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马》映后交流:宿命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又留住了什么

文 | 章世玥(实习生) 编辑 | 徐婉
古涛执导的纪录片《驯马》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作品。它曾荣获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艺术探索奖、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以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气球”奖,是继《路边野餐》后又一部获得南特大奖的中国电影。今年,它又入围了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D20竞赛单元。我有幸参与了《驯马》的展映及映后交流会。

IDF2018《驯马》映后交流会
导演古涛在十年前和朋友东东有一个约定——陪伴他从云南昆明,返回远在北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内蒙故乡海拉尔。十年后他重逢了东东,东东已从一个20岁的阳光少年,变成了一个30岁的颓废中年人。导演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时代烙下的印记,又或许是一种普世的心理状态。于是他端起摄影机,在一次次和敏感的东东“你进我退”的拍摄中,用了六年的时间、经过多个版本的剪辑,终于有了答案:“驯”和“被驯”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宿命的悲剧。它是普世的,无法逃脱的,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处在这种“宿命”的悲剧当中。
导演把现实的碎片组成了棱镜,试图让每一位观众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映射。曾经做实验电影的古涛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叙事训练,但他以开放式心态完成的作品,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纪录片美学的更多可能性。片中东东这个人物承担了“提出问题”的任务,就像古涛说的那样,“这部电影它就是提出问题,然后用这个问题和我们交流。我希望以这个视角和观众做交流,也许这不是能立刻获得的东西,但是它非常重要。”
▍以下文字整理自IDF2018《驯马》映后交流会
Q=观众 A=导演
Q:《驯马》这个片名从何而来?
A:在剪辑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非常看重片名,片名作为一种视角,是电影语言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是流水账,这个片名就可以叫作《东东》,但这样就做狭窄了,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开放的视角。
“驯”和“被驯”这种关系,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基于一种更普世的存在。而这种存在的本质是很悲剧的,你是没办法逃脱的。只要你是一个人,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处在这种“宿命”的悲剧当中。
Q:除了和东东的友情,你为什么想要去拍他?
A:我认识东东是在2000年,那时他只有20多岁,阳光少年,刚刚从海拉尔到昆明,从北方到南方。我们俩是在一个书店里认识的,一见如故成了好友。那时他开了一家复印店,我没事的时候上他店里去坐坐,听听音乐,或者和他一块儿在街上闲逛。但是后来2008年我回到云南又见到他的时候,我吓到了。他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颓废的小酒鬼的样子,见到我抱头痛哭。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也隐隐能感受到一些。2008年的时候,中国正在历经巨变,很多事情,无论是从房地产,从人们的观念,从互联网的介入……我觉得都对当代中国人产生了影响。个人生活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个时代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时代的东西在东东身上烙下了印。在当时我仅仅是有这种直觉,但并不知道这部电影会不会成立。
我之前不是做纪录片的,而是做实验电影的,在胶片上做抽象影像的,我所有的电影经验都是非叙事的。但遇到东东之后,我想用摄影机去了解他、去尝试拍。如果当时我知道其实后来花了六年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要崩溃,可能也就没有勇气去做了。
记录朋友太痛苦了,因为东东非常敏感,他反感我拍,我又很执着地一定要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是一进一退。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大家都能够更成熟地去看待生活,看待人生,看待彼此之间的情谊,以及看待彼此的伤害。

导演古涛
Q:您在片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旁白,为什么用这种方式?
A:有朋友说我电影中的旁白看起来特别跳,但是东东看了以后对我说,“古涛,你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就好像是你在对我说话。”其实从电影的表达上来说,我们要很电影化,要安静,要作壁上观,但我觉得有时候情感的连接更重要。
我这么多年没见到东东,他一见到我就痛哭流涕。因为我离开他之后,他一直是一个很孤独的状态,几乎没有朋友。见到我之后,他很希望跟我说话,但我又端着摄影机,他其实是很恨的,很讨厌的。他对我说,“你不要端着摄影机,我跟你说话就行。”当东东开始对我倾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需要跟他对话,所以我还是把这些旁白放进去了。
其实不放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表达方式,比如有人说加字幕就好了,但我觉得都不对。因为这一段返乡的旅程,是多年前我和东东共同许诺下的,我还有很多要对他讲的东西。
Q:某种程度上来说,《驯马》是否是一部“私影像”?
A:首先我尊重别人的感情。一个朋友对你袒露心声,如果他不信任你,不信赖你,你是不可能窥探到人性的幽暗面的。纪录片有时候就是你的显微镜,可以探查到这种重要的东西。这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我们讲到的纪录片原罪的问题。一方面你觉得把朋友的私人生活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会让这部片子变得更好,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会因为这个而伤害别人。我每次打电话给东东,说我们要在哪里放映等等,其实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感。
我觉得有些“私影像”可能是通过“爆奇观”来博取(人们的眼球),但《驯马》完全不是这这样。“私影像”好像也是中国提出来的概念,在国外好像没有人讲“individual film”,但“privacy”是有人讲的。其实所有的纪录片,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具体问题来具体看待。
Q:影片展现了很强的戏剧性,是否有偏向剧情片的意味?
A:其实是片子的形式感如此,我剪辑的时候本身就想往这个方向走。纪录片发展走到今天已经很开阔了,记录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完全打开了,这种打开是挺好的。我当时就是像一部电影一样来做的,我没有想做成一部纪录片。不过它最终肯定还是一部纪录片,因为它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从叙事和电影的表达形式上来讲,我是出于个人对于电影美学的一种追求来做的。
Q:片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呈现?
A:是的,我用了倒叙。火车是一段很好的旅程,其实电影也是一段旅程。在两小时的电影旅程里面,我放了东东发生的这些事情,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顺序,但不是非常严格的。电影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这个逻辑需要把火车这段旅行和电影这段旅程契合在一起。当它们契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再是一个那么限制我的东西。

