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介绍 | 《沙粒与星辰：奈莉·萨克斯诗选（1940—1950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在中国并不为人熟识。她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女诗人之一，与她的精神弟兄保罗·策兰同为大屠杀文学及战后德语诗歌的杰出代表。1891年，萨克斯出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是家中独女，从小极度内向腼腆。在1930年父亲患病去世后，她与母亲在纳粹统治下受尽折磨，直到1940年几乎在最后一刻逃往瑞典。她与生病的母亲举目无亲，蜗居在出租公寓里，并重新开始写诗。1965年，她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并于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上海三联书店今年7月出版的《沙粒与星辰：奈莉·萨克斯诗选（1940—1950年）》收录了她从1940年到1950年期间的诗作。1940年的流亡是萨克斯创作的第一个标志性转折点，1950年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的去世是另一个转折点。
《沙粒与星辰：奈莉·萨克斯诗选（1940—1950年）》
奈莉·萨克斯 著
姜林静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的译者海德堡大学德语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德文系副教授姜林静女士，专门撰写了长文《沙粒微小，星辰涅槃——奈莉·萨克斯其人其诗》作为本书导言，透过此文，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命运坎坷的女诗人。
沙粒微小，星辰涅槃
——奈莉·萨克斯其人其诗
一、 奈莉·萨克斯其人“住在我沙粒中的微小神圣
该去哪里？”
——《圣地之声》
1966年，奈莉·萨克斯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七十五岁的她依旧有着少女梦幻般的双眸，安静苍白的脸上挂着微笑。很难想象，人性和诗性的巨大力量会从这样纤弱娇小的身躯里涌出。死生的重量，随蝴蝶振翅，沉落至玫瑰。
75岁的萨克斯于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年近半百时，她与相依为命的母亲流亡至瑞典。最初十年，厨房角落里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几乎就是整个天地，她蜷缩在那里吃饭、睡觉、翻译、写作，手稿散落在橱柜里。直至花甲之年，国际声誉才纷至沓来。大世界涌进了小厨房，但即使她的名字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世人对这位女诗人依旧知之甚少。她好似20世纪的艾米丽·狄金森，深居简出，沉默寡言，极少讲述自己此前的人生，只偶尔与朋友谨慎地分享秘密，仿佛守护着随时会爆裂的黑影。
萨克斯在瑞典住所的一角与里尔克一样，这个极度孤独的诗人其实是个特别渴望心灵联结的“写信人”，她一生写了超过四千封信。借助这些信件，我们能依稀勾勒出诗人生命的线条。
1891年，萨克斯出生于柏林一个归化了的犹太富商家庭，是家中的独女。从小极度腼腆自闭的她由于不适应学校，只能在家接受私人教育。她的母亲虽然温柔，却总是病恹恹的。于是，她在保姆和家庭教师的陪伴下，在汉莎街区一栋优雅的花园别墅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为了给她解闷，父亲送她鹿、羊、狗作伴，偌大的家庭图书馆也赋予她幻想的源泉，只不过她的阅读并非系统性学习，而更多是自我找寻的过程。她尤其钟爱各种中世纪传奇故事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卡夫卡的父亲一样，萨克斯的父亲也极具犹太商人的行动力和冒险精神，但他的高傲与独断也给家里罩上了乌云。才华横溢的父亲让小奈莉敬佩不已，却难以亲近。在仅有的一些童年回忆中，萨克斯总会提及伴随父亲的钢琴声起舞的梦幻时刻，这一奇特的“晚间仪式”几乎是她与父亲的唯一亲密联结。总之，笼罩童年岁月的是挥散不去的孤独感，以及对爱的连绵渴念。
