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像 | 他和她的所谓命运——一代人的缩影

原创 闫宇轩等 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一代人的缩影

作者 | 闫宇轩 任锦钰 卢映羽

那一年中国教育走出了文革笼罩的阴霾，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

那一年一位老者对着地图端详，舒展眉宇，立腕提笔在南海岸边勾勒出一个圈。这个圈将要套住包括他和她在内很多人的命运，几百万，或许几千万，但谁也不能够预见。

他来自西府宝鸡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在毗邻的一众大大小小的村落中，这个村子算得上是毫不起眼。它当然有自己的名字——党家堡村，可是那些村子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称谓，也基本都以村中的大户族姓命名，纯粹为了方便区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每个村的作物，方言，风味、习俗乃至样貌别无二致，至于村民所言甲村人小气或乙村人懒惰，多是因历史上个别臭名昭著人物产生的刻板印象——而党家堡村甚至连这样的刻板印象都不具备。唯一称得上独树一帜的，是毛主席时代修建的一座戏台，偶尔戏班艺团过路，村子里才会聚集一些周边的村民和懒汉，短暂的热闹起来。

她出生在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铜川。煤矿的发现和开采使得这座城市的面貌在十几年内焕然一新：泥泞坑洼的土路铺上了光滑平整的柏油，狭窄拥挤的杂院变成了通透整齐的小楼，高耸的烟囱瘾君子似的吞云吐雾。最了不起的要数那条横贯全城的铁路线，无论是谁，只要到矿区的车站去看过一眼，逢人都能吹嘘好半天：“要咱平常看，铁轨就那两条是吧，嘿！你绝对想不到，到了矿区，就和树杈一样，一下子分出几十条去，每一条上停的车厢数都数不清……”夜幕降临，蒸汽机车的灯柱刺破无尽的黑暗，铁道沿线的三居室里亮如白昼。她时常从睡梦中惊醒，凝望着窗外一点点暗淡。车轮撞击铁轨的响动渐远，只留下悠长的汽笛声萦绕在耳畔，她的思绪也顺着着铁轨延伸下去，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翻开族谱向前代阅览，他的祖父竟还是旧社会的地主阶级，虽谈不上锦衣玉食、仆侍成群，可也家境殷实、衣餐无忧。租地收款、雇工做活、量体裁衣，落得一身清闲。到他父亲时，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使得家境与普通百姓无二，村民们的目光从敬顺到冷淡，甚至到轻蔑，往昔尊贵的社会地位随着大大小小的地块一起割离。所幸先前阔绰时日并无仗势欺压之行径，对待长工下人态度也算和蔼，墙倒无人推，用他父亲的话说，只是“顺了势”。家中还剩下两把红木包浆的太师椅，色泽黯淡却油光锃亮，他父亲还像当年的祖父一样坐在上面抽烟，只是手中的黄铜烟锅换成了报纸片卷烟——烟叶量大而价廉，上衣时常脱下搭在肩上，裤脚挽起过膝，露出灰白的跟腱，布鞋细密的针脚里永远嵌着泥土。无论是做活还是休息，他父亲的话总是很少，眉间拧紧的“川”字，也只有在抽头两口烟的时候稍稍舒展。母亲目不识丁，属于最普通那一类农村妇女——生儿育女、忙里忙外、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得空也嚼舌根议论几句村里人的闲话。和父亲总是眉头紧锁不同，她似乎从来不会发愁，又或者纯是没工夫而已。

