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评《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流动的文明与世界史学科的未来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六卷），[美]威廉·H. 麦克尼尔等主编，陈恒、俞金尧、刘健、郭子林、黄艳红、刘文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月出版，1980.00元

世界历史与百科全书的兴起

“宝库山”之名源于伯克希尔出版公司的英文名“Berkshire”。这家出版公司在准备出版一套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时，征询中国同事关于该公司合适的译名。因为其公司所在地靠近伯克希尔山脉，而且该公司以出版百科全书而享誉学界，故而定名为在中文语境中富含深意的“宝库山”。

若要考察“世界历史”的缘起，也许就不得不从“普遍历史”（Historia universalis）说起。在古代世界，许多文明中都有类似的文献传承，其核心的目的在于呈现当时所知的所有地区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所阐述的“轴心时代”中，中国、以色列和希腊构成了三种对历史理解的不同进路。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三种进路互不干涉。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的将历史的本质归结成作为造物主的神明和受造物的人类之间的互动，有的则认为一切混乱的历史现象与兴衰沉浮背后有永恒不变的天道或晦涩不明的命运所掌控。以色列的历史观借助基督教的成功，在奥古斯丁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模式。这种夹杂着浓厚神学观念的历史分期，也同样影响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特别是统治了中世纪数百年、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T-O”地图模式。

“互动”作为人类各个文明发展的核心理念，在各种交往和冲突中逐渐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原先的价值体系和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不断地接受挑战。随着阿拉伯人的崛起与扩张、蒙古人的西征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拉丁西方由神学观念衍生出来的世界观念受到了巨大挑战，历史叙事与历史知识体系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逐渐发生转变。彼得·冯·西韦尔斯（Peter Von Sivers）在编撰沃格林的作品时感慨道：只有研究世界历史的史学家们才开始意识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欧亚区域，这个大约从500年到1500年，涵盖中国、印度、拜占庭、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时空体系中展现出了共同的特征，使它们清晰地区分于此前的古代文明（[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二·中世纪[至阿奎那]》[修订版]，叶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

此后，虽然学者们还想在过去斑驳的长袍上继续修修补补，但随着航海贸易、殖民传教等等活动，海量信息涌入欧洲，前所未知的世界徐徐展开，各种更新鲜的冲击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知识重组。从很早的时候，人类就开始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进行搜集、整理，并通过将之系统化形成新的认知体系。上古时代的《山海经》、司马迁的《史记》抑或是犹太人的《圣经》，再到伊西多尔所编纂的《词源》（Etymology）和《艺文广聚》《册府元龟》等类书，在本质上都是汇聚知识。

在百科全书的编撰史上，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启蒙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其中的条目多有议论时政、针砭世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百科全书“对客观知识进行详细介绍”的初衷。然而，作为人类理解和运用的知识，又何尝是真正客观的呢？单就篇目划分标准来说，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就极有创新性。他将所有的知识划分为“记忆”“理性”与“想象”三大类。作为第一大类的“记忆”中，又划分为历史（包括神圣历史、教会历史、公民历史、文学历史等等）、自然（包括自然历史）。第二大类的“理性”则涵盖哲学、自然科学两大类，其中哲学既包括上帝的科学（亦即自然神学、启示神学等）也包括人的科学（包括人类的逻辑、判断、交流、伦理等），而自然科学则更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包含一般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光学、矿物学、化学等等。而第三类的“想象”则主要包括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等等（David Adams, “The Système figuré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in the Encyclopédie”, in Diana Donald and Frank O’Gorman, eds., Ordering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2006, p. 190-215）。这是狄德罗等人对当时人类已知知识的一种系统划分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在此后的时代里，变得越来越难。

“亚伯拉罕”“历史分期”与多元世界图景

这套丛书原英文名为“百科全书”，在中文版本中被译为“研究指南”，的确是点睛之笔。五百七十七个词条设计了三十四个主题，前有简要概述，后有较长篇幅的阐释，且多配以图画和地图。几千字中既包含了丰富的知识性，同时也有很强的专业性。也有一些读者抱怨这本大部头的著作与他们的期待并不吻合，抱怨甚至像是“布匿战争”这样的事件居然都未能列入其中。但平心而论，主编的编撰意图并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具体知识，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些知识可以十分便捷地从网络中获得。毋宁说麦克尼尔及其同侪希望以百科全书词条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世界历史究竟要讨论些什么，以及如何讨论这些问题。

比如，在这部以字母表排序的《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后文简称为《指南》）中，第一个词条便是“亚伯拉罕”。作为三大宗教之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在犹太教中和在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译为易卜拉欣）中十分不同。一个亚伯拉罕，多方各自表述。在《旧约》传统中显得颇为软弱、更为自我的亚伯拉罕，在《新约》中业已成为了正义和虔诚的象征。除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线索上加以阐释之外，《指南》在后文其他条目当中，还会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更多层次的阐释。比如在“亚洲”这一条目中，就再次对亚伯拉罕加以阐发，认为他是一神论的首创者，即使在不同传统下有各式各样的神圣文本，恪守宗教性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共祖”地位。在历史上，这些奉行一神教的民族共同持有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存在着强烈的敌意和分歧，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贸易、婚嫁以及文化交流也以不同方式保存着彼此的文化传统。因此，在阅读六卷本的《指南》时，同一个主题往往会在不同的词条中反复出现，但每一次出现都更契合于该词条的语境，进而勾勒出错综复杂的知识版图。