少女时期的萨克斯十七岁时，她热烈地恋上一名男子。萨克斯始终不愿多提这段影响了她整个生命的悲剧性爱情。我们不清楚这名男子究竟是谁，两人为何分手，只知道这段无疾而终的宿命让少女落入深渊，萨克斯为此绝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挣扎于死亡的边缘。1908—1910年间，她在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在精神病医生理查德·卡西尔（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表兄）的建议下，开始尝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绝望。当生命的喘息变得如此沉重时，诗行的音韵和节奏帮助她重启一呼一吸。从此，写作成为她逃离毁灭的一种幸存方式。
虽然创作对她来说如此重要，她却彻底游离于彼时的柏林文学圈之外，也极少受那个时代盛行的表现主义文学影响。她流亡前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散文诗、少数戏剧作品和幻想小说，这些作品很少发表，只是偶尔在一些报纸和期刊上找到落脚点，并未让她成为公众视野中的“女作家”。
萨克斯的父亲1930年患病去世后，这段少女时期的恋情应该重燃过，并且“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时期最具毁灭性的年代”。根据萨克斯后来的零星记述，这名男子最终因参与抵抗纳粹运动而被捕，经受了严刑拷问，萨克斯也因此被盖世太保多次传唤，党卫军甚至还突然上门审问。萨克斯很可能目睹了爱人受拷打和折磨，深感沉重的命运将两人捆绑在一起。最终，这位神秘爱人还是未能逃脱厄运，在30年代末惨遭杀害。再一次的离别，永远的离别，独留萨克斯站在纳粹风暴的中心，脆弱到几乎彻底失去了主动争取希望的力量。
“哦，贫寒屋子里高贵的幽见。
假如我能知道，这些元素的意义；
它们指释着你，因为一切都永远
指向着你；我百无一用，唯有哭泣。”
（《蜡烛》）
关键时刻，她的德国挚友古德伦·丹奈特为几乎被遗弃的萨克斯母女到处奔走。1939年夏，丹奈特在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就赶到瑞典求见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恳请她为萨克斯母女流亡瑞典提供担保。萨克斯十五岁生日时曾获赠拉格洛夫的《戈斯塔·贝林的故事》德译本，从此就非常崇拜这位后来的诺奖获得者，视其为楷模，还时不时将自己的诗作寄给拉格洛夫（萨克斯1921出版的流亡前唯一一部作品《传奇与故事》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丹奈特拜访拉格洛夫时，后者刚刚经历了一场致命的脑溢血，所幸她还是回想起了这位笔友，愿意提供帮助。此后，丹奈特又争取到了多方支持，甚至包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尤金·贝尔纳多特亲王，使这对犹太母女获得了逃离德国的一丝希望。
拉格洛夫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1909）
萨克斯与拉格洛夫的通信手稿（1938）另一边，德国的情况则急速恶化。失去一家之主庇护的母女俩原本只想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政治的边缘，但不到一年时间，她们的房产被没收，被迫不断更换住所，最后不得不躲入一家旅店。1940年5月初，萨克斯和她母亲收到了必须前去登记参加强制劳动的命令。在极度恐慌中，她们奇迹般地拿到了瑞典领事馆收到的签证。跨在生死的门槛上手足无措时，她求助于一个曾给予过帮助的盖世太保，他建议母女俩撕毁遣送集中营的召集令，不要乘坐火车，而是搭乘最快的一班飞机离开德国。就这样，萨克斯带着体弱多病的母亲玛格丽特·萨克斯在1940年5月16日乘坐差不多最后一班客机逃往斯德哥尔摩。
“恹恹的蝴蝶
很快又见到海——
这块石
刻着蝇头楷碑文
交至我手中——”
（《在逃亡里》）
以色列民族在无路可退时奇迹般地跨过红海，萨克斯与年迈的母亲则在绝望无助的最后关头飞越波罗的海。在亲历“逃亡与救恩”的过程中，象征着犹太教神启的那块石版，似乎终于在以色列民族代代相传的宿命中被交至女诗人手中。
这本诗集中收录的就是萨克斯1940年至1950年间，即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的十年间所出版的诗歌。然而，逃离死亡的追捕并不直接意味着生命的开端，举目无亲的母女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唯一的财产只有提箱里的私人物品和少量帝国马克。命运仿佛与她作对，萨克斯的偶像与恩人拉格洛夫在她们抵达瑞典前两个月突发心脏病去世。茕茕孑立的最初十年是异常艰难的：“贫穷，疾病，彻底的绝望！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1940年无疑是萨克斯创作上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她甚至拒绝将1940年前创作的任何一篇作品收录到恩岑斯贝尔格1961年为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的作品集《驶向无尘》中。