随着田地被收购作为工业用地，她的父亲和母亲成为了最早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计的那一批人。母亲托关系在国营商店寻下个职位，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她天分很高——店里拨算盘珠算账数她最快最准，听她读报纸也是大家伙闲时的固定节目，加上热情善良的性格，她在附近一带称得上小有名气的人物。这种魅力是与生俱来的，包括年老退休之后，她都是交际圈里最受人欢迎的角色。有趣的是，父亲的性格恰好和风风火火的母亲相反，喜欢独处和宁静，甚至有些社交恐惧，情感上更是不善于表达，不熟悉他的人难免觉得有些冷淡。进城后，父亲在机缘巧合之下应征入伍当了汽车兵，开过最早的“解放”牌卡车，翻山越岭运送军用物资。从一个连队里辨认出父亲的车很容易——车玻璃和壳子最干净，缝隙里积灰最少，喇叭声最嘹亮的那辆一准是他的。不仅如此，父亲一辈子没得过“怒路症”，没开过“斗气车”。上了年纪后他总说现在的驾校都是糊弄人，教练光想着挣钱，学员光想着拿证，什么技术都学不到，当年他跟车足足学了两年师父才放心让他上路开，那会儿车可比现在少得多……即使有着四十年驾龄，父亲永远是马路上最规矩的那个——灯光鸣笛一样不落、超车变道干净稳妥；能让则让、不争不抢。开了一辈子车，父亲大的事故没出过，小的剐蹭和追尾当然也遇到过，他和那些愣头青不同，从不会大呼小叫找人理论，往往是开了双闪下车立警示牌，仔细查看情况后蹲在路边自顾自抽烟。至于警察到场后给出的事故责任划分，父亲的心里早已有了大概。

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姐一出生，大哥的出生就成为了必然，二姐的降生也是因他产生的铺垫。三亩玉米，两亩果树，加上一些零散的破碎地块，成为了一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仅在自家田地里刨食是远远不够养活一家人的，靠天吃饭的风险更是无力承担。因此离开田间地头，他母亲还要端着盛满针头线脑的笸箩缝缝补补；父亲则拉起从大集上一个精明生意人手里低价买来的架子车，在村里人的介绍下和朋友组团出去送货。太远的地方父亲一般不去，因为除过地里的农活，母亲还要负责洗衣做饭和照看四个孩子，这个家离不了他太久。可是也有雇主真舍得给钱的时候，父亲就抢着应承下来，回家告诉母亲给他准备干粮——父亲做任何决定是向来不会和任何人商量的，这个习惯从年轻时开始，直到老年不再需要他主持家事。有时父亲一去就是半个月，归来时总是带着些谁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上了发条就能动的塑料小人，摸起来像锅底一样光滑的布料……在他年幼的印象里，父亲出远门回家的日子就像过节一样。然而除过一些其他村庄的奇人轶事、神鬼传说，每次揽工的具体经历父亲从来不和孩子们讲，对母亲也只是说“主家人不错”、“活不少”之类的大概，于是其中的辛酸苦累便无从得知。直到后来头发花白的父亲牙齿开始脱落，将近不惑之年的他带着父亲去补牙，大夫说只能等全部掉完做整副的假牙，因为牙床已经萎缩坏死，但这本不该发生在父亲当时的年纪。从诊所出来，回家的路上父亲讲起了当年被隐藏的片段：冬天他们进山拉木材，不料一场大雪彻底阻断了道路，父亲被困在了伐木场，等主家收到消息派人过来至少还要三天。于是父亲和两个工友躲在一座四下漏风的破屋里，分完了父亲的干粮（那两个工友都是本地人，出来做工什么吃食都没带），没有水喝，他们就抓起一把一把的雪往嘴里塞，“冰得整张脸都麻”，于是病根从此落下。随着渐渐老去父亲也愈发沉默寡言，像这样的故事，父亲还有多少没有讲，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她和妹妹差三岁，母亲曾说哪怕再交一笔罚款，也想要一个男孩，可父亲坚决不同意。倒不是因为心疼钱——对于都在“体制内”工作的两人，超生的代价算不上高昂。父亲劝母亲：“再要一个，就准是男孩？两个妮子就很好。”两个妮子也确实很好，从小就听话懂事，见了人知道问好，吃东西想着大人，出去玩一喊准回来。姐妹俩在学校里包揽了众多奖项——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学习标兵、劳动模范……街坊邻居都说这是父亲母亲修来的福气，母亲听了这话还装出谦虚的样子，内敛的父亲却把得意明摆在脸上，嘴里的烟翘着要上天。父亲的钱包里除过烟钱和一些零碎的开支，还有一张定期更新的母女三人照。照相馆的老板和父亲有一段缘分，当时父亲正在路边洗车，一抬头看见前面的斜坡上一辆小轿车倒退着溜下来，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小车一屁股坐在卡车的前脸上。司机开门下车，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双腿筛子似的抖，白净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大眼睛惊恐地瞪圆。父亲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来递出去，问他事情的经过。年轻人磕磕巴巴，好半天才说明白：自己半坡启动熄了火，尝试了半天也发动不起来，慌乱间松开了手刹，于是眼睁睁看着车往下溜。卡车有保险杠，撞折了拆下来更换就行，小轿车的后备箱却只剩下了一半。见此情景，父亲只字不提赔偿的事，年轻人却红了脸，掏出一张名片硬塞给父亲，让他一定联系自己。等父亲再打电话过去，说的却是照相的事，年轻老板说大哥随时过来一分钱不收您的，父亲只答应了一次，再后来说什么都要给钱。这段友谊一直维持到老板因肺癌离世，父亲在追悼会上很少见的落了泪，从此彻底戒了烟。

