构是我们研究的。英语的语篇结构也是由层次性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优势，因为我们讲汉语言结构，我们有本钱，有这个资格来讲这个话。中国古代南北朝时候有一个语言学家，叫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一篇文章特别讲到，汉语语篇的结构是句子、语段、语篇，句子要看句子结构和用词是否得当，但是句子的意义也是有的，但它是有限的，你要解决一层意思，光靠一个句子是不够的，你要几个句子、甚至一小段话合在一起，这就叫做“语段”，又叫“句群”，翻成英语是sentence group。但是“语段”翻成英文不好搞，所以就用句群、语篇。语段就是一段文章当中的一层意思。一个文章，它的层次一定要分明，一定要文层尽顺、层次分明，这是我们老师小时候教我们写作文的“起承转合”。

后来，我们研究了，不管是小文章，像《五柳先生传》《陋室铭》等是有层次性的，就是像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或屈原的《离骚》这样的大文章，它也都是有层次性的。文章的层次分明，这就是语篇结构。我们就本着这样的一点点本钱，我们可以说英语的语篇结构和汉语的语篇结构是相对应的，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英语的语篇结构可以分三个层次，汉语也是三个层次，所以中国人容易接受，它接地气。中国人只要汉语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学起来，一分析就容易接受。古汉语不仅不分段落，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的，句读也没有，但是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层次很分明，一读就很容易懂。

英国人带来的1973年出版的《当代英语语法》，它只讲到语法层次，到语篇层次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有，我们语法层次是五个，语篇层次是三个。语篇层次最低级是句子，这个句子在语法层次里是最高级，在这里呢是语篇和语法的衔接点，句子、句群、语篇，这样就由语法到语篇层次就搞出来了。

这个语篇层次一发展，就是修辞作文了。你学英语干什么，英语么主要能作文咯。你如果不能够连贯表达，光搞一些句子在那儿，你的英语还没学到手啊。所以这样子就把语法层次、语篇层次、修辞作文都串通起来了。当然这是几十年的功夫，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慢慢的磨出来的。

“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

澎湃新闻：“新编”系列逐步推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引发了英语教学界甚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章振邦：是啊。学术上同意不同意，大家都有自由，都能发表意见。不过我们这样子来，在中国还是比较接地气，人家容易接受。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因为译文出版社叫我们编一本有上海特色的英语语法，无非就是要编一本语法比较现代化，还能够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学英语的书。

我们始终抱着这个观点再来编书的。

现在好多参与者都过世了，哪怕最后就剩下我一个，我还是要一直讲这是一个大家努力的产物，我不过是一个组装者。我所组装的那些成分，都是人家英国人的。我们中国人来编英语语法，我们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语言说三道四呢。是英国的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就把它拿来，这就叫做洋为中用啊。把它就变成我们中国人所能够接受的体系，就是我们的工作。

古为今用也很多。就像我们现在正在编的《新编高级英语语法》，其中好多内容，我们先列举了英语的例子，再列举我们汉语里也有的类似的用法，可以用来对照。

对比文学就研究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没有人家研究的那么全面，我们搞的就是把中国所有的东西，能够跟它对比的，我们也都有一点，当然还是很肤浅的。

比如说，英语里头有一种文章相当于中国的骈体文。魏晋六朝骈体文，人家英语里也有这样的东西。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是美籍华人，他专门搞比较文学，人家研究得很深。我们没有那么深，但是我们时时刻刻想着要汉英对比，中国人就感觉很亲切，不要搞得结果人家都不懂，就不好了。

