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记忆里的季羡林先生

2018-10-21 08:44
北京

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5月4日东语系校友返校庆祝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忆起了老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已近九年,但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对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弟子来说,季先生不仅是恩师,更是我们终生的做人楷模。以下所记是我们亲历的与季先生相处的几桩往事,雪泥鸿爪作为心香一瓣,纪念敬爱的先生。

季羡林

第一印象:亲切和蔼、真诚朴实,是个平易近人的人

第一次见到季羡林先生是在1964年9月东语系的迎新会上。那时我正值青春年少,怀着玫瑰色的梦想幸运地跨进了北大校门,来到季先生门下。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亲切、和蔼、真诚、朴实,非常平易近人。他个子不很高,面容略瘦,穿一件当时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介绍东语系的情况,鼓励我们学好本领,将来建设国家。他声调不高,语速不紧不慢,不事张扬。我感到,他是个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实在人,是一位值得信赖、值得尊敬的长辈。

当时季先生给梵文班高年级的学生教课,与低年级学生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过了54年,依然历历在目。

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去学生会领一个。那时候国家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再加上我们这届学生又多数来自农村,不少同学是赤脚走进校园的。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后,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脸盆,但心里暖暖的。

二是那年国庆节,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见到了毛主席,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记得未名湖岛亭的教工俱乐部有一台,学生是不让看的,我就有过混进去看电视被轰出来的经历。季先生叫一群衣冠寒素的大孩子到自己家里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据此我认定季先生是个好人,是个好老师,与我们没有距离,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是我的终生大幸。

“文革”期间:身处逆境的先生与我们印地语1964级学生的结缘

1967年初至1970年春天,季先生大部分时间与我们印地语1964级同学一起活动。身处逆境的季先生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对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爱好专长了解得一清二楚,与许多同学建立起终生的友谊。班里大多数同学在毕业多年之后仍去燕园看望先生,先生也尽自己所能,为许多同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的同学王华章回忆说:“我记得在史无前例的那场十年浩劫中,季先生因敢于仗义执言,‘自己跳出来’公开反对北大那位‘老佛爷’的倒行逆施而被抄家、被批斗,继而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和凌辱。我当时对运动懵懵懂懂,辨不清东西南北,被潮流裹挟着漂流、沉浮。只是在我内心深处,一千次、一万次地想也想不明白:我所敬仰,也是全系师生所敬仰的系主任季先生怎么会突然成了大家的敌人、坏人?难道真的会是这样吗?后来,他被从‘牛棚’放出来,被安排参加我们印地语班的学习。这时,对他的批斗大为减少,我暗自为他高兴。每次学习,他都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在沉思着什么。学习场所就在40楼我们的宿舍里,面积狭小而局促。我们坐得离他很近,但心里又觉得很远。当时,他头上的‘帽子’仍未摘下,我们都不敢和他走得太近,也不敢和他多说什么。但在我内心深处,仍然觉得他是我们的老师、先生。”

柏永生同学说:“十年动乱中止了我们的学习。但即使是文斗加武斗的恶浪向先生袭来时,我也不曾见我们印地1964级的任何一个同学曾经写过批判先生的大字报或对先生有过措辞激烈的批判发言。现在才知道,先生视为至宝的记录他几十年生命历程的日记,就是我班章宗阳同学当年冒着危险暗中保存下来、完璧归赵的。后来,先生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后,被安排到我们班学习。他每天按时来到我们宿舍,静静地端坐在床边,木木地看着这一群嬉笑打闹的年轻人,偶尔嘴角也露出一丝极轻微的难得的微笑。他极少说话,像一个心情郁闷的长者默默地看着他的孩子。”

据章宗阳回忆:在离开北大约六年以后,他给季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问候。季先生得知他并未完全放弃所学专业后,回信予以鼓励,并寄去一些印地语讲义。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年近古稀的季先生迎来了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的又一个春天。章宗阳深知季先生工作繁忙,有意识地尽量不去打扰他老人家。令他甚为感动的是,季先生依然牵挂着他的学习和工作,先后寄给他《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全译本》等,并多次想方设法为他物色举荐专业对口的工作。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章宗阳说:“我不仅了无遗憾,而且将庆幸终生!因为先生对我的关注,表达的是一位世纪老人对后学弟子的无私厚爱,代表的是一个像大地般朴素真诚的长者对社会尽的一份崇高责任。”