萨克斯这样解释：“对于我和许多人来说，新的纪元开始了——《在死亡的居所》开启了一个痛苦的纪元。”诗人决绝地拒绝再版甚至提及流亡前的早期创作。但这绝非对过往岁月的背弃，绝非扭头不直面曾经的伤痛。如果说过去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在严冬里取暖，那时的文字还带着甜蜜的忧郁气质，那么现在，她就是已然死过一回的人了。她在死亡的灰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毁灭中开始建构自己的宇宙。那是诗人的重生。
萨克斯就在这栋黄色公寓里居住，先是与母亲一起，后来是一个人，直到生命的终点。1950年是诗人进入流亡生活后的另一个转折点。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在经历长久的病痛后去世。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中，萨克斯几乎没有一天离开她的母亲，两人在艰难岁月中彼此依靠。流亡后，她们长期蜗居在斯德哥尔摩犹太人社团的出租公寓里（起初住在一楼狭小阴冷的一室户里，直到1948年才搬到三楼稍宽敞明亮些的带厨房的一室户。生病的母亲最终成了需要照顾的孩子，萨克斯为了让母亲住得舒服些，自己基本缩在厨房里工作和睡觉）。但这种零距离的共生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爱的枷锁。“我的母亲死了。我的幸福，我的故乡，我的一切。”这早已不是诗人第一次经历离别，但母亲死后，极度依恋家庭、渴望联结的萨克斯彻底孑然一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独自面对恐惧与胁迫。她必须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抑郁症、精神错乱，她又一次遁入文字中，用诗来表达孤独者对亡者的思念，也越来越深切地思考“死”与“重生”的奥秘。
“哦，我的母亲，
我们住在一颗孤星上——
最终悲叹出
遇死者的叹息——
多少次你脚下的沙消失
留你孤身一人——
……
哦，我的归乡人，
奥秘随遗忘愈合——
可我听见新的奥秘
在你满溢的爱里！”
（《哦，我的母亲》）
表面上来看，50和60年代对于她是安全感逐级递增的十年。1952年，萨克斯终于获得了瑞典国籍，客乡真的成了家乡。诗人的知名度从50年代末开始也越来越高，她与文学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多，包括与对德国战后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47社”成员保罗·策兰、英格褒·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等。但萨克斯并未被疗愈，反而越来越多疑，甚至最终陷入了某种“被害妄想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不得不频繁出入精神病院。
即使在获奖无数之后，萨克斯依旧与成功保持着距离。她从未表现出任何自傲，甚至不愿将自己标榜为诗人。她在1959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其实我是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从来都不是诗人。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不过，她紧接着话锋一转：“但我们女性也可以成为诗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火焰中，在最危急的时刻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词。”如同一株被绳索与黑烟困住的玫瑰，她从未走出痛苦与孤独，甚至在字面意义上也没有背叛过去的生活。在母亲于1950年去世后，她依旧独自生活在简陋的出租小屋里，除了领奖，从未远游。经济情况好转时，她顶多添置几件漂亮的家具。她在这里接待朋友，操持家务，创作和翻译，直到去世。
1970年4月，她的“精神兄弟”策兰在巴黎从米拉波桥上跳入塞纳河。当策兰的身体沉入冰冷的河底时，萨克斯已躺在斯德哥尔摩的医院里濒临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个体的他们没能从梦魇中走出来。5月，在策兰葬礼同一天，萨克斯也迎来了肉身的终点。
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萨克斯与策兰通信集二、 奈莉·萨克斯其诗