在欧洲传统的历史学发展中，民族主义与教派主义相互交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学研究。单就拉丁西方来说，民族主义是中世纪时期帝国与教会两大普世系统趋于式微之后的产物（[瑞士]卡斯帕·赫希：《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现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种历史》，X.Li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民族历史叙述的诞生既是民族主义建构的根源，并反过来影响了民族主义叙事。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虽然对谁真正领导着欧洲人引领全人类、全世界走向进步还有所争议，但领导权在欧洲人手中则是没有争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误以为只以档案说话的兰克才会在其九卷本的世界史中说，对穆斯林而言，他们的历史在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后就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在兰克看来，就是将古希腊的文献传输给中世纪的欧洲人。然而，自由的历史、宪政的历史、帝国的历史，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下逐渐失去了对过去的坚固信心。

于是，在“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这个条目中，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就将带有浓厚主观意识的历史分期问题，再拆分成了理论问题、组织问题和伦理问题。比如研究性别史的学者还更看重父系社会的出现或者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历史节点，研究宗教史的学者更看重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普遍信仰出现的时间段。而我们将“中世纪”“黑暗时代”乃至“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等词汇用作历史分期的术语时，自然就蕴含着价值判断。中国传统史书中的王朝兴替划分的分期标准仍然在广泛使用，这其中难道不也隐隐蕴含着“天命史观”的延续吗？在考古学领域，由于主要处理的是物质器物，在十九世纪中期丹麦考古学家提出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迄今仍有影响。在同一时期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提供了一种将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考虑的分期，这种结合了周期性和线性发展的历史分期理论将最美好的时代安置在了未来。整体而言，大部分的历史分期都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方向感，却一般都不隐含着进步或者衰落的价值性评断。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传统深深地打上了欧洲文化的烙印，无论是狄德罗等人所编纂的《百科全书》，还是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各个大学中所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历史学教授讲席，都在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层面奠定了历史学自成一格的根基，并在大学的体系建制中保障了历史学的专属领域。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越发进入到一个信息爆炸增长的时代。作为美国学界全球史研究的巨擘，威廉·麦克尼尔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也受到了许多挑战和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晚年的自传中，他明确表示自己从不后悔倡导全球史并终生服务于这一理念的决定。在麦克尼尔看来，传统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领域内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与信息，但是受制于个人能力的极限与视野，传统的历史认知也有其上限。在二十世纪，宇宙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其他领域的专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所获取的新认知和新理念，可以使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类本身的历史。科学的进步不仅带来技术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会使人类理解世界和理解自身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随着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发展，人们越发确信人类的活动创造了全球性的气候条件，保证了五千年前的农业文明兴起，而智人则是这个星球的历史上唯一能对生物圈从整体上产生显著影响的物种（参见《指南》词条“人类圈”[anthroposphere]）。相对于其他物种，人类更依赖于习得性信息，而这种习得性信息来自其他个体。这就是使人与其他动物相互区别的根本之所在，也就使得学习本身成为了一种权力的来源。

视野转化与对历史的新认识

回首过去数千年的岁月，每个文明的根本性变革的大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在各种交流当中，技术的传播最为迅速，而艺术表现形式及各种技艺手法在不同文化圈当中的传播更为迅捷，且表现更为鲜明。《指南》中“艺术”相关条目的阐释，令人眼前一亮。

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贵霜王朝与犍陀罗艺术为例，犍陀罗的佛陀是以古希腊-罗马之阿波罗神像等为原型，在同一时期，马图拉造像中佛陀形象则更多地来自本土的“药叉”（yakshas）传统，而这一传统才是阿育王以来的孔雀王朝造像传统。取代孔雀王朝的巽伽王朝虽然以婆罗门教为主流信仰，但也有佛教的相关造像，可对于佛陀的描绘更多的是以一些象征性的符号来指代，比如法轮（象征鹿野苑的初转法轮）、菩提树（佛陀在菩提树下最终证道）以及舍利塔等等，而对佛陀本尊却并未加以直接描绘。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早期印度本土传统中禁止表现和描绘神明形象的禁令。在这样一个简洁的条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印度文化圈的佛造像传统是如何受到了古希腊-罗马造像风格及其技术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呈现为不同传统的交织。