我还记得1969年秋冬,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学生看望季羡林(后排中),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雨露恩泽:先生对我的关照

1979年夏天,季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西行考察讲学。那时我在新疆部队工作,先生在新疆的日程安排特别满,他就让工作人员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这一晤就是一整天。几年没见,我发现先生仿佛年轻了十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先生没有整块时间和我谈话,就令我陪在身边参加座谈、考察,利用活动间隙,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在新大图书馆鉴定善本古籍的时候,他还不忘向那里的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在军区做调研工作。如果他需要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每次从边疆回京,我都到北大六院或外文楼看望先生。学校的工作、系里的工作、研究所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工作,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加上他庞大的科研计划,先生忙极了。还是老办法,我待在先生办公室里,不影响他会客、接受采访、批阅文件,有时间就聊几句,一待就是半天。中午了,先生对我说:“你回家去吃饭吧,老祖()烧好了菜等着你呢。我这里还有事,不陪你了。”

1985年,组织决定让我从部队转业,我写信报告了先生。先生回信说,关于工作安排,要多做几种准备,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后来有人告诉我,季先生为了我能够返校或归队,四处奔走,从学校找到市里人事部门,碰了不少钉子。我听了诚惶诚恐,小子何德何能,蒙先生如此厚爱!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归队,辜负了先生对我的期望。能从遥远的边疆回来,可以经常见到敬爱的先生,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春节给先生拜年,遇到几位颇有成就的当年同窗好友,不禁自惭形秽,感到愧对恩师。季先生安慰我说:“好钢使在刀刃上。事务性工作总得有人做,都当专家,专家岂不是要饿死了?”我不敢以好钢自喻,但先生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安下心来,认真打杂,干过党务,搞过后勤,甘当绿叶。我认为,不管是否在先生旗下做事,只要认真学习和践行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算没有辱没师门。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爱人和孩子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先生。他们跟我去先生家中拜访,先生都是笑脸相迎,拿出点心、水果热情招待,告别时亲自送出大门。有段时间我爱人身体不好,先生总挂记着,每有新作出版,先生在赐赠时总是先写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吃石榴,还特意把山东老家捎来的石榴留给她吃。小孩子不懂事,上中学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问题要向季爷爷请教,也不管中午还是晚上,跑去就敲季爷爷的门,老先生不但不嫌烦,还夸他们“肯动脑筋,有出息”。季先生对我们的下一代都慈爱有加,寄予厚望。

本文作者看望季羡林

学生为他编书:“还是有吹捧之嫌,再改!”

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2005年,蒙先生首肯,我和老同学胡光利将先生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整理成一套文集,定名《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

编辑书稿,又一次为我提供了亲聆先生教诲的机会。我们写的“编者前言”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我们认为实话实说,并不为过,可是先生看了不高兴,说:“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遵照先生的意见,我们改了一稿,先生看了说:“还是有吹捧之嫌,再改。”改了三遍才通过。

有人建议,把领导同志和季先生的合影收入书中,这类照片不少,收进书里可能是个卖点。可是季先生坚决反对。他说一张都不许收,决不可借领导同志抬高自己的身价。先生不主张开新书发布会,出版社坚持要开,先生请助手转达了三条意见:“领导同志公务繁忙,不要请他们到会;不要摆放我和领导同志的合影,不能借领导的光宣传自己的书;也不要放我的录像片,放几张照片可以。我季羡林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不要招摇。”他还说:“应当靠书的内容、书的质量赢得读者,而不是靠宣传。人家说好,是鼓励我们,人家挑毛病,是鞭策,都要感谢。”熟悉季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一贯风格。这次为先生编书,受益良多,不仅是学习先生的为文,更重要的是学习先生的为人。

