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弗里德曼谈战略理论和当下国际形势
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Lawrence Freedman，1948- ）为伦敦国王学院的荣休教授，英国枢密院成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核战略理论、国际关系、冷战和军事史。他曾担任伦敦国王学院副校长和战争研究系主任。他是福克兰战争的英国官方史官和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成员。
他的《战略：一部历史》（Strategy :A History）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品牌推出中文版，《战争的未来》（The Future of War: A History）也将推出中文版。
2018年9月，陆大鹏在牛津采访了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
谈《战略》和《战争的未来》
您是著名的核战略理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冷战史专家，但《战略：一部历史》这本巨著不仅涉及传统的军事策略，还讨论了政治策略（包括工会运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之类的草根反抗既得利益集团的“下克上”政治活动）和商业策略。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这后两块内容是您的关注领域。这似乎有点让人意外。
弗里德曼：这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之前还没有人写过这样一本全方位分析策略的书。我在1994年和出版社签了合同，花了很多年才写出来。军事策略、政治策略和商业策略这三方面一直是我个人的兴趣。我读书的时候参与学生运动，对它的历史很有兴趣。我还长期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的领导职务（战争研究系主任、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副校长），做大型组织的管理工作，所以对管理科学也很有兴趣，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当然作为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是不能写《战略》这样一本涉猎很广的通史的，因为风险太大。需要几十年的积淀才能写这样的书。而且到了这个阶段，我也不太关心别人的看法了，只想写一本自己想写的书。写这本书给了我很多乐趣。
《战争的未来》则更难写。里面涉及大量文学作品，年轻的学者很难写这样的书，因为很难得到教职委员会批准。比如为了写这本书，我读了汤姆·克兰西的很多小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作家。H.G.威尔斯的文笔很一般，但他对于研究人类如何构想未来的战争很重要。
是否存在一种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略？
弗里德曼：不存在永恒的战略，但存在永恒的问题。如果我们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孙子兵法》之类的古典文本，会觉得当时的人面对的问题很熟悉，和今人面对的问题相似。比如现在经常有人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你知道那句名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无可避免，肇因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
学习和研究战略的人倒不一定非读修昔底德不可，但他的作品是个不错的起点。修昔底德和克劳塞维茨这样的经典里面并没有包含什么永远正确的智慧，他们的书不是操作手册，不是说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只要参考他们的书就好了。但这样的经典著作滋养人的头脑和思想，刺激人去思考，而不是告诉人们去思考什么东西，更不会提供答案。
《战略：一部历史》研究过美国的旧保守主义者和“第四代战争”（4GW）战略理论家威廉·林德（William Lind）。林德说：“无限制的移民和多元文化在逐渐蚕食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这不能反映社会趋势，而实际上更多是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意识的计划。美国的敌人的有意识的敌对行动给美国文化造成了损害，而美国国内的天真幼稚和思维错误的分子怂恿和鼓励了美国的敌人。”特朗普上台后，林德在美国颇得到一些喝彩。您如何评价林德的观点？
弗里德曼：林德这话当然是胡说八道。今天的他的理论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和欢迎，尤其是特朗普阵营里有些人对他的话信以为真。英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我长大成人的那个英国，从很多方面讲已经不存在了。我对此并不介意，我对过去的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文化单一的西方社会没有怀旧情绪。总的来讲，今天的西方社会比以往更多姿多彩，更有活力。
西方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让一些人不开心，疏远了一些人。但这种变化是因为历史的复杂因素而逐渐地、有机地发生的，而不是像林德那样的阴谋论者说的那样，是有人在贯彻一种战略，要从文化上打垮西方。