“所有脱轨的星辰
在最深的坠落中
永远能重回永恒的家。”
——《死亡泥人》
在一首晚期无题诗中，策兰称自己“从两盏杯中饮酒”，他显然得到了犹太与德意志两条水源的共同哺育。萨克斯的诗也充满了这种“双重性”，甚至比策兰更具撕裂的张力，让断念与重建、宽恕与徒劳同时展现抗衡之力。正如她一直关注的圣经形象雅各。雅各在黎明时分与一个神秘人角力，他奋不顾身几近胜利，却突然受伤，但正是从这番角力中，他重生为“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者”），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哦，以色列
晨曦中的处女战
一切带血的分娩
书写在破晓时分。
哦，雄鸡啼叫的尖刀
刺入人性的心脏，
哦，夜与日间的伤口
是我们的居所！”
（《雅各》）
伦勃朗：《雅各与天使角力》（约1659）这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也成为1940年后诗人的内在精神图景。大屠杀无疑是她作为诗人的真正开端，个人经历与民族命运是她诗歌的两翼，两者带来的都是一番“角力”后的极端痛苦。但正是在这场鲜红的战役中，在彻底的刺痛中，涌出了对生的炽热渴念，娩出了诗的星辰。如果没有诗，她的一生就仅仅是被孤独与恐惧紧逼的悲苦剧，但获得了诗音的生命，似乎就升华为一部穿越痛苦、迎向“净化”的悲剧。诗歌赋予萨克斯勇气，引领她沿着“月亮塔楼的魔力旋梯”，上升至终点。
萨克斯诗歌的“双重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她的诗性语言、身份定位和宗教情感。
首先是其诗性语言的双重故乡。同为犹太女诗人的罗泽·奥斯兰德在《祖国母亲》一诗中称，当“祖国父亲死了”时，“我就住在祖国母亲那里”。如果说国土和政权是阳刚的、父权的，那么当这样的“祖国父亲”死去时，祖国母亲——语言依旧可以容纳咏唱的灵魂。德语虽曾沦为审讯者的语言、刽子手的语言，却也是她从小钟爱的那些德语作家的语言。她与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亲缘性更是不言而喻。希尔德·多敏称萨克斯是“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在今日、在此地的姐妹”。她与诺瓦利斯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不可见世界的确信，对早逝爱人的执恋，对触手可及之死的关注。她与荷尔德林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面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对母亲怀抱的眷念，黑夜中书写的巨大孤独感。从1943年的组诗《写入空中的墓志铭》开始，萨克斯的诗歌中就流淌着哀歌兼颂歌的基调。由此，她将犹太传统融入了德语文学中席勒-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脉络。诗人像“守夜人”一般为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发出呼求：
“蒙着灰尘的守夜人
狂野地
向天空展臂
呼一声‘上帝’
紫罗兰的泪水中
黑暗散着馨香——”
（《原野上的天使》）
抑或像“夜莺”一般为被遗忘者和失声者唱出哀歌：
“哦，世间所有林中的夜莺啊！
是死去民族有羽翼的后代，
是破碎心灵的指路人，
白日满溢着泪水，
呜咽着唱出，呜咽地唱出，
临死前喉中可怕的沉默。”
（《阴影早已降下》）
“守夜人”“夜莺”“蝴蝶”，这些浪漫主义的经典意象，通过萨克斯进入大屠杀文学中。对荷尔德林而言，在众人皆酣眠的铁夜，唯独诗人“踏遍每一块土地”。萨克斯的时代亦是“双重‘不’的时代”（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概念），是“诸神已不在，上帝还未来”的时代。在众人皆失语的泥潭里，唯独诗人用“言”在黑夜划出一道伤口，让黎明从这里刺破天空。
此外，瑞典语对她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瑞典的最初十年里，萨克斯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无法外出就职，除了做洗衣女工，就只能接受委托在家做翻译。因此，她从流亡生涯起初就开始翻译瑞典语诗歌。她与这些现代瑞典诗人的互相觅见、彼此成就，是苦难中的巨大的幸运。翻译是一种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的中间状态，然而正是在卡戎的永恒摆渡中，在为每个具体的词寻找合适表达的过程中，作为翻译家的诗人也无限接近语言本身的神秘性与神圣性。