村里有一所公办的学校，小学和初中在一个院子里，全村的孩子都被送去那里读书，于是一个班里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大姐二姐小学毕了业就开始帮着母亲料理家务，大哥压根就不是念书的材料，吭哧吭哧上了九年才混了张小学文凭，然而这文凭究竟没有派上用场。等他上学时，家务事有母亲和二姐操持，地里的农活大哥大姐分担，父亲也放心去更远的地方揽工。可是按父亲的话说，“土里刨食就一直在地里，出去揽工就一直在外头”，等光景有了改善，父亲觉得自家也该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先祖有科举出身做了县令的，可比那些个土地主活得强。可喜的是，在读书这方面，他比大哥和两个姐姐灵醒的多，还当上了班长，于是除了一些零碎的杂活，父亲不让他干其他的，专心把书念出个名堂是正事。在他的记忆里，童年最惬意的时光，就是看守果园的时候坐在苹果树下，捧着一本父亲揽工带回来的繁体《西游记》连蒙带猜的读下去，沉浸在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里，心底惦记着二姐到饭点带几个窝头夹咸菜过来……老师告诉他，最好是考上中专，将来毕了业国家给分配工作，进城进国企。吃国家的食堂，拿国家的工资，住国家的房子，还是铁饭碗，这可是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的美事。上中专的名额，全县每年也只有两三个——全县前几名！全村第一名他得过，可全县有多少个村子啊！想起来简直发晕。晚上，他有些沮丧地给父亲说，父亲填好了烟叶吧嗒吧嗒的抽，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讲完了，烟锅也见了底，父亲才开口问他：“娃子，你觉着咱比谁憨（傻）还是咋？那些个第一就恁（那么）灵醒？”映着一丁点火光，父亲的眼神在夜里亮得出奇。

从小学到初中，她和妹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像母亲一样机敏，老师上课讲的听一遍就能牢牢记住；妹妹继承了父亲的踏实，不熟悉的知识一定反复回顾。老师和父母都相信，这两个妮子考上中专是板上钉钉的事。省内最好的中专，全市每年只有几个名额，但她毫不怀疑自己一定在那几个人之列。中考那年，有一回她和妹妹去铁道边，妹妹盯着延伸的铁轨出神，问她铁路有没有尽头，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地方。她回答不上来，课本上可从来没有记载，但她很肯定的说：“有的，但我不知道是哪里，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妹妹撇撇嘴表示不满，扭过脸去看夕阳。橘红色的太阳离地平线还有一段距离，温吞吞的，像挂在墙上的生蛋黄；漫天的云朵被渲染成千万种彩霞，每一片都随时随性改变光影色调，暖洋洋地懒散着。

后来他和她上了同一所中专——咸阳技校。他分在理工机械类的班级，班里大多都是和他出身相似的普通孩子，凭成绩从偏僻的县城乡村考到这里来，彼此相处起来很融洽。而她分在文科行政类的班级里，另人惊讶的是，班里很多同学都是条件优渥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使来自工人家庭的她更加自豪，激动地给父母和妹妹写信，在信里她发誓要凭努力超过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在一个朋友的撮合下，他和她从遇见发展到热恋，像如今的985、211大学生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充满信心，无比憧憬地畅想未来——毕业后包分配、进国企、体制内……比起进入高中，以挑战极低录取率高考作为出路的同龄人，他和她的前途似乎无限光明。

