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呈上这份关于人的衰老的探究”，“我关于这本书的主题的思考和老年疾病学没有任何关系。我将要讨论的是变老的人与时间、与自己的身体、与社会、与文明，以及与死亡的关系。” 埃默里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在衰老时与社会和自我达成和解。
对变老保持乐观积极态度且有理有据地陈述出来的，我们可以轻易追溯到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他在对话体论著《论老年》一文的开篇，便梳理了老年被认为不幸福的四个理由并以确凿的事实对这四个理由进行了审视和反驳：
“第一是，它使我们不能积极从事工作”，但人在变老之后，深思熟虑的性格品质和对意见的表达能力“不仅没有丧失，反而益发增强”；“第二是，它使身体衰弱”，但从荷马、柏拉图、第欧根尼等一生从未停止研究创作的学者，到不管多老依然参加所有重要农事的罗马农夫，甚至是他自己，他们的精力固然不如当年，但并未枯竭。只要不懈地锻炼和保持节制的生活，以生活品质的相对值来比较，老年人并不一定输给年轻人；“第三是，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上的快乐”，而感官上对快乐失去欲望，使西塞罗为之雀跃，他认为“这是老年最值得赞誉的优点”。人们因为老年被动戒掉了许多不良嗜好，更专注和纯粹地追求更伟大和高尚的东西，也更能享受闲逸无欲的、理智上的愉快，以及尊荣的老年的威望；“第四是，它的下一步就是死亡”，他将“老年的死亡”描述为“成熟”后的自然现象。如果“自然”对每件事都设有时限，那么老人在适当的时候谢幕，也算令人欣慰。何况，如果一个活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还认为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老糊涂！”
这并不是要证明，老年胜过青年，而只是要反驳，变老的过程中无法获取幸福感。在古罗马时期，老年人享有的威望是他们靠时间积攒获得的特权之一。这一特权延续到今日，则演化为不再为迎合“更年轻”的需求而付出过多代价。找到不同于年轻时视角的“生活的意义”，在变老这场冗长的战役里，至关重要。
作家丹尼尔·克莱恩在73岁的时候，下颌骨自然萎缩。牙医建议治疗，他却突然意识到，植入假牙的人生没有意义。为什么要花几千美金、忍受几周疼痛，只为了吃猪排和笑起来更年轻呢？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说过：“幸运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生活美满的老年人。因为青壮之人朝三暮四，心猿意马；而老年人则安靠在港湾之中，坚守真正的幸福。” 于是丹尼尔·克莱恩提着一箱哲学书来到哲学的故乡希腊，开始了追随伊壁鸠鲁的旅行。伊壁鸠鲁倡导的快乐是一种恬静，是个人抵达不受外界干扰的宁静状态。“让我们富裕的是我们所享受之物，而非我们所拥有之物。” 丹尼尔在伊兹拉岛的旅行过程中，学习快乐即至善，重新思考变老和友谊、婚姻等整个人生的意义。也找到了属于这一阶段的幸福和好生活。因为，“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
诚然，21世纪语境下的变老，无法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完全复制出现实的意义，毕竟这一时代的变老，已突破了个人的生理或心理问题，同时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人也在适时为他人变老的“幸福感”作出调整和努力。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关注的“医疗的局限和人的尊严”，正是为了致力于老年时期的“好生活”。他认为医学工作者在保证病人的健康和生存之外，更远大的目标，应该是“助人幸福”。因为幸福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命的尽头或者是身体衰弱时才变得紧要，而是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紧要。”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受健康的限制越来越大，但这并不削弱他们依然应当享有的自主性。他引用了哲学家罗纳德对人之为人的精髓进行解读：“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
而三十出头的朗纳德·曼海姆也曾在而立的现实压力和父亲去世的双重阴影下，受着变老的焦虑的困扰。他过去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哲学教授，在这时他选择了去为社区老人们——从人生战场上退下来的人——讲授哲学。在他们的对话与故事中，哲学家的思维与老人们的经验形成互文。他与老人们彼此认同所形成的“同时代性”，也激发了他对别人的人生的兴趣。他因此了解到，“人我的分别只是一种抽象……我是活在跟其他人与其他时间的关系中的”。同时，他也保持有自己的独立性。他所遭遇过的，不再站在他的对立面。而是如他所读到的，丁尼生笔下的老年尤利西斯，“我是我遭遇过的一切的一部分”。他将自己二十多年、与这些老人相伴的故事写成了《银色的旅程》。
如今真正要面对老人这一身份的朗纳德·曼海姆，在变老的过程中渐渐明白，许多人生中我们力图解决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犹如丹麦人奥吉在向他解释“甜美的永恒”时所说，“‘时间的虚空’和齐克果所说的‘时间的充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区别就有如，水果成熟与水果腐烂的分别。当你生活在为迎接死亡而作准备中，你就是正在成熟中，但如果你一直在为抗拒死亡而战，你就是在腐烂中。”懂得接纳这些矛盾、与之和平共处，不只是为了消解我们的困扰和焦虑，究其根本，是为扩张我们认知、以及所追求的永恒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