比方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女权运动。我母亲很聪明，完全有能力读大学，但她结婚之后就不再工作，更没有机会读大学。今天的女性显然比我母亲当年拥有更多的自由。比如我太太是牛津大学的法学教授，我女儿也受过高等教育。女性获得更多自由，这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它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很多人努力去争取自我提升的机会，而不是因为有敌对西方的势力在暗中搞鬼。同性恋平权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林德是个荒唐而可恶的人。他的影响力很大，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到了社会的变化。
您最欣赏哪一位战略思想家或政治家？
弗里德曼：我很喜欢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他是一个真正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思想家。他是多面手，对核战略、经济学、犯罪、全球变暖等很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战略研究领域来说，他的贡献是对博弈论的巧妙运用和对冲突与议价的新理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粗略地概括谢林对核威慑博弈论的阐释：“你站在悬崖边上，和另一个人用铁链连在一起。游戏规则是，如果对方屈服，你就能获得自由。你能做的其实很少，唯一能威胁对方的手段就是把他推下悬崖，但那样的话你也会被拉下去摔死。那么你该怎么办？你可以开始跳舞，越来越接近悬崖边缘。这样的话，你不需要让对方相信你能做出非理性的事情：同归于尽。你只需要让对方相信，你愿意比他承担更高的坠落风险。如果你能让对方相信这一点，你就赢了。”
我钦佩的另一位人物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迈克尔·霍华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1922- ），他还在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历史学家，曾在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还一手创办了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他对我的影响很深。他是个传奇人物，年轻的时候是英国陆军冷溪近卫团的军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战场的很多血腥战役，比如1944年的蒙特卡西诺战役。战略研究发展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迈克尔爵士的努力。传统的军事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上的战役中吸取教训，学以致用。而迈克尔爵士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他认为，想从历史上的军事行动里直接吸取经验教训来指导现代的作战是不可能的。另外，传统的军事历史主要叙述战役和战斗，而迈克尔爵士会格外强调战争的社会学意义。你可能知道他的名著《普法战争》，他从战争里分析了普法两国的社会结构。
在采访中谈论自己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的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至于政治家，我写过一本关于约翰·F.肯尼迪的书《肯尼迪的战争》（Kennedy's Wars），我很钦佩他。我觉得肯尼迪随着年纪增长，政治水平越来越高。我相信如果他没有被暗杀，会有非常伟大的成就。
我对战略家的理论是，时势造英雄，伟大的战略家需要伟大的历史时刻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比如丘吉尔在1940年的表现极其精彩，但在那之前并不高明。如果他在1932年去世，那么世人就会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纳尔逊·曼德拉在1964年完全有可能被判死刑，如果那样的话他也是失败者。但他实际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他构想出了对抗英国的成功策略。
您的新书《战争的未来》探讨了“人类对未来的战争如何构想”的话题，记载和分析了历史上人类对未来战争形态的种种千奇百怪的推测和臆想。有意思的是，这些“未来预测”往往是通过小说的形式表达的，比如1871年乔治·切斯尼爵士（Sir George Chesney）的小说《多尔金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设想了德国入侵英国本土。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设想了火星人入侵地球。类似的预测未来战争的作品往往非常受欢迎，甚至受到美国总统这样的大人物的追捧。您写到，里根总统非常喜欢汤姆·克兰西的《红色风暴》（Red Storm Rising），并向撒切尔夫人极力推荐。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虚构文学会对决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弗里德曼：精彩的故事对人的影响力，包括对总统的影响力，往往超过学术性很强的分析性的文章。如我在《战争的未来》里分析的很多案例，如果写文章或写书纯粹是为了传达政治信息的话，这样的作品往往会非常枯燥沉闷。要想更有效地影响读者，最好的工具就是虚构作品。当然这需要优秀的文笔。我自己就不喜欢写纯粹论战性的作品，而努力寻找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过，一个人读的东西的影响力往往发挥在意想不到的层面。比如，里根读汤姆·克兰西的小说之后产生的想法，可能和克兰西的本意迥然不同。 一个人阅读的东西对他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迂回的。