回忆文集出版以后,有一家出版社找到我,要求编季先生的散文集。我没敢贸然答应。他们又请陈建功先生向季先生说项,季先生果然不同意。他对我说:“我的散文已经出了七八种,有的我还不知道。内容大同小异,你选这几篇,他选那几篇,不少文章是重复的,人家买还是不买?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所以,你不要凑这个热闹,人家不编的你编。”

遵从季先生的意见,我选编了一本《季羡林谈义理》。拿到样书的季先生很高兴,他说:“这书可能有点用。(对哲学)咱们是外行,外行有外行的好处,就是敢说。许多内行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外行人可以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不少观点,是千虑一得。”果然,季先生这本书很快被纳入人民出版社的“人民联盟书库”,后来又进入农家书屋,广受读者欢迎。

一件旧棉衣:一位南方学子的温暖与感动

2017年读到1983级师弟石广生的文章《季羡林老师的旧棉衣》,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那年秋季开学,广东籍新生石广生来北大报到,不同于别的同学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挎包。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宿舍可不是拎包即可入住的,光板床上什么卧具都没有。这引起了在新生报到站帮忙的季羡林副校长的注意。石广生回忆说:“第二天,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骑着单车,来到我们宿舍32楼,敲响了我的门。那轻轻的叩门声,怯怯的声音,淡淡的眼神,洗得发白的蓝士林中山装,让你以为是一个问路的普通老汉。‘广东来的小石是住这里吗?’老人把声音抬高了些。声音惊动了过路的老生,他们有的叫季校长,有的叫季老师,然后跟着进屋来。”

此时石广生方知,来人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向他嘘寒问暖,当得知其家庭经济困难时,告诉他可以申请困难补助,还告诉他该去找谁、如何办理。一位校领导骑车来看自己、如此关心自己的情况,这让石广生感动不已。

让石广生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在图书馆晚自习回来,管理宿舍的老职工告诉他:季先生怕你这个南方孩子冬天不好过,特意给你送来了一件旧棉衣。石广生说:这是一件四个兜的蓝色旧棉衣,左腋下的里子已经破损,袖口也已磨得发白,内兜里还装着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多年后读季先生的《牛棚杂忆》,看到当年季先生被监督劳改,打扫厕所时捡到一枚硬币的记载,他心想,莫非就是这一枚?季先生的这件旧棉衣陪伴这位南国学子度过了四个冬天,毕业时,石广生把它洗干净缝补好,还给了季先生。

季先生的棉衣成了石广生大学生活最温暖的回忆。

派人“跟踪”张曼菱:北大副校长对学生的关爱

1980年,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换届选举,许多不甘寂寞的北大学子跃跃欲试,参加竞选,燕园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中文系有位1978级的女生叫张曼菱,她不是官方提名的候选人,是自己跳出来的。她的竞选口号也很吸引人——“东方女性美”,这一下子使她成了“名人”。有同学回忆说:“例外的是张曼菱,她一出来立即轰动。既然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之外还要谈谈女性。张曼菱指出,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得不像男人(没了骨气,没了男人气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张口就能骂人)。她把这概括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还提出口号要恢复‘东方女性美’。她说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内在美,像温柔、女人味、热爱家庭之类的,和相貌没什么关系。”

张曼菱崇拜秋瑾、向警予,理了个男孩子样的寸头,大大咧咧,敢于“放炮”,曾经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办公室直陈意见,口气还相当冲:“你们老了,经历了这么多,可是现在有谁扶持我们?”她这个初生牛犊参加竞选,不知道未名湖水有多深。虽然她在1976年清明节因为悼念周总理被打成“反革命”,但她不知汲取教训,此时又如此“出风头”,很快引起了一些同学的不满,招致了大字报的轰击和围攻。人民代表没有选上,还被孤立,连正在读研的男朋友都离她而去。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先生知道了此事,他深知挨批、挨整是什么滋味,实在担心张曼菱会想不开,发生什么意外,就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注意她,暗中加以保护。一天夜里,下了晚自习的张曼菱独自一人到未名湖边散步,发现有人跟着自己,这个人就是李玉洁。她质问李玉洁为什么跟着自己,李说是奉季副校长之命,担心发生意外。见张曼菱不相信,她把张带到十三公寓。张曼菱跟师母打过招呼,就跟季先生进了书房。先生没有提竞选的事,也没有提大字报,他们聊人生,聊学问,谈得很融洽。张曼菱后来回忆说:“季先生总是含笑对我,他从来不提我受到非议的事,而是对我说:‘没事可以来。’相见时,我们谈的都是随意和淡淡的。双方都想见面,其实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事情’要办。当我愣头愣脑闯入朗润园那荫庇下的房间时,那份轻松、惬意,是一种享受。”就这样,张曼菱结识了季先生,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导师。季先生一直称张曼菱为“小友”。就这样,一个30年代的清华剑客,一个80年代的北大侠女,成了忘年交。