上文提到，萨克斯坚持认为自己的处女作是流亡后的首部诗集《在死亡的居所》，同年，她也出版了自己翻译的第一本瑞典语诗集《从海浪与花岗岩》，其中包括埃里克·林德格伦、贡纳尔·埃凯洛夫、伊迪斯·索德格朗等人的诗歌。现代瑞典语诗歌中冷峻的阴郁气质，与北国舒爽的空气一起，让她自己的语言线条也越来越简洁有力。她保留了早期细腻又热诚的情感，却摆脱了柏林时代创作中冗余的感伤，最终逐渐构建出更准确的隐喻体系、更果敢的语言图像，成为德国战后文学中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
1946年出版的诗集《在死亡的居所》
同年出版的瑞典语诗译本《从海浪与花岗岩》其次，是她特殊的身份空间。萨克斯与母亲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近八年，终于九死一生地逃离纳粹德国，但至深的恐惧并未由此终结。虽然劫后余生，萨克斯却几乎从未将自己视为“幸存者”，她无法也不愿背弃自己流亡前的生活，因为肉体虽然得救，灵魂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我们获救者，
为我们脖颈而备的绳索仍旧拧着
悬挂在眼前的蓝天中——
沙漏中也仍旧装着我们滴下的血。
我们获救者，
恐惧的蠕虫仍旧在吞吃着我们。
我们的星球已埋葬在尘土里。”
（《获救者合唱曲》）
柏林时期的她是个延续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抒情诗人，只是为了疗愈自己而创作，在朝向内心的旅程中越走越狭窄。但走过（或者说仍旧走在）死荫幽谷的她则越来越让自己成为一个容器，让犹太民族中沉默的受难者通过她发出声音。她仿佛一个在战场上收集亡者细碎痕迹的天使，只是让自己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传声筒，让自己为众无名者建立墓碑，让“我”完全献身于“我们”的奥秘。然而，破除自我的过程恰恰促成了伟大诗性的诞生：“我对这些哀歌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将它们写下来，好像黑夜将它们递给了我。”
1965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德国媒体称她的文字和解了德意志与犹太之间的矛盾。这一评论或许导致有些人对萨克斯产生误解甚至厌恶。“和解”确实是萨克斯的关键词，但唯有深渊中的人才有权“和解”，况且她所说的“和解”是指向未来的。当她说“把复仇的武器放到耕地上/让它们变轻——因为在地球的怀里/铁与谷是兄妹”，她所说的难道是两个民族关系的正常化吗？在组诗《午夜过后的合唱曲》中，一切都在控诉和哀叹，被杀者、获救者、流亡者、未生者，甚至树、云、石头、星辰。然而唯有“眼泪意味着永恒”。流泪就是一种选择，选择哀悼而不是复仇，选择相爱而不是仇恨，选择发问和对话而不是审判和独断，选择相信恶终究会自我毁灭，相信晦暗的沉重里有和解的力量涌出。
最后是她的宗教情感。基督教信仰是流亡前柏林岁月的基调（她早年十分熟悉天主教圣人故事，写过关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十四行诗，据说还曾纠结过是否要接受基督教洗礼）。从纳粹时期开始，犹太教信仰就愈来愈深地刻入她的文字。在流亡后的诗歌中，她常将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形象与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融合起来。例如早期基督教艺术中常见的“鱼”象征基督为众人而舍的身体，在萨克斯的诗中与面对施暴者手无寸铁、唯有沉默的犹太受难者形象结合起来：
“桌上放着
被扯下紫腮的鱼，
痛苦的国王？”
（《但以理》）
虽然借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人物与意象，她的诗中却并不存在某个固定的救世主形象，她的“虔信”也并不归属某一确定的宗教。尤其对她产生巨大触动的是布伯和罗森茨威格共同翻译的旧约、布伯编译的《哈西德之书》和肖勒姆翻译的卡巴拉典籍《光明篇》。她愈来愈接近一个神秘主义者，直面受难与死亡，忠于爱、渴求神，却并不束缚于人造的教条大厦，而是从具体现实走入奥秘时空，窥探不可见世界的存在，真诚地行走通向神的独一无二的道路。荷尔德林在诗中渴念回归黄金时代，萨克斯在诗中渴念回归神恩状态。而事实上，人的定居之处就在永恒的呼求与渴慕中。犹太教中的“舍金纳”（Schechina,意为“定居”，神临在的“居所”）就是在永远的流亡状态中、在不幸中等待救赎的灵魂。她以这两句结束了简短的诺奖致谢辞：
“我以世界的变迁，
替代了故乡。”
（《在逃亡里》）
这不仅是个人体验：她在持续的变迁中找到安身之处。这也是犹太民族的命运：在永恒的流离失所中与神联结。这甚至也是世间许多饥渴慕义者的归宿：唯有在不确定中寻找居所，在坠落中迎来升腾与新生。
