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共议：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教育能做些什么？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为紧迫和复杂的全球性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头等大事。教育能够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什么？如何发挥教育的作用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近日，在主题为“气候•教育•学习：力挽狂澜，由我做起”的第六届世界教育前沿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结合气候变化教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教育能为气候变化做什么？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凤岐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人类能做的唯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做起，而教育责无旁贷。

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曾对上海236所中小学校进行调查。他发现，所调查的学校在项目化学习上共设计了400个科学项目，与环境有关的项目占比约20%，总体来看比例很高；但其中有关气候变化的项目占比2.5%，占比很低。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伟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和社会议题，也是教育议题，教育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教育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定位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长久以来，教育一直遵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范式。这无疑是在加剧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危机。”岳伟谈到，为了缓解、适应乃至扭转气候变化，教育本身必须变革，其重要方向就是自身的生态化。

另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国际学生的一个评估调查显示，年轻人普遍对气候变化有很好的认知。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近80%的学生表示知道或非常熟悉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情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分析师黛博拉·努莎认为，教育系统通过影响思维方式、行为和生活选择，在气候变化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同时，气候变化为教育提供了一个机会：帮助年轻人提升思维技能，更好地接受复杂性。

气候变化教育面临哪些挑战？

在东亚这样一个应试教育氛围浓厚的地区，怎么样开展气候这样一个看似和升学、应试没有直接关联的教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盛兵指出，落实气候变化教育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裴卿长期从事气候变化教育课题研究。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当与学生们谈及全球气候变化，学生通常都会觉得离自己非常遥远。在学习气候变化时，学生很难体会到气候变化的痕迹。

裴卿认为，如何拉近学生与气候变化教育的距离，有效地推进气候变化教育，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这是气候变化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下，在一些国家里，学校科学教学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太大变化，变得越来越过时，并且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科学实践脱节。”黛博拉·努莎认为，学校科学教育在培养未来科学家奠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吸引和支持学生在STEM领域深造是加强绿色发展的关键。

教师是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关键，但全球教师普遍缺乏与气候变化教育相关的必要知识、资源和教学培训，无法在课堂上有效实施气候变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对144个国家的58280名教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40%的教师有信心教授气候变化知识。

气候变化教育如何开展？

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可持续发展讲座教授宫鹏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很多都不是高深的问题，气候变化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他认为，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应该设计在基础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到高中，优先传授气候变化对健康威胁的知识，从简单的应对高温热浪康护知识入手，逐步增加系统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知识。

气候变化教育涉及到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内容。岳伟提出，气候教育的实施要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融合，要发挥不同学科的独特优势，达到协同育人的效果。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李行伟认为，政府可以利用数据信息库开展科普活动，和中学、大学展开合作，提高学生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气候变化教育的发展需要跨学科思维，在大学层面，旅游产业、环境、经济等学科都有交叉。他希望中国这些相关的科目建设，可以形成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系统。

岳伟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体验式教学、探究式学习对于气候变化教育最有效。这些教学法能够让学生与真实世界建立联系，能够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进而从不同角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尹后庆也认为，气候教育不仅是教会大家在生活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技能，关键是要让学生形成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要的价值观，从而带动行为转变。在气候变化教育课程的构建与实施上，主题式的学习方式推动学习者从知识学习走向理解学习，在此基础上再与生活联系，以此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世界教育前沿论坛”是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创办的一个跨领域的国际教育交流平台，以“引领趋势，开创未来”为宗旨。论坛旨在推动最新教育思想和最新教育模式的国际间交流，推动最新教育科技的应用，实现未来教育的全面发展。本次论坛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合作，田家炳基金会、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