官方史官和伊拉克战争调查
您是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英国官方史官，这是怎么样的经历？
弗里德曼：英国政府委托我写一本福克兰群岛战争的官方战史，向我开放所有的档案资料。我还去了福克兰群岛做实地调查。那真是风光旖旎的地方，但人口很少，并且与英国本土相隔半个地球。为了这样的地方打仗，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您认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是成功的吗？
弗里德曼：可以说是成功的，毕竟最后我们赢了。但我觉得，对英国来讲，更好的战略是尽可能早地摆脱福克兰群岛，让英国无需对它负责，因为一旦英国对它负责了，就必须负责到底。
您的《福克兰战争官方历史》（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首次披露，战争期间英国军队携带了核武器，这是怎么回事？英国政府当时做好了核打击的准备吗？
弗里德曼：英军携带核武器其实是个偶然。远征福克兰的特遣队是在很短时间内仓促组建的，特遣队的部分舰船（护卫舰“光辉”号和“阔剑”号）原本正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训练，携带了配有核弹头的深水炸弹，而不是远程核导弹。时间紧迫，这些舰船必须立即赶往战区，没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地方将深水炸弹卸下，又担心匆忙之中丢失这些武器或者在港口被记者曝光，于是干脆把核武器一起带到了南大西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核弹头深水炸弹从这两艘护卫舰转移到了两艘航空母舰上，而这两艘航母自己也携带了核弹头深水炸弹。英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打算使用核武器，而皇家海军的保密工作极好，以至于二十三年后（2005年）我的两卷本《福克兰战争官方历史》出版之后，公众才得知当年英军携带了核武器。当然英军当年出动了核动力潜艇，不过它们配备的是常规武器。
我接受官方史官的使命之后，去内阁办公楼上班。工作的第一天，秘书把我需要的档案都送来给我。我读了当时议会的会议记录，一眼看到议会关于核武器的讨论，当时让我大吃一惊。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偶然和人的错误有可能对历史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作为官方史官，您会受到政府的约束和某种形式的引导吗？
弗里德曼：因为那部书叫《福克兰战争官方历史》，很多人认为它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或者说是政府批准可以公布的观点。其实政府对这本书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政治审查，只有几处为了对情报来源保密，做了一些处理。除此之外，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看什么档案就能看到什么，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这段经历还挺有趣的，不过我一个人读堆积如山的议会档案，经常感到寂寞。
等到我参加“伊拉克调查”的时候，政府对我的工作就更谨慎了。你知道，戈登·布朗首相启动了这项调查，检视英国于2001年至2009年间介入伊拉克的行动。这次调查工作的政治性更强，但政府没有对我们施加任何压力或引导。我们调查委员会的几个人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内部确定了报告的精神，剩下的就是整理证据，构建一个连贯的、清晰的叙述。
这个过程花了七年，我们因为耗时很长受到了一些批评。不过内容实在是详细。报告发表之后，公众还是满意的。我们调查和写作的时候就明确了，必须要谴责某些人和某些群体，因为英国政府参加伊拉克战争是不妥的。当时萨达姆·侯赛因对英国利益并未造成迫切的威胁，英国情报部门当时并不确定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仍有和平解决的方法，总之在2003年并无必要发动战争。
您目前有什么写作计划吗？在今后几年，我们会读到您的哪些新作？
弗里德曼：我给“瓢虫”系列通识读本写了一本《核威慑》，下周出版。核战争理论是我的老本行，这本书是写给大众读者的，基于我做过的讲座，篇幅不长，配有很多卡通插图。
我的一本新书将于2019年1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叫《乌克兰与战略艺术》（Ukraine and the Art of Strategy），讲的是近几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在战略方面，乌克兰危机能给我们哪些教训。这本书也可算是乌克兰危机的历史。另外，我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书《核战略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2003年出了第三版，作了很多修改。现在我将该书重写了一遍，即将推出第四版。
