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宗时代：悍后李凤娘，疯皇主天下
悍后李凤娘
李皇后出身将家。绍兴十五年（1145）一天，她的父亲李道见有一只黑凤停息在军营前的大石上，心里感到奇怪。回家后，知道女儿就在这天出世，这才想起有凤来仪的吉兆，便以凤娘作为二女儿的名字。十几年后，李道出戍湖北，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便在府第招待他，让几个女儿逐个出来拜见。见到李凤娘，皇甫坦惊惶得不敢受拜，说：“这女孩将为天下母，我怎敢受她拜？”旁观者都以为他胡说八道，李道却联想到黑凤栖石的征兆，心中暗喜。
皇甫坦的风鉴之术，连宋高宗都十分相信，允许他进宫谒见。大约在绍兴三十二年，皇甫坦出山入宫，高宗问他何事而来，他说：“做媒来。我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接着把李凤娘出生故事搬说了一通。李凤娘应召候选。同时入宫待选的还有皇太子妃钱氏之妹，其父便是两知临安府的钱端礼。宫禁内外之人都看好钱氏之妹，但高宗还是笃信皇甫坦的相术，为恭王聘了李凤娘。
李凤娘虽长就天姿，却生性妒悍。乾道七年（1171）恭王立为皇太子，她也成了皇太子妃，性格越发骄横悍狠了。太子入居东宫，左右侍奉的宫女人数自然不能与恭王府同日而语。李凤娘受不了，经常在德寿宫与孝宗夫妇面前诉说太子左右的东长西短。高宗老大不高兴，与皇后吴氏谈话时后悔道：“毕竟武将之后。我被皇甫坦误了！”孝宗也好几次训斥她：“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如再只管与太子争吵，我宁可废掉你！”
孝宗只想镇慑住她，并不打算真废皇太子妃。李凤娘却又气又怕，认为这是太上皇后吴氏在挑唆。册立为皇后以后，李凤娘更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孝宗和谢皇后对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非常孝顺恭敬，相形之下，李氏却十分傲慢无礼，有时甚至乘着肩舆一直到重华宫内殿才停下。有一次，谢氏在谈话时提到这类事情，李凤娘竟恼羞成怒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的。在场的太上皇孝宗听到这种挑衅性回答，与太上皇后谢氏都怒不可遏。他事后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忠告，真的萌生了废黜李凤娘的念头。他把自己信得过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华宫，私下与他谈起自己的打算。史浩坚决以为不可行。或许认识到废后会引起政局风波，这事终于作罢。但李皇后对孝宗和太上皇后谢氏的怨怼却越积越深。
光宗即位不久，就心脏不好。太上皇既担忧又关心，从民间搞到了秘方，合了一大丸，据说服了心病即可痊愈，准备派人送去，又恐李皇后截留，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来问安时面交给他。大内宦官原就企图制造三宫摩擦，好让皇帝无暇萌生“尽诛此曹”的念头，便对李皇后说：“太上合了一大丸药，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给他。万一有意外，可怎么向祖宗、社稷交代啊！”李皇后听说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却属意于嘉国公，不能不多一份心眼，就派人去打探，果然有药准备着，便衔恨在心，以为太上皇也太狠心。
李皇后决定为儿子博一次，也投石问路摸一下虚实。不久，恰有内宴，她突然当面向太上皇提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孝宗自有考虑，没立即表示同意。李凤娘立马发作：“我，是你们用六礼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皇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没有作声，他明白皇后的用心，也知道太上皇不会轻改主意的。
内宴不欢而散后，李皇后一手拉着嘉王，一手抹着眼泪，把丸药的事与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向光宗哭诉：“寿皇不同意立嘉王，就是想废你；给你服那颗大丸药，就是让嘉国公好早点继位。”光宗受禅后，颇感贵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样能随心所欲。重华宫的太上皇、慈福宫的太皇太后虽不过问朝政，但一个父亲，一个祖母，自己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措，都必须看太母的脸色，听寿皇的教训，老大不自由。尤其太上皇，总让他感到有一种父亲对儿子的威慑。对太上皇执意让魏王之子嘉国公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光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一听皇后的挑唆，也有点信以为真了。
