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苏轼与犍为王氏书楼‖王鹏

2024-01-16 17:14
四川

苏轼与犍为王氏书楼

王 鹏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苏轼父子路过犍为时见到王氏书楼,从而与书楼结下了一段因缘,时间跨度达30年。犍为王氏书楼与苏轼的这段因缘,也是犍为灿烂悠久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美丽浪花,近千年前犍为就已存在这么一个规模宏大的书楼也证明了犍为人文荟萃的渊源。

苏轼画像

滔滔岷江入东海 王氏书楼今何在

王氏书楼作为犍为的历史记忆已逐步地远离今人,如今其楼已废。清蒋琦龄在《空青水碧斋诗文集》中重走苏轼南行路描述王氏书楼时写道:“楼废已久,今不知其处”,并有诗云:

“我闻蜀中有楼压鱼鲫,藏书七世眉江滨。犍为之楼乃后出,文采相望绝尘埃。想见当时万玉轴,炉烟山气相氲氤。迩来楼废书散久,江花江草空复春。古人好事不可及,或令后人讥苦辛。人生长物何必有,此论非可概典坟。筑楼藏书固不易,忍令扪腹羞将军。我家遗篇幸好在,数椽遥隔湘山云”。

王氏书楼在苏轼之后就已成为历史,具体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据民国26年版《犍为县志》第五册文事卷记载,苏轼“又尝游览犍南山水,于子云亭下,访王氏书楼古遗迹,赋诗寄慨”。因此诗中描述的风景应该是在犍为子云亭附近。张芑的《行经子云亭》中描述:“鸡鸣曙色开,苍烟漫浩浩。遥望子云亭,青峰殊缥缈。”按以上记载书楼位于现在子云亭附近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此楼在南宋仍然存在。范成大(1127—1206年)在《犍为江楼》中写道:

河边堵立看归篷,三老开头暮欲东。

涨水稠滩连峡内,浅山浮石似湘中。

无人驿路榛榛草,有客江楼浩浩风。

种落尘消少公事,胜裁新语寄诗筒。

《吴船录·峨眉山行纪》:“己亥。发峨眉。晚,至嘉州。庚子、辛丑。皆泊嘉州。壬寅,食后,发嘉州。癸卯。发王波渡,四十里至罗护镇。岸有石如马,村人常以绳縻之,云:‘不然,为怪。’百里至犍为县。县有江楼,甚高爽,下临长川。过县二十里,至下坝(今孝姑镇)宿。”

廿年因缘诗为媒 黄州相遇成至交

顺着王氏书楼的脉络,可以将苏轼人生的一段历史作如下还原:嘉祐四年(1059年)己亥,24岁的苏轼完成丁忧,十月与父、弟携眷赴京,沿岷江、长江东下,第一次见到了犍为王氏书楼,并写下《犍为王氏书楼》,从此与犍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苏轼踌躇满志,希望能有机会为国出力。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入狱,次年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刚到黄州时只有他和儿子,人生地不熟,心情非常的忧郁。

元丰三年,苏轼到黄州十来天后,偶然认识了犍为王氏书楼的第二代主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苏轼住黄冈,王氏兄弟住鄂州,两家人隔河相望。由于两家人意气相投遂成为了挚友,苏轼经常到王家吃饭并留宿。王氏兄弟本是西蜀富家又是皇亲,犍为王氏书楼就是王家人所修建,当年修建的情形十分壮观,书楼也非常雄伟,后来不知何故王家人带着书籍离开犍为,在湖北鄂州过上了隐逸的日子,并遇到了苏轼。在他的《季常帖》中还描述了与王氏兄弟之间有书籍借阅的关系,与王家作为著名私人藏书家族是相符的。是年,苏轼写诗赠予王家《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诗中描述了两家人的交往和情谊,并对王家的背景和王氏书楼的修建进行了交代。被贬而遇到知己对苏轼是一大幸事,两家人既是朋友又是蜀地老乡,解除了苏轼在他乡的孤寂。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写下《别王文甫子辩》《再书赠王文甫》,回顾了两家人交往并表达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也对这一段友谊进行了描述,足见情谊之深。五年的贬官生活,苏轼体会了人间冷暖,通过王氏书楼与王氏兄弟的友谊使苏轼感受了友谊的温暖,同时一大批朋友聚集在苏轼身边,所以这几年也是他完成经典作品最多的时期,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犍为王氏书楼使犍为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一代文豪苏轼与王氏兄弟的一段真挚的友谊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

苏轼与犍为王氏书楼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嘉祐四年(1059年)第二次赴京的途中,这次苏轼携全家包括妻子王氏自眉山沿岷江长江而下,同年十二月到达江陵,1060年2月到达京城。在这次赴京途中苏轼路过犍为第一次见到王氏书楼,写下了《犍为王氏书楼》一诗并收入三苏父子亲自编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合著的诗文集《南行集》。