至于还没有动手的新计划，我想做一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在考虑写一本网络公司的历史，比如谷歌、亚马逊。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当然，关涉到具体的公司，都有相关的史书。也有讨论与网络公司相关的隐私保护、伦理、垄断等问题的书。但还没有一本综合考虑网络公司这种历史现象的书。比如，为什么有的网络公司能够生存和发展，有的却昙花一现；网络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网络公司大多是美国的，但近些年中国大有迎头赶上之势，阿里巴巴的这样的企业已经具有很强的全球影响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很多这样的网络巨头都是从很小的创意开始的。亚马逊的杰弗·贝索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战略眼光。
我的一生经历了计算机和网络的革命。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用的是电动打字机。我见证了网络公司的崛起。对于网络公司有很多批评，尤其是关于它们获取私人信息的方式和人们对隐私权的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络公司是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东西，比如他们可以网络购物、订酒店、叫出租车、开车导航等等。年轻人可能觉得这些生活便利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这一代人经历过前网络时代，我对网络时代的感受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谈当前国际形势
核战略理论是您最有名的研究领域，您研究了冷战时代的核战略，写了很多经典著作。您认为，当下是研究核战略的好时机吗？今天人们对这个领域有什么新兴趣和新见解吗？
弗里德曼：既是好时机也是坏时机。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对核战略理论的兴趣暂时冷淡了。最近因为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以及特朗普对朝鲜的剧烈动作，这种兴趣又开始复苏。其实说到底，核战争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性是很有限的，所以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国际政策的变化。
我前几周刚在韩国访问，作了几个讲座。韩国的气氛并不紧张，不过韩国人在互相辩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金正恩。我的观点是，即便能信任金正恩，他能对形势改善起到多大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
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写了一本非常聪明的书叫《关于朝鲜向美国发动核攻击的2020年委员会报告：一部推测性小说》（The 2020 Commission Report o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Attack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 Speculative Novel）。这部小说里，朝鲜用核武器攻击了美国，事后美国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此事，就像911事件之后的调查委员会一样。刘易斯是国家安全问题的专家，熟悉裁军、核武器等领域，他设想了朝鲜与美国的谈判最终崩盘，导致战争。这有点像科幻小说，但很好地捕捉了朝鲜核问题的很多细节。有意思的是，里面还写到特朗普发推特评论朝鲜的核攻击。
当下的美国有机会运用核优势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吗（当然同时要避免真正发生核交换）？
弗里德曼：我觉得这种机会仍然存在，但特朗普给这个问题增加了很多不可预测性。因为他和之前的掌握核武器的政治传统是完全断裂的。
您如何评价俄罗斯目前奉行的所谓“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战略，比如除了常规武力之外还使用假新闻、社交媒体宣传和干预外国选举之类的手段。还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敌人正在使用的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这些算是成功的战略吗？
弗里德曼：很多人认为普京的战略很成功。我认为普京的战略并不聪明，他的举动会让西方更加不信任他，更加有可能联手对抗他。顺便说一下，现在看来，网络和社交媒体并不像很多乐观的人想象的那样会促进自由，社交媒体对威权主义和右派的帮助似乎更大。
对当下几个主要军事强国之间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竞争，您怎么看？这是不是一种危险的现象，是否可能打破现有的核平衡？另外，近期有新闻说，美国国防部在考虑研发在太空部署的导弹拦截系统（SBI），您觉得这可能实现吗？
弗里德曼：单纯从技术角度讲，我觉得这些新型武器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对于这些新型武器能否有效地满足使用者的战略需求，我持怀疑态度。历史上有很多新武器刚出现的时候被寄予厚望，比如坦克、飞机以及“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成功应用的智能武器、精确制导等新技术。从最近几年伊拉克的局势来看，我们很难说在技术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军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满足了美国的战略需求。新武器也许能打赢战争，但打赢战争和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往往还有很远的距离。我相信，说到底，最终还是需要直接的接触，需要步兵去控制物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