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记忆与伦理学，如何有效破解数字时代记忆研究悖论

数字时代记忆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即快速发展的记忆实践活动与严重滞后的理论研究之间的悖论。为了有效破解这一悖论问题，近日，来自哲学、心理学、图书情报档案学、语言学和艺术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在上海大学对数字时代的上述记忆理论与实践活动之间的悖论问题进行了多维探讨。

2018年9月24日至26日，“数字时代的记忆与伦理学”国际工作坊在上海大学举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斯维本科技大学、荷兰特温特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以及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图书情报档案系、哲学系等师生参加了此次国际工作坊。

此次工作坊是继2017年10月份“记忆的科学理解与人文诠释”之后的深度研讨，也是上海大学记忆研究工作坊的第8期活动。工作坊由上海大学哲学系主办，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协办，系上海大学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国际学术论坛的活动之一。

快速发展的记忆实践中的理论诉求

在记忆的实践活动问题上，学者们针对了两类主要记忆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第一种路径是结合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时代背景来思考与数据记忆等有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段伟文教授做了“从净记忆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人类记忆的影响”的报告。他指出，为了澄清新技术对人的记忆力的真实影响，可以尝试性地引入两种简单的记忆模型。其一为“海绵-水”模型，即以这种隐喻刻画记忆容量和记忆内容之间的关系。其二为“抽屉-标签”模型，即将记忆内容放入某个空间（抽屉）而仅仅记住记忆内容所放置的空间的标记（“标签”）。第一种模型可以视为对较少借助信息和数据技术的记忆模式，通过这一模式获得的长期记忆内容可以称为净记忆（net-memory）。第二种模型可以视为较多借助信息和数据技术的模式，由此获得的长期记忆内容可以称为影子记忆（shadow-memory），它们隐藏于记忆空间之中等待再次打开。在此基础上，可透过延展认知等研究进一步探讨生物记忆与记忆技术、内在记忆与外在记忆的关系，并在生命-智能-社会复合体的架构探寻深度智能化对记忆的未来形态之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闫宏秀副教授做了“数据与指向未来的记忆”的报告，她指出，一般而言，记忆主要是过去指向性的，意指对过去的某种记载或表征，这种记载或表征同时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承认。但在以数据技术为背景的时代，特别智能化强化学习之后的数据，数据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留存，而是具有生成意义，甚至是对未来的预见。因此，记忆具有过去指向和未来指向两个维度，且数据时代这种未来指向性包括以数据的样式将记忆进行智能化的导引，也包括对未来的铭刻。

上海交通大学的阎峰副教授做了“人类记忆与生活实践的建构”的报告。他指出，古典时空观中，时间和空间可以互相表达，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多种维度。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工业化首先摧毁了人类的时间感知。因此，美国学者凯文·林奇（Lynch K）在著作《此时何地》（what time is this place， 1976出版）拨乱反正式地强调“时间的根基”。20世纪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则指出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分离、时空分延，人类的记忆与生活场景则成为权力侵蚀的空间，迷向的空间，批判的空间。数字时代，人类在新技术条件下永久在线、永久互联，时空感知和记忆进一步混乱或消失。因此，必须从当下人的数字化生活实践具体事实中，去理解和发现人类的生活智慧，重建自我的策略，以及记忆的秩序。

第二种路径是结合如艺术、文学、文化研究和档案等领域内的文化记忆实践活动来探讨了记忆伦理的相关问题。

上海美术学院的提姆·格列芝（Tim Gruchy）教授做了“互动记忆艺术——三种方法”的报告。他首先提出艺术形成我们关于过去的集体和社会记忆的观念，然后通过这一观念使用了结构的、哲学的和技术等三种方法来分析自己的三个作品：回忆（Anamnesis）、记忆云（memory clouds）和梦想博物馆（Museum of Dreams）来处理个体记忆、社会记忆的关系。