《驯马》剧照
Q:影片中间有一段东东哥哥静坐的背影镜头,是怎么考虑的?
A:那个镜头是我剪辑中的一个考虑,涉及到的是电影“呼吸”的问题,我觉得影片在那个地方是需要呼吸的。哥哥和东东之间有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是从哥哥静坐在那里开始的,他的身世是一点点地被他人讲述出来的。
看病的时候,妈妈就一点点地讲了这个大儿子是做什么的,然后爸爸也讲了哥哥小时候是怎么成长过来的,再到后面,他们兄弟两人直接面对面地发生意见和价值观的冲突,以及他俩在电梯里再发生的情感交流,这些我觉得就够了。所以他静坐在那里的镜头,在哥哥这条人物线中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Q:东东哥哥似乎是一个成功者,而东东却是一个loser,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处境吗?
A:如果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心里都有一个东东曾经存在过,我觉得我就做对了。因为他达到了一个普世层面,和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层次的人都有一种沟通和映射,这种映射就是电影里最重要的东西。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风吹过树。吹过之后,这个树有什么改变吗?有的树改变了,有的树没有。但风它具备这样的能量,这是对风的要求,电影是风,而树就是观众。

《驯马》剧照
Q:东东看了影片之后有怎样的反应?他现在的状况怎样了?
A:纪录片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议题。我个人认为,这就像艺术有没有用这个问题一样,但我觉得其实是有用的。
东东他第一次看,是在瑞士首映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大屏幕上被放大了五六倍,受不了了,趴在那儿哭了十多分钟,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不过他和我说,“你做了这个东西,没问题”。
东东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其实在纪录片里是很难拍摄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拍摄。他甚至经常来和我讨论纪录片美学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你以为你拍的我是真实的吗?”他说,“古涛,我告诉你,我认为你拍到的其实都是碎片,就像是玻璃碎在地上一样全都是碎片,我没觉得你拍到我了。”他在一开始就给我这么一个下马威,我当时都没法回答他。一直到这个片子剪完以后,我又跟他交流,我说,“东东,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我拍的都是碎片。是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把所有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我把它们组成了一个棱镜。这个棱镜折射出来的,就是这个片子要讲的东西。它是你,它也不一定是你。”这就是我给他的回答。
后来我们这个片子在南特放的时候,东东在网上已经有了一个小店,卖点云南茶具,生意比较好了,也有钱了。他就说,“为什么我在瑞士看了可以,但我在法国南特看的时候,就特别恨我自己,特别恶心,是不是因为我有钱了?”。再后来在昆明,我又专门给他爸爸妈妈放映了一次。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对一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需要用时间慢慢去吸收的东西,它不是拍完马上就可以呈现的。东东今年30多岁了,也许等他到40岁了,50岁了,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片子,我相信他的感受也许会不一样。
至于现在的东东……你们还记得影片最后的那个女孩吗?他们结婚了,而且就快有小宝宝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说,你看看东东这个人怎么这样,其实人是不能下断论的。
Q:现在东东的生活稳定下来了,意味着他最后被这个社会驯服了吗?
A: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是一个“宿命”的悲剧。而且东东在这个片子中所承担的部分其实是提出问题。他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他是一个英雄。我们每个人也都不是英雄,包括你,包括我。我完全可以觉得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失败者,我虽然做了一部电影,但也许我在其他地方是失败者。我也每天都在丧失,不停地丧失了很多东西。但又能怎么样呢?或许这就是人生。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就是在提出问题,然后用这个问题来和我们交流:在这个“驯和被驯”的宿命当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又或者留住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