季先生一直在默默关注和支持这位敢想敢说敢干的女生。张曼菱也很给力,1981年3月20日,当中国男排冲出亚洲、北大同学欢呼庆祝的时候,张曼菱带领同学们率先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毕业前夕,她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当代》发表,不久就拍成电影《青春祭》,参加了1986年在美国举办的中国电影新片展。

季羡林与学生在一起

学生查资料受阻:“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季先生悉心呵护的当然不仅仅是张曼菱。1979年夏天,中国社科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王邦维报名参加考试,以高分被录取。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就设在北大六院,季先生兼任所长。王邦维进入该所就读,成为季先生的四位研究生之一。

开学不久,季先生与1978、1979两届四位梵文研究生见面。那是在六院一间办公室内。季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四个学生王邦维、葛维均、段晴和任远分坐桌子两边。先生先问了问每一个学生的一般情况,然后说:“你们先上梵文课,争取把梵文学好。有时间,各方面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没有料到初次谈话就是如此简单。王邦维有些纳闷,该读些什么书呢?先生已经走出了办公室,他追出去问,也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他真的感到有点失望。后来,他才渐渐明白,先生的话,简单却又不简单。季先生的学问之大、用心之深,超乎自己的想象。

从1979年到1982年,王邦维听季先生讲课,向季先生请教问题,在先生指导下撰写论文,硕士毕业后留在研究所工作,又和先生在同一个研究室 。1983年至1987年,王邦维继续在季先生指导下在北大东语系梵语专业读博士。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季先生有时作具体答复,更多的时候是启发学生自己思考。读研究生,选什么论文题目,一般也由学生自己提出,先生并不表示肯定或者否定。他先问学生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打算怎样写,其结果往往是学生否定自己原来的想法,重新考虑选题。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学生逐渐明白一些道理,论文也就写成了。

1981年,王邦维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需要对古代的一些刻本进行校勘,其中包括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文物。研究所的老师联系借阅,图书馆方面答复:研究生不行,如果季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是可以的。可是,当时季先生是研究所所长,又是副校长,社会兼职很多,工作繁忙,王邦维感到不好劳动先生。但季先生知道了此事,立即对他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于是安排了一天,季先生专门带王邦维去北图。结果一切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王邦维立即开始工作。先生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便拿出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开始阅改。整整用了半天时间,陪在学生身边,直到他校完录完卷子。回学校的路上,王邦维向先生致谢,先生只是说:“今天很好,这件事就算功德圆满了。”

学生们在医院病房为季羡林庆贺生日

写在泥土地上的留言

季先生成为广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燕园就广为流传季先生跳水塘救儿童、多年悉心奉养婶母的事迹;七八十年代,他为新生看行李的事更是人尽皆知。所以,当他行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迎上前去向他问候、行礼,或者停下脚步,静静注视着他渐渐远去。这种场景,在他住进301医院之前,已经成为燕园一道司空见惯的风景。

1998年秋季开学不久,一天早晨,季先生走出家门,在荷塘边的泥土地上发现了两行用树枝写的字:“季老好 九八级日语”和“来访 九八级日语”。很显然,这是日语专业九八级新生来过,他们想看一看自己敬仰的季先生,又不想打扰老人家,就用这样的方法,表达对季先生的崇敬和热爱。看到这些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季先生的眼泪夺眶而出,洒落在泥地上。季先生曾说过一段话: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一点勤奋,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一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了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生下来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它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

如今的为人师长者,应该记住这段话。

(作者系中央档案馆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杨玉珍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7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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