苏州大学哲学系的高山副教授做“居所依恋、荒野与自尊”的报告。她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地方依恋成为思乡情结。地方依恋这一概念有三大主要内涵，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而这三者的内涵支撑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自然审美。而这种自然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对荒野的审美欣赏。地方依恋形成了中国人自我身份和尊严的重要一部分。而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由于各种文化元素，对荒野的审美欣赏已经成为个体自我身份和尊严的重要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地方和荒野的改造能力也不断增强，然而我们不应该以技术成为我们的好的生活的主导，而是让什么是好的生活这样的思索成为主导？在这一过程中，探讨地方依恋和荒野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具有时代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秀丽博士做了“创伤、遗忘和宽恕——基于韦弗利的记忆写作”的报告。她指出，韦弗利在他的作品中尝试回想19世纪苏格兰和英国的记忆。他选择遗忘暴力但是却记住了苏格兰高贵的精神遗产，重构了苏格兰的文化记忆并让其变得高贵。他的写作提供给大众理解如何处理与创伤的种族记忆有关的方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森·肯尼迪（Rosanne Kennedy）副教授做了“多向定位记忆：基于澳大利亚的屠杀记忆和殖民暴力”的报告。她通过大屠杀记忆和殖民暴力等两个案例探讨了澳大利亚形成记忆的跨国的、国家的和区域的机制。她首先阐述了国家和地区层面大屠杀实践之间及其这一记忆内部的张力；其次通过艺术家朱迪·华森（Judy Watson）的作品“实验之床”（experimental beds）探讨了澳大利亚的殖民能够暴力。最后她论证了自己的多维度的记忆动力学理论。

荷兰特文特大学哲学系的洪靖博士带来的“记忆、行为与人造环境”报告，他指出，集体记忆是群体得以凝聚的原因，相关研究将其溯源到文字或者图像，遗漏共同个体行为所扮演的角色。透过技术哲学与行为主义的观点，审视日本排队礼节与荷兰风车风气，我们发现，人造环境乃是塑造共同个体行为的主要力量，一旦行为经过多次重复，就可能成为“不思而能”的身体记忆，并进而转化为群体认同。如此，我们需要聚焦于建筑的中介（mediation）效果，并关注人们如何与之互动并形成行为习惯。同时，身体记忆应当成为集体记忆的研究对象之一。

上海大学图情档案系的连志英教授做了“中国水书档案的形成、保护与传承”的报告。她指出，社群档案是建构社群集体记忆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群纠正主流叙述中对该社群的误述及对抗符号灭绝的重要工具。水书档案是中国水族所形成的重要记录，它对于构建水族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及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水书档案所植根的水族文化逐渐弱化，水族中很少有成员想成为水书师，水书档案的保护及传承处于危机之中。要保护及传承水书档案需借助专门的机构使得其所承载的记忆成为恒久的文化记忆，而专门的机构在保护及传承水书档案时也需明确作为社群档案的水书档案其真正的形成者是水族这一社群，故必须赋予水族社群所有者及形成者的权利，让他们参与到水书档案的收集、鉴定、管理、保护及利用中。

上述记忆实践活动提出了数字时代的记忆伦理、记忆与遗忘、记忆与体验等问题，这些实践活动中的问题急需要哲学家们从挤出理论上做出有效回应。

针对上述记忆实践活动的理论回应

面对上述实践活动中的理论诉求，来自不同高校的哲学学者们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回应。在记忆理论研究方面，会议发言基本上形成了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对话的态势。一方面，学者们从信息哲学、心理学和知识论等角度探讨了记忆、遗忘等现象的本质问题。

上海大学社科学部王天恩教授做了题为“对记忆的信息研究”的报告，并从信息哲学的角度反思了记忆的本质及其类型。他指出，如果把信息看做是一个接受性的交互过程，那么记忆就是接受性相互作用影响的痕迹及其积累。作为接受性交互作用的结果，接受性关系的浓缩就是信息编码。由于存在着两种信息编码的类型：物质化编码或者原子编码，所以记忆也存在着两种类型：原子记忆和比特记忆。记忆必须是信息的，这也是区分记忆的重要标准。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的王兆新副教授做了题为“工作记忆的神经机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工作记忆是指短时存储、操作信息的能力，是智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也是目前认知神经科学中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王兆新教授报告了目前工作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中的最新进展，汇报了额顶叶记忆网络在工作记忆中的作用，默认网络和工作记忆容量的关系，以及默认网络和额顶叶记忆系统之间的功能连接，并且探讨了SCH、diabetes等疾病对该网络系统的影响。报告认为，工作记忆实际上是使用了全脑的网络对信息进行处理。该报告提高了我们对工作记忆神经基础的理解。

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的米建国教授则从知识论角度出发反思了记忆与遗忘的关系问题。在题为“记忆与遗忘：一个知识论的探究”报告中，他首先批判了传统的把记忆看做是“过去知识、体验或者信息的存储屋”的观点，然后提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存储记忆以及如何存储的问题。在分析了传统对于遗忘的看法之后，他从心理学和哲学出发，论述了遗忘对于哲学的重要性，即遗忘是伦理或者知识因素的美德的观点。他最后从认知（道德）能动者的概念出发，重修构建了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回应了遗忘问题给哲学带来的挑战。

