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主义”到逐渐祛魅，为何文艺作品普遍存在西藏情结？
消费西藏成为改革开放后影视剧的常态
在电视剧《创业时代》中，黄轩饰演的男主角创业受挫后决定暂离都市，骑行西藏洗涤心灵，到西藏后他心情大好，不但遇到了得道高人，还迎来了事业转机，西藏成为男主角的心灵圣地，它和岁月静好、远离尘嚣联系在一起，一个与“浮躁的大都市”对立的圣洁符号在电视剧中冉冉升起。
在2017年的电影《冈仁波齐》中，张杨导演把镜头对准了西藏的朝圣者，不但记录他们“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还有对藏人“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引自《人物》）等细节的刻画，把西藏的日常生活上升到一个神圣的氛围，令人心向往之。有趣的是，导演张杨后来卷入到一次闹剧中，在一篇《张杨导演，我爱你》的文章里，一位自称女文青的女网友单方向透露自己与张杨导演的浪漫一夜情，许多看客因此嘲笑那些朝圣西藏的女文青，一些神圣的符号在闹剧中成为道貌岸然的所指，而在网络上，我们也总能看到关于西藏一夜情的流量帖子，神圣的西藏又被描述为性与谎言泛滥之地。
消费西藏成为改革开放后影视剧的常态，从1985年的《盗马贼》开始，许多创作者就把视线对准了这片神秘的土地，《西藏往事》《天脊》《冈拉梅朵》《红河谷》《静静的嘛呢石》《康定情歌》等，西藏以不同的面目呈现在荧幕中，尽管有万玛才旦等藏族导演的反猎奇处理，但在大部分反映西藏的国产影视剧中，西藏只是一个满足都市人灵修欲望的“干净之地”，所有被欲望都市伤害的人都不约而同跑去西藏，实现自净，重回都市，甚至西藏还能给他们提供不期而至的艳遇、远离尘嚣的得道高僧、放浪形骸的吟游诗人，譬如小宋佳主演的《西藏往事》里，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饥饿昏倒后被藏族女子雍措（小宋佳饰演）照顾，产生感情，实现灵魂洗涤。藏族女子在电影中成为一个提供拯救的符号，异邦人幻想的摇篮。
这种叙事在上世纪末好莱坞电影中屡见不鲜，不独是西藏，整个东方作为一个神秘的文化领域，都成为美国人猎奇的对象，在《大班》《双峰镇》等电影中，总有东方女子主动对高大魁梧的美国人投怀送抱，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美国人对东方女性的浪漫想象，而作为对比，东方男性往往以矮小怯弱的面目出现。在后殖民时期，占据话语霸权的国家通过这种文化建构来重建殖民记忆，在“以我为主”中取悦本国消费者。而如今，影视剧对西藏的这种消费也有这种“以我为主”的影子，神秘的西藏成为取悦城市中产的良药，一系列猎奇景象充斥屏幕，真正的西藏人反而被边缘了。
“美好远方”与“邪恶都市”相伴相生
西藏被模糊为美好的远方，而早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好远方的意象就根植于文化领域，与“邪恶都市”相伴相生。从狄更斯、哈代笔下的伦敦到德莱塞、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大都市成为罪恶的温床、纯洁心灵的粉碎机、物欲横流的修罗场，一个个淳朴的农村青年被异化，一盏盏希望的绿灯被熄灭，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让作家们更优渥，却也让他们活在传统遗失和同质化生活的焦虑中，于是他们创造出美好的乌托邦来慰藉心灵，安排主人公一次次去往远方流浪、艳遇，而勇敢如梭罗，独自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瓦尔登湖畔，自己亲手搭建的小木屋，过上一种追寻本真的诗意生活，并写下日后传遍海外的《瓦尔登湖》，成为反思工业文明的经典著作。
梭罗反思城市生活对人的利弊，他发现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劳动之人没有闲暇休息，使劳碌的身体日渐复原。以致他无法保持洒脱的人际关系，其劳动到了市场上就不免贬值。所以除了做一台机器之外，不会有空去干点别的事情”，而与此同时，都市人沉湎在攀比之中，“他们原本不会贫穷，但却穷了一辈子，仅仅是因为他们心里老想自己得到一所跟邻居住所一个样的房子。”于是梭罗决定暂离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过上简单而自足的生活。但梭罗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反思消费社会的举动，日后却成为消费社会的装潢之一，以“瓦尔登湖”为代表的田园牧歌意象成为都市中产的消费对象，标榜格调的精美佐料，越来越多人阅读、参观瓦尔登湖不再是为了反思消费文明，而是参与其中，通过“到此一游”来实现心灵按摩。
都市如此邪恶，远方如此美好，到远方去的人们却会心甘情愿回到都市，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却有着根深蒂固的逻辑。因为都市既意味着邪恶、剥削、贪婪，也意味着机会、自由与理想，远方虽然美好，却只能是暂时的安乐窝，日子一长，就会出现乏味、单调的危机。而回到现实中，“神圣”的西藏、“流浪”的丽江、岁月静好的大理，消费话语为市民提供一连串自由、纯净、治愈心灵的美好图景，可那些自由的遐想之地，展览的是溢价严重的商品、迎合城市中产趣味的建筑和一系列符合“格调”好让旅游者合影留念的景观。它们共同提供着平静的幻想，淡化现实中根深蒂固的矛盾，“美好远方”表面上与“邪恶都市”对立，其实二者互相依赖，没有“邪恶都市”，何来对“美好远方”一系列反都市文明特点的想象，而没有“美好远方”，“邪恶都市”的生活终会让人厌烦甚至暴怒，秩序的打破就只是时间问题。可见“邪恶都市”需要一个镇静剂，于是有了“美好远方”。
西藏叙事：从“东方主义”到逐渐祛魅
