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何以折服于中国？
《牡丹之辉：如何理解中国》是我们近期推出的“走近中国译丛”其中的一本重要著作。在书中作者灵巧细致的阐明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将中国思想的密码讲解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在图书出版之前，“走进中国译丛”主编钱林森教授就本书原创动因和价值意义对作者雷米·马修进行了专访。
雷米·马修（1948—），《牡丹之辉》作者，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主任。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典思想，特别是中国神话、哲学以及先秦文学。已出版了近二十部译著，在法国汉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钱林森，“走近中国译丛”主编，长期从事中法(中外)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与教学，参与创办中法双语国际论丛《跨文化对话》，荣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
钱林森：我要请教阁下的首个问题是，您在心无旁骛沉潜于中国研究时，何以又灵感突发，挤出时间撰写《牡丹之辉》这部别出心裁的著作？我猜想，是否如您在本书导言里所说：“我们怎能不被牡丹的光芒照得头晕目眩？牡丹的颜色、芳香、富丽象征着中国的芬芳与色彩；牡丹熠熠生辉，照亮全世界的人民，而且首先照亮我们法国人。”——换言之，怎能不被东方的牡丹感动呢？请问是这样吗？
雷米·马修：大多数法国人对古代中国、古典中国和现代中国一无所知，这让我感觉不适，甚至恼火，因此我决定撰写这本书。而法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是因为中国文明（历史、文学、社会学、哲学等）在法国中小学教育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许多法国人中学毕业时对中国几乎毫不了解，他们满足于肤浅的知识，即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成见和误解。因此，我认为，为了努力填补这些空白而撰写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小书是有用的。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一贡献微薄，单靠它无法填补信息空白，毕竟这些信息空白源于受教育阶段的儿童期和少年期。但是我们在此有必要重申某些基本的无须高深的科学论证的真理。这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提醒读者，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熠熠生“辉”（这种光辉以中国国花牡丹为象征）。
钱林森：您在本书导言里这样明确指出：“要了解中国对我们说的话，首先要倾听她的心声，接下来才谈得上理解。为此，我们首先要盘点历史的馈赠，然后思考我们亏欠中国的（巨额债务总是容易被忽视）以及中国亏欠我们的（中法双方对此几乎没有印象）。最后，二十一世纪无疑属于亚洲，而且主要属于中国；种种迹象表明，这又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因此我们要勾勒出中法两国在二十一世纪同时向彼此靠近的大致情况。”这是您在尊著中所定下的基调与方向，是吧？也就是说，西方人要理解中国，得首先要学会倾听中国的心声，接下来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步向正确认识中国，友好共存的康庄大道，是吗？
雷米·马修：我认为，双方（法国和中国）都应该记住，我们彼此亏欠。我在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特别是技术上和精神上的贡献，法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亦然，如果没有欧洲的文化和文明贡献，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回顾了中国给人类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贡献。法国人往往忽视中国人的这些贡献，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此外，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及宗教状况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及宗教状况与我们不同，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习俗和行为与我们相去甚远。这就是现代语言中所谓的社会人类学，有助于解释人们在日常环境中的行为动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秉持什么样的道德观，他们有何期望，品味如何……共存显然是可能实现的，也是人心所向。但在国家之间，共存取决于个人善意以外的其他因素，即经济和政治利益，但这些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而，提醒大家我们彼此亏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彼此对全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不仅对亚洲，也对欧洲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
钱林森：我们知道，法国人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家蒙田（1533—1592）始，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1694—1778）、二十世纪知名作家、汉学家、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1909—2002）等前驱先贤，无一不认为，中国在世界图景中长期缺席。就实际而言，只不过是由于欧洲人自以为优人一等，是欧洲中心主义作祟罢了。您认为呢？蒙田、伏尔泰等先知先觉们，无一不曾敏锐地指出过，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的静默、缺场，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悠久中华文明的无视、无知。您能认同吗？
雷米·马修：我同意这一观点，但蒙田和伏尔泰之所以对中国无知（他们两位都对中国有非常片面，但因为完全理想化所以极为正面的认识）是因为那时候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仍然对中国一无所知。而整个欧洲对中国无知，是因为传教士是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知识来源，而传教士们只有一个目标：向人们说明，他们如何可能在这个基本未知的世界传播基督教，以及为什么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事业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他也经常谈论中国）的时代，学者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中国，有的将中国描述为品德高尚的广阔天地，有的将中国描写成野蛮未开化的社会。这就是艾田蒲所说的“亲华”和“恐华”，这两种错误的哲学倾向同时滋养了无知和异国情调，让法国人对这个尚不为人知的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既迷恋又排斥的感情。您所揭露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源于以下事实：最早被欧洲征服的美洲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伦理水平和科学水平总体低于欧洲，那里的人们很容易被奴役。此外，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总体上信奉基督徒，欧洲人相信他们的使命是使全世界皈依“真正”的信仰，即信仰基督。但是遭遇中国，也就陷入了大难题：中国也许在某些技术或科学方面落后，但在一些认识方面领先于欧洲；此外，中国并非真正需要唯一的神。请允许我大胆断言，中国人的精神装备齐全，不仅有祖先崇拜、圣地崇拜，还有佛教和道教，足以维持丰富的宗教生活。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欧洲人还没有理解或承认这一点。此外，如果我们谈论现代之前最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对中国的无知，我们也必须相应地谈论伟大的中国学者对法国的无知。我不相信朱熹或王夫之对欧洲有什么确切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中法两国对彼此一样无知，因此两国之间的误解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钱林森：长期以来西方（法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对中国欠下的债务，导致人们看不到在世界这两部分之间架起桥梁的可能性，这两个世界即使已经知道彼此的存在，却互相并不了解。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了解由来已久。直至二十世纪，法国文化史家艾田蒲先生在其著名的汉学（东方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大著《中国之欧洲》中以深邃的思考和博大的胸怀，愤然抨击欧洲中心主义，痛击自以为是的高卢人是忘恩负义者。他尖锐指出，中国四大发明（纸张、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他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忘记了我们对中国欠下的债务，亏欠于中国的太多了。是时候反思了。”我们认为，艾老高瞻远瞩的批判一语中的。请问，您能认同吗？有何高教？
雷米·马修：这正是我在书中所捍卫的观点。事实上，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已经忘记了这些债务。我研究了中国对欧洲文明史的影响，列举了欧洲对中国欠下的债务。然而，我也没有忘记，这种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相互的，中国也收到了欧洲的馈赠，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了这些馈赠。此外，我们应该区分我们各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因为我们长期对彼此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不想或不能对彼此了解更多，比如在法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期间，此时中国正处于康熙和其他伟大的清朝皇帝统治之下。不管在哪一方面，中法两国对彼此的认识流于表面；两国之间只有商品往来流通，两国人民彼此互不了解，他们对彼此的文学艺术几乎一无所知！必须等到十九世纪，转机才会出现。
原标题：《法国著名汉学家何以折服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