要把外国的东西中国化，接地气，就容易被接受，现在这一点做到了。

寄语后学：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能停滞不前

澎湃新闻：您能不能与我们谈谈您是怎么走上英语教学这条道路的？

章振邦：我学英语很早，从小就学。我的父亲在清末民初在京奉铁路上先后当过售票员、列车长，还当过一个小车站站长。他们当时那个铁路是洋务，稍微级别高一点官员都是英国人，打个报告、请个假都要用英文写条子去。我父亲不懂英语，因此就要花钱请人代笔，花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的观念里“儿子，英语要学好，不学好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们家是这样，我的曾祖父是李鸿章家的私塾老师，人家李家很尊师重教，所以对我的曾祖父的儿子、孙子，帮个忙找个工作都很照顾，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有了一些有利条件，所以从小就学英语。但是那时候学的英语不算什么。

澎湃新闻：您觉得真正“算得上”在学英语是到了什么时候呢？

章振邦：是在抗战时期。抗战时期我在西北大学先修班，那个先修班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或副教授在教，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当然我自己也很努力。我后来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导师是朱光潜，他是学美学的，他的好多书的校订工作都是我帮他做的。他也指导我，不仅是学英语，而且还学文学。因为我想要搞英国文学，就要学欧洲史。搞英国文学如果你不懂欧洲史你怎么搞呢？他就又专门介绍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杨人鞭教授指导我学欧洲史，学了两年，啃了几本大书。

正是因为学了欧洲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在上海地摊买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所以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当中，我支持学生。当时好像是有人来暗示我避开一下，不要搞出事情，我就跑到解放区去了，在解放区又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49年之后，我回到安徽大学教社会发展史。那时候没有英语教了，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英语老师都要改为俄语老师。我因为还有一点理论基础，所以我就教社会发展史。

澎湃新闻：您学了俄语吗？

章振邦：我学了，还能翻译。不过我是哑巴俄语，就是不能开口。但是，苏联的历史问题、哲学问题，这些杂志上的文章，我都能够做到翻成中文，因为我要教书啊。就是这样，我又很系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北京培训之后又教哲学，一直教到1955年。

那时候，上海的俄文学校改为上海外语学院，陆续开设英语系、法语系、德语系，需要在全国招募英语人才，说还有一个人在安徽，就把我调回来，不教政治了，又来教英语了。

那时候，又恢复英文教学，但是我六年都没沾英语了，好多参考书也都没有了，空空如也了。到了上海之后，我就常常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旧书店里面淘参考书。没法子，就是这样搞。到上外来，于是一干就是60年。

澎湃新闻：可以说，您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历史见证者，能与我们谈谈您对上外的感情吗？

章振邦：我对它的感情很深啊！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它的学科也是多方面的，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校了，除了语言之外还有许多的学科。看着它发展，我也很开心。

澎湃新闻：能不能谈谈您对于您所研究的英语语有什么感情？。

章振邦：我搞这个东西搞这么多年，我当然跟它有感情。什么样的感情很难说，比如说我躺在病床上，我还把赵美娟我的搭档叫来，我当面交代我的稿子还有好多地方没完成，你拿去把它完成，而且还告诉她那个材料在哪里可以找到，使她方便一点。

要做完，不做完就半途而废了。就是《新编高级英语语法》第二版，还没出版，正在搞，大概再过两个月就可以交稿了。

澎湃新闻：您的治学之道是什么？

章振邦：我认为治学之道就是一个认真。不要把人家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东西，要诚实。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我好多东西拿来用，是洋为中用，是人家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澎湃新闻：作为一位前辈学者，您有什么寄语后辈的话最想说的吗？

章振邦：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今天这个语法书好像是稍微盖过了前人了，但是如果我停滞不前了，若干年后人家也盖过我了。（笑）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能不断进步。我们的工作不过是这种进步当中的一个小的环节，这个小环节微不足道，是那个大环境早就的。

而且，我们的工作成果是集体的成果。参加这一系列书编写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张月祥教授，他编过一本专著，名叫《英语动词》就是专门讲英语动词的。还有好多同志都是拼命地干，可惜这些人都不在了，只有张月祥还在，我只是把人家的成果拿来组装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我只是做这个工作的，干了四十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