幅员辽阔、海拔偏高、地处偏远，兼有宗教和历史传说，西藏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美好远方”容器，所以早在大航海时代前，异国就对西藏抱有无穷无尽的“东方主义”想象。
在西方，据传对西藏最古老的想象来自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希罗多德猜测：“印度北边有一个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硕大的蚂蚁,擅淘金沙,它们在地下做窝,集聚金沙,可是白天总有淘金者过来把它们聚集的金沙偷走。”公元1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再次涉及了西藏。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托勒密对西藏的描述都模糊而抽象，不过是“一个遥远东方的神秘注脚”，吸引着欧洲人联想。到中世纪，随着越来越多游记的出现，西藏的面目一点点丰满起来，波斯的《世界境域志》说那是一个“与印度和汉地相邻、由游牧民居住的非常贫瘠的地区”,但那里有“呈互相连在一起的几颗羊头状的天然金块”；马可·波罗也说“(西藏)各条河流中蕴藏着大量的沙金”；而葡萄牙传教士安多德神父对西藏的观察比马可·波罗更为细致，在一封名为《发现大震旦及西藏王国》的信中，他写道：
“西藏的领土应该是广阔的，似乎还是很好的可耕土壤，那里水源丰富，我们还看到那里盛产小麦、水稻，还有葡萄、桃等水果……然而，我们所看到的西藏首府却是一片非常贫瘠的土地，它是从印度进入西藏后第一个城市，那里只产少量小麦，因为城郊的部分土地可以河水浇灌。那里牲口很多，有绵羊、山羊和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传教士的西藏叙事 以葡萄牙传教士安多德为中心》）
大航海时代的西藏叙事主要由传教士、探险家提供，他们对西藏的描述集中于地理和宗教，以及有无黄金的答疑。十九世纪后，随着晚清社会危机的加剧和殖民者的入场，西藏的神秘被逐渐打破，一批批殖民者和奴隶主纷至沓来，人们发现西藏的确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但这里的社会贫困拮据，大部分人被一小撮农奴主和宗教人士统治着，而所谓的黄金神话也只是谣传。这一时期，具有殖民色彩的“东方主义”叙事成为书写西藏的潮流，许多外国人把他们对东方的想象、对殖民地的好奇装在西藏这个容器里，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对西藏的猎奇书写，都能从当时找到源头。这是西藏叙事热火朝天的时期，却是大部分西藏人失语的时期。
这种东方主义式的猎奇直到西藏解放后才告一段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先锋文学的兴起，一股先锋审美的西藏热又在文艺界兴起，马原、格非、宁肯等作家，或是本就出生于西藏，或是对西藏情有独钟，都纷纷运用先锋文学的语言来描写西藏，其中马原的写作最为典型，他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都与西藏有关，西藏成为主人公的救赎之地，也成为拯救现代文明、人类精神荒原的一个图腾，但马原过于沉迷于炫技，他常常把西藏和自己的叙事主张绑定在一起，把西藏作为一个先锋的喻体来书写，他神神叨叨的“元叙事”让讲述者凌驾于西藏之上，使得西藏在他的笔下显得更加玄幻和模糊。如学者刘涛所说：“先锋文学强调西藏的传统、历史、宗教等神秘性一面，但由于作者大都缺乏对西藏历史、传统、宗教等深入的研究和整体的把握，所以这一路逐渐日薄西山。”
九十年代后，先锋文学走向下坡路，现实主义回暖，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对西藏的描写都开始转向“日常”，创作者不再执着于挖掘西藏的神秘一面，而是试图祛除“东方主义”的猎奇色彩，回归到西藏更加世俗的一面。一批藏族作家或在藏区生活多年的作者脱颖而出，阿来的《尘埃落定》、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都在走这个路子。阿来一头扎入历史中，写的是西藏土司的兴衰往事，处理的题材看似宏大，但阿来用了很多笔墨来书写藏族人的日常，并没有大肆渲染西藏的神秘或浪漫。而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索性只写一个西藏寺庙里的“三天日常”。在电影中，他大量起用了藏族演员，镜头语言也极力克制，电影中少有“东方主义”叙事里泛滥的西藏浪漫景观特写，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小喇嘛来回于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间的小困惑。
从“东方主义”到“去东方主义”，西藏叙事经历了一个从神秘到祛魅、从殖民偏见到回归日常的过程，越来越多藏族人的声音被发掘，西藏叙事变得丰富多元，但现今流行的西藏日常化书写也并非全无问题，它容易让叙事导向无节制的琐碎，遮掩发现西藏社会、历史、宗教与政治更深处的可能，所以，如何从中取舍，仍是考验记录西藏者的地方。或许只有对西藏的社会与历史、神圣与世俗有更清醒的了解，保持平视而非俯视或仰视的视角，一个更真实而细微的西藏才会浮现出来，而到那个时候，将会有更多人理解这片辽阔的土地，而不再对它大惊小怪。
参考资料：
1.阿来：《尘埃落定》；
2.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
3.梭罗：《瓦尔登湖》；
4.《人物》：《冈仁波齐，神圣即日常 | 导演张杨专访》；
5.刘涛：《从想象到写实——关于西藏的两种叙事模式》；
6.韩小梅：《想象的西藏传奇:16世纪之前西方文学中的西藏叙事》；
7.雷鸣：《论新世纪小说“西藏叙事”的几个问题》；
8.韩小梅：《传教士的西藏叙事 以葡萄牙传教士安多德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