“艺术”条目下由著名汉学家郭适（Ralph C. Croizier）所撰写的“世界历史与艺术”更是一篇信息量极其丰富的研究导论。汤因比和斯宾格勒都将视觉艺术的具体化视为对伟大文明活生生灵魂的特殊表达，而伟大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正是世界史的核心，由此观之，艺术的呈现就反映了这种生命的周期。在郭适看来，虽然有很多将世界史与艺术史结合的研究，真正在这一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则是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的《朝圣者的艺术：世界史中的瓷器文化》（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在这部作品中，芬利以强大的思维能力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材料搜集能力，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瓷器制作、传播、仿制以及重塑的体系，并且将之深深嵌入到不同时代、区域的文化交流中。其中材料之丰富，甚至使一些学位论文将之作为“原始文献”来源，进行“大规模系统性参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该书的中文版将标题译为“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郑明萱译，猫头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出版社），与原标题及内文中的宏阔视野殊为不同，将芬利宏阔的全球史视野极大简化了。

商贸与艺术的传播本就是世界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指南》中还有一些内容提供了更新的思考。大卫·休谟曾经说：“人类是如此相同的，所有时代、所有地域都是如此，所以，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历史并不告诉我们任何新的或奇特的东西。历史的主要用处仅在于发现人性的不变与普遍原则。”虽然人性的演进和迁变仍然存疑，但新的技术和知识体系却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难以预估和测量的影响。比如，麦克尼尔在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能的流动”（Energy Flows）。人类最早的时候依赖于生物能，包括植物和动物的能量，而植物和动物又与土地、土壤状况、山川河流有关。人本身作为动物能的组成部分，又根据植物、农作物的产量、畜牧业的发展程度来流动，影响全球整个的变化。以《枪炮、病菌与钢铁》而蜚声海内外的地理与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就曾论证，因为沿着亚欧大陆长横轴一带的日光与气候分布相对均衡，粮食作物、动物驯养以及相关的农业技术在过去一万年间传遍整个地域；相对而言，非洲和美洲大陆漫长的南北纵轴在这方面的表现就远远逊色。进入到了工业化阶段，人类本质上仍然跟着能源流动，只不过在原先的动植物资源之外，更加上了煤炭与石油，随着技术的演进，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也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建构。这种结合自然科学认知的思考也许并不能立即改变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但的确能为历史学家分析史料以及扩大历史资料的来源提供极大助益。

对中国世界史研究和普及的启示

在《指南》中，每个词条的后面，编写者都会罗列相关的参考书目。根据词条的规模，多则十余种，少则四五种，其中绝大部分均为以英文写就的参考性著作。这一方面是由于主要的编撰者都是英语世界的学者，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在二十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学界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对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可以借此通览相关的研究进展；对于刚刚入门的学生，可以按图索骥；对于一般有兴趣了解世界史的读者，则有了一个信息准确且体系宏大的参考资料。

这部《指南》首要的目标读者是一般受教育人群，其中的参考文献多有通俗普及类的作品。历史学具有天然的使命，在探究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文明交融之外，更要传承历史知识，构建公众的历史认知。在华夏文明的传统中，史学具有非常尊贵的地位，不仅位居“四库”之第二位，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不二法门。《指南》的主编麦克尼尔认为，有着不同遗产、不同地域状况的不同民族和群体，肯定会继续保持这种互有差异的态势，并且这种差异在未来会持续甚至加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们看到学者们曾经期望的全球化加速发展不仅没有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反而使得许多国家和民族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加强调自身的历史和基于历史的群体认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下的全球化似乎还不是各方都满意的全球化，而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历史，也还不是理想中合作共赢与包容的世界历史。

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积累相当薄弱，而且就其广泛的研究领域而言，各个不同时段和门类之间的发展水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较来说，“大航海时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大国历史）因为有百余年的积累，相对为大众所知。半个多世纪的亚非拉传统研究虽然一度衰落，近年来也在不断复苏。但对于上古和中古时代的世界历史，却由于文化宗教与语言文字等“高门槛”障碍与隔膜，不仅一般民众所知不多，甚至成为各种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的重灾区。正如在开头时提到的，“宝库山”出版集团向以出版大型百科全书闻名，他们在二十一世纪初邀请麦克尼尔组织编写这部百科全书也是为美国一般受教育人群提供关于世界历史的参考体系。相形之下，应当以出版百科辞书为当下社会构建知识体系提供权威参考的出版社，却出版了匪夷所思的作品（如河清：《言不必称希腊：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实在令人忧心忡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科”也许确实是“服务业”，但是这种“服务业”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塑造、影响乃至改变。学术界的知识生产不仅仅是象牙塔中的自说自话，而是要应对社会需要。在文明演进、民族发展的紧要关头，要借助学术研究力图塑造一个“非中心化、非集权主义”的开放包容的秩序，要摒弃形形色色“中心论”（郭长刚等：《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麦克尼尔等人所面对的是美国或者更为广泛的英语世界读者，而我们在文明互鉴的背景之下，既要看到他们怎么写、试图向民众传达什么思想，也要进一步思考中国人写我们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的时候，从中国读者的立场应当怎样呈现。理解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门径便是追溯历史源头，唯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对待其他文明、实现文明互鉴，才能够实现共同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