四川历来有藏书之风,犍为王氏为藏书世家,当年的王氏书楼是犍为的一处非常宏伟的建筑,正是苏轼的这首诗确证了犍为在宋代就出现了有记载的私人藏书机构,在中国的藏书史上,犍为由于苏轼诗而被载入了史册。苏轼《犍为王氏书楼》全文如下: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

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

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

山猿悲啸谷泉响,野鸟嘐戛岩花春。

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先登搏战事斩级,区区何者为三坟。

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

古人不见悲世俗,回首苍山空白云。

在这首诗中苏轼并不知道王氏书楼的主人是谁,他更没有料到在二十年后被贬黄州时会与书楼的主人相识并结下一段深厚的友谊,在孤寂失意时为他带来朋友的温暖。

也许是因缘巧合,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一年他在写给秦观的一封回信《答秦太虚书》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里面记载了他与王氏之间的交游情况:“所居对岸武昌,山水绝佳,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数日不厌。”这时的苏轼应该是已经知道王氏书楼主人的身份了,并与王氏结成朋友。

季常帖

苏轼在其著名的《季常帖》中对王氏有描述:“一夜寻黄居束《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揭,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王君”就是秀才王齐万。王文诰《苏诗总案》:“王齐万,字子辩,嘉州犍为人,乃齐愈字文甫之弟。”王齐愈,字文甫,宋代词人,四川犍为人,两兄弟与苏轼交往颇密。苏轼自己在《定风波》一词前写道:“元丰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大醉。”他还赠对联给王齐万:“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苏轼与王氏兄弟的情意相当的深厚,他被贬黄州能得一知已是万幸,所以在他离开黄州时写下了两篇充满深情的文章《别王文甫子辩》和《再书赠王文甫》用以辞别老友:

《别王文甫子辩》:“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至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而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车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书赠王文甫》:“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

这两篇文章生动地刻画了苏轼与王氏两兄弟在其被贬黄州期间的情意,流露出他对过去几年友谊的美好回忆和对即将离去的依依不舍。从元丰三年到达黄州至元丰七年离开黄州,苏轼与王氏兄弟有百余次的交往,可见相互之间关系已到了非常熟悉的地步,特别是《再书赠王文甫》中苏轼甚至以玩笑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舍,这种表达方式只可能至交之间才可能使用。

王氏书楼终成谜 犍为文脉万古传

王氏后人的身份虽然可以确定为王齐万和王齐愈两兄弟,但对王氏家族为何能藏书如此丰富,却又突然离开犍为从军而去,其原因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在《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一诗中,对书楼主人的身份和书楼的变迁有这样描述:

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

塞江流秭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

倾家取乐不论命,散尽黄金如转烛。

惟余旧书一百车,方舟载入荆江曲。

江上青山亦何有,五洲遥望刘郎薮。

明朝寒食当过君,请杀耕牛压私酒。

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访古江之濆。

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

诗中前两句指出了王氏是西蜀大户相当富有,这就解释为何他们有能力建造如此规模宏大书楼的原因。同时诗中第二句又描述了书楼建造时的盛况:“塞江流秭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第三、四句诗描述王氏兄弟性情豪放“散尽黄金,方舟入荆”的过程。从这首诗中可以大致还原王氏书楼的历史。但对于王氏从军一事却还是没有交代,以至到了清代光绪二年(1876年)仁寿人廪生毛瀚丰在《王氏书楼》一诗中也表露出自己的疑问:

窗中江雾乱氤氲,幽翠漫山路不分。

玉躞犹温摊落日,牙签半湿过飞云。

石房梵夹余香染,灯阁书声带瀑闻。

坐拥书城兼万斛,不知何事欲从军?

苏轼的朋友,也同是一名藏书者的岐亭监酒胡定之也作诗《犍为王氏》指出书楼主人从军的历史:

花雾氛氲散绮窗,山猿悲啸谷泉淙。

主人被甲长征去,不及岐亭监酒艭。

苏轼在《答秦太虚书》说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胡定之是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应该也与王氏兄弟相识,因此胡定之也说“主人被甲长征去”,那书楼主人曾经从军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因何从军则成为千古之谜。

中国的私人藏书发端于春秋时期,到宋进入繁荣期。曹之《中国印刷史的起源》统计,宋代藏书家见诸记载的有311人,并出现了少数藏书世家,“藏书七世”的犍为王氏应该就是少数藏书世家之一。王氏书楼是中国私人藏书进入繁荣期的代表之一,由于与苏轼的一段因缘得以留在历史记载中,成为了研究中国私人藏书史的一个重要素材。

在犍为的历史出现过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书楼并被大文豪苏东坡以诗记录,证明犍为历来就是一个文化昌盛的地方。书楼、文庙、邵伯温,这些重要的文化符号将永远留在犍为人的心中,千年文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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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 鹏

供稿: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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