与他的观点相近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Tang Man-to博士也探讨了遗忘现象。在“遗忘悖论”的报告中，他指出，脑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普遍视“忘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功能障碍”。然而，精神分析师和哲学家却视“忘是一种功能”。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这导致“忘”有了一种吊诡的性质：忘既不是一种功能，又是一种功能。文章借用米歇尼安（Michaelian)的概念区分，肯定“忘”的吊诡性质。“非正常的忘”意味着永久删除，导致不能再回忆。这种形式的“忘”不是一种功能；“正常的忘”意味着暂时束之高阁，忽略不相关的记忆，借此增强回忆时的速度和可靠性。这种形式的“忘”是一种功能。基于此种区分，他进一步提出“忘的分类学”，借此避免混淆不同类型的“忘”。还有从大陆哲学的角度对技术与记忆现象做出哲学阐述。

上海大学哲学系的戴益斌博士做的“过去、记忆与辩护”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记忆是关于过去的记忆。麦克塔格特（J. E. McTaggart）通过反驳时间变化理论，否定了时间的实在性，但他对时间变化理论的分析忽视了时态的初始性以及不可分析性。时间是真实的，过去是实在的。记忆的本质特点即在于，它是关于过去的一种图像，并且伴随着信念感。记忆虽然可能出错，但这不妨碍我们信任记忆。波洛克（J. Pollock）的可废止推理思想向我们澄清，只需找到记忆形成的初始状态，及其可废止者，我们对记忆的信任便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对大陆哲学家相关思想的探讨也直接指向了技术、记忆等问题中。斯维本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保罗·黑利（Paul Healy）教授做了题为“回忆是人类与技术‘自由关系’的条件”的报告。他从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开始，分析其在人与技术之间建立起自由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局限。他提出构造一种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意味着什么？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人类自身本质是什么等问题。在论证中他捍卫了一种观点：需要从伦理上许可的观点出发来构建技术与人的自由关系模式。通过重新思考人类发展与人类增强变化来获得这一目的。

上海大学哲学系的杨庆峰教授做的“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记忆维度”的报告；他指出，从哲学史发展看，记忆问题一直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从胡塞尔的三本著作《被动综合分析》、《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想象、图像意识与记忆》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都对记忆话题进行过阐述，也有很多学者揭示了这一点。但是鲜有学者对解释学中的记忆研究情况做出研究。总体上看，解释学中法国的利科尔对记忆做过重要阐述，但是对解释学之源的伽达默尔的记忆思想阐述明显不足。表面上看，记忆是一个被解释学忽略的话题。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伽达默尔非常重要。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记忆的观点，并通过《真理与方法》《哲学开端》《知识开端》等著作加以阐述，在批判记忆心理主义的理解基础上，提出了记忆是人类的历史构成条件或者人类有限历史存在的必要因素的观点。

此次国际工作坊从9月24日预热开始，经过25日与26日两天的讨论活动，学者们围绕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中的悖论，从实践活动与哲学反思等两个不同的角度共同探讨这一问题。在记忆实践活动上，来自艺术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们结合艺术、文学、档案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案例，提出了记忆实践活动对于记忆理论的需求，面对这一需求，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从记忆理论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对记忆本质及其分类、记忆与遗忘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总体说来，这次工作坊活动的举办不仅推动了上海大学记忆研究的发展，更为中国记忆哲学体系的构建及其话语传播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术卡片】

上海大学记忆研究工作坊

记忆研究工作坊（对应微信公众号“数忆苑”）由上海大学哲学系杨庆峰教授倡议发起，成立于2017年1月，其目的是逐渐形成一个以上海大学为源点、吸引国内外高校记忆研究学者参与的，并尝试打造一个以哲学为主导的记忆研究的跨学科合作学术平台。2年来，记忆研究工作坊举办多次学术活动，主要形式如读书会、学术报告、国内外工作坊等，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8期活动。代表性学术会议如国内记忆研究会议“多学科视域中的记忆研究”（2017）、两次国际工作坊活动如“记忆的科学理解与人文诠释”（2017）、“数字时代的记忆与伦理学”（2018）。该工作坊每年举办1-2次国内外工作坊研讨会及多次学术报告活动。

数忆苑是一个提供记忆研究方面的经典文献阅读、当代科学进展和影视媒介欣赏等各方面资讯的学术微信公众号平台。数即数字技术，忆即记忆与回忆，苑即社区与共同体。该平台旨在构建“数字时代与记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主要是发布相关的会议信息、分享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