三、 关于本书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约伯记》
1949年，流亡美国的阿多诺作出了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虽然他后来想撤回这一说法，却已无法阻止这句话成为一种标志。海因里希·伯尔在法兰克福讲座中不无嘲讽地说，这句话可以改写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不再可以呼吸、吃喝、相爱、阅读。”这显然是必须被驳倒的标志。奥斯维辛不会成为历史，人们却必须重新呼吸，重新相爱，重新阅读和写作。对萨克斯和策兰而言，根本不存在“自奥斯维辛之后”，只有“自奥斯维辛以来”。萨克斯在一封给策兰的信中写道：“我必须追寻这条内心的道路，它把我从‘此刻’带回到那些无人倾听他们痛苦的我的同胞身边，从痛苦中求索。”痛苦是必然的，对他们而言，奥斯维辛的“灰烟”和“尘土”就是永恒的当下，“自奥斯维辛以来”的诗无法回避集中营与焚尸炉。谁都无法断言，谁或许会成为明天的犹太人，谁都无法认定，谁不会成为日后的刽子手。萨克斯的诗歌模糊了刽子手、旁观者与受难者之间的界限，在今天的世界依旧展现着根本的力量：净化的力量，生命的力量。
本书收录萨克斯在40年代出版的两本诗集，即1947年由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在死亡的居所》，以及1949年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星辰暗淡》。两本诗集共包括九组诗：《灰烟中你的肉体飘散在空中》（1945/1946）、《死去新郎的祷词》（1943/1944）、《写入空中的墓志铭》（1943—1946）、《午夜过后的合唱曲》（1946）、《时间是旅人》（1947）、《贝壳呼啸》（1946—1947）、《幸存者》（1946/1947）、《以色列的土地》（1948）、《在奥秘中》（1946—1948）。译文是根据苏尔坎普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四卷本《奈莉·萨克斯作品集》（Nelly Sachs Werke）第一卷完成的，注释部分参考了该书的评注。该四卷本的第二卷收录了萨克斯1951年至1970年间出版的诗歌，希望日后也有机会译出。
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四卷本《奈莉·萨克斯作品集》，本书译自第一卷
如上文所说，萨克斯的诗歌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瑞典语现代文学、个人经历、民族命运、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多重影响，由此建构出了一套属于她的隐喻迷宫和秘语体系，对于中文读者来说颇具阅读难度。译者为帮助读者更容易接近萨克斯的诗歌，添加了一些相关生平、宗教及文化背景的注释，但并非要去限定阐释的多样性，更非想挖掘诗人本不愿公开展示的秘密。萨克斯多次强调自己在作品中“匿名”的渴望：“我希望人们能将‘我’彻底排除，只是成为愿意倾听者的一道声音、一声叹息。”虽然伟大的作品常常孕育自非凡的人生，但人的生命绝无可能与其创作等量齐观，艺术的起源不可穷究。“沙粒”微小脆弱，却集结成整体回忆，从那里迸发浩然之音，随着纷沓的轰鸣，引向星辰涅槃。
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邱红女士，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我莫大的帮助。也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陪伴与鼓励，和萨克斯的文字一起，成为深夜里的光。
姜林静2022年8月25日于上海家中
名家推荐
萨克斯杰出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以令人动容的力量阐释着以色列民族的命运。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萨克斯的诗作是伟大而神秘的。它们坚硬，却透明。
它们从不是孤立的。每个具体的细节都从一首诗驶向另一首诗，继续连接星辰宇宙
——德国诗人恩岑斯贝尔格
虽然她代表被害犹太人的声音，但她也依旧是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在今日、在此地的姐妹。
—— 德国诗人希尔德·多敏
我必须追寻这条内心的道路，它把我从“此刻”带回到那些无人倾听他们痛苦的我的同胞身边，从痛苦中求索。
—— 萨克斯致策兰的信
原标题：《新书介绍 | 《沙粒与星辰：奈莉·萨克斯诗选（1940—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