然而个人命运的浮沉，除过本身付出的努力之外，无疑还要受社会浪潮的左右。奋斗改变命运在任何年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可惜在社会飞速发展变革时，面对后者的不可抗性，前者往往显得格外挣扎。

毕业后她才发现，所谓的“行政用人单位”，名额都预留给了那些有背景的富家子弟，即使他们平日里不思进取、浑噩度日。大规模发展工业的社会背景下，文科的就业前景本就不如理科，分配到体制内再无可能，这无异于击碎梦想的当头一棒，但她咬紧牙关，四处投递简历求职，出色的成绩是她最后的底气。然而，随着高考录取率一年高过一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涌入就业市场，中专的含金量直线下降，许多简历递出后就杳无音信。和极少数还算客气的拒绝信一起传来的，还有妹妹考上大学的消息——因为她的遭遇，父母坚决让妹妹走进了高中的校园。

那晚他陪着她在邮筒旁站了很久，她把头埋进他的怀里哭泣，从压抑的抽噎爆发为崩溃的嚎啕。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擦去从脸颊滑落的泪水，想说几句能安慰她的话。靠着军队里老战友的关系，父亲替她在铜川找到了还算不错的工作，多次来信让她考虑，他也正准备这样劝她。然而她止住哭泣后，第一句话却是：“无论如何我也不回铜川，我在这里能过好。”虽然以他当时的工资养活两个人不成问题，也足够支持她花更多一点时间尝试投简历，但她还是选择了放低标准，成为了一名传呼机接线员，这是小学毕业生就能干的工作。即使在这样不起眼的岗位上，她的能力依旧耀眼拔群——她只用一天时间就能记住几百个新号码，工作的效率相当于两个人，而且从来不出纰漏。这不仅带给她倍于他人的薪资收入，更引起了领导的注意。过了半年时间，她被分配负责准备领导讲话稿的兼职，收入已经远超底层员工水平；又过了一年半，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看中了她的文笔，聘用她成为专职文秘，接下来的几年房地产行业迅速崛起，她的工资也超过了所有先前投简历的职位。

毕业五年后，他和她拼凑出手头的一点积蓄，再借用父母亲戚的一些存款，在咸阳买下了自己的三室两厅，举办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他的父母坐牛车倒小巴车再上火车，第一次离开了生活一辈子的山村，来到车水马龙的城市，母亲陷在云一样绵软的沙发里，简直要认不出这个西装革履的小儿子，父亲用手一遍遍摩挲雪白的墙壁，眉间的“川”字几十年来第一次消失不见；她的父母在长途汽车上一路颠簸，来把这个不回家的犟女儿交到一个她选定的男人手中。妹妹也从学校专门请了假，除过亲眼看姐姐披上婚纱，她和姐姐还有太多要说的话，在婚礼上却是姐姐先抱住了她，像小时候一样，在她的耳边悄悄说：“铁轨没有尽头的，一直走才能知道该在哪一站下车。”妹妹咧开了嘴角，眼眶里却分明闪着泪花。她从来都不后悔替妹妹走了弯路，因为正如她告诉妹妹的一样，人生的道路本就没有局限的尽头，只要前进，便是无限风景。

他的名字是闫国栋，她的名字叫李莉，他和她是无数70后中平凡的两个，是那一代被社会变革的浪潮裹挟、被命运开了众多阴差阳错的玩笑的人中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中国，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质疑声越来越高，“高考无用论”、“阶级固化论”大行其道，影响着一代人的观念。也许有人会说，李莉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受害者，闫国栋也终究没有跳脱工农阶级的身份。诚然，社会对人所处的基准固然存在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同一基准线上个人命运的浮沉却更多地由后天学习和知识积累所影响。好比逆水行舟，奋力摇橹划桨或许难以前进，松懈无为却注定只能倒退。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群像 | 闫宇轩 任锦钰 卢映羽：他和她的所谓命运——一代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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