光宗即位后，妃嫔也多起来了。宋代后宫之制，凡封郡夫人以上才有独立的房院。绍熙时，自立房院的嫔嫱有黄贵妃、张婉仪、武才人、潘夫人、符夫人、大张夫人与小张夫人，最受恩宠的要数黄贵妃。早在淳熙后期，太上皇高宗见皇太子身边没有侍姬，就把黄氏赐给了他。光宗一即位，除册立皇后李凤娘外，还进封黄氏为贵妃。他把宫中收藏的扬无咎名画《红梅图》赐她，还在画上题诗一首：
去年枝上见红芳，约略红葩傅浅妆。
今日亭中足颜色，可能无意谢东皇？
以红梅喻贵妃，以东皇自况，过去你红葩浅妆，今天在我东皇照拂下，你位至贵妃，颜色十足，还不谢我吗？调笑中透漏出对贵妃的昵爱。
在妃嫔队中，皇帝“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对黄贵妃尤其专宠，李凤娘自然妒火中烧，开始不择手段地报复。一天，光宗在洗手时见宫女端盥盆的双手嫩如柔荑，白似凝脂，愉悦之下，大感兴趣。几天后，皇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打开一看，皇帝差点吓昏过去，食盒内盛放的竟是那宫女雪白的双手。
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惯例，光宗将主持即位后首次祭天地的大礼。宋代祭天地前，皇帝、宗室必须在前一天享太庙，受誓戒，而皇帝受誓戒后不能入住后宫，必须夜宿南郊青城的斋宫。李皇后就在大礼前一天虐杀了黄贵妃，派人去通报了贵妃“暴死”的消息，自己到玉津园散心去了。光宗在斋宫接到禀报，又惊骇，又愤怒，他绝不相信活生生的黄贵妃会一天之间无疾暴卒，猜想必是李凤娘下的毒手。但明天是祭祀大典，他不能违背历代礼制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便哭泣个不停。
郊祀大礼在下半夜丑时七刻（即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左右）开始。这时，星月当空，夜色清澄。光宗一夜泪流不止，怀疑黄贵妃是否真死了。但这时，他只能强打起精神，进入指定的位置，穿戴上衮冕，拿起大玉圭，准备主持大礼。
忽然，狂风骤起，把祭坛上灯烛全数吹灭，祭坛顿时漆黑一片。转眼间，一两朵将熄未灭的火苗被狂风猛地吹向了周围的帘幕，帘幕扑剌剌倾倒下来，火舌却狂窜起来，蔓延成势不可挡的大火。光宗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在场的陪祀人也都被狂风烈火惊退了。瞬间，大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夜黑如墨，风火雨雹之中，众人都自顾不暇，也无法前往救驾了。
不一会儿，天色霁晴，大火已被豪雨扑灭。曙光微熹中，玉帛牲牢狼藉遍地，连祭祀用的镇圭也不知去向了。郊礼已无法进行。内侍们这才把吓懵了的光宗扶上车驾，送回大内。昨天，接到黄贵妃暴死的噩耗，今天又受到大惊吓，光宗自“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震惧感疾”，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皇帝被送回大内，黄贵妃的死因大白。但光宗对悍后无可奈何，得知真相只能咬牙切齿，精神病彻底发作。实际上，精神病遗传因子早就潜伏在光宗的体内，平日一无节制地酗酒，再加上震惊与恐惧的双重猛击，病情来势汹汹，“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
内侍驰报北内，太上皇帝孝宗与太上皇后谢氏连夜赶来探视，见光宗虽已睡去，却仍满口臆语。孝宗既担心，又气愤，便把李皇后喊来。李凤娘与亲信内侍大约隐瞒了虐杀贵妃事，只说皇帝饮酒过度而骤然发病的。太上皇大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反使他病到这等地步，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愤怒至极时扔下一句话：“万一好不了，就族灭你李家！”
太上皇准备回时，光宗醒了，听内侍说寿皇在，便矍然而起，惊怖地下榻叩头，请罪不已。孝宗慰解再三，仍不能使他释怀。回北内后，孝宗坐卧不安，又把丞相留正召来责备：“我让你任相，却不强谏，你干些什么事？”留正说：“不是不谏，没奈何皇帝不听。”孝宗说：“今后你须苦谏。皇帝如不听纳，他来问安时，我再好好劝他。”
光宗这一病可真不轻，太上皇在重华宫焚香祝天，祈祷儿子早日病愈。大约半个月后，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照例，冬至有大朝会，这种大朝会一年仅举行三次，即元日、五月初一与冬至日。但皇帝病得连迈脚登楼都不行，只能免了。病情稍愈后，李皇后哭诉说：“我劝官家少喝酒，就是不听。近来你病了，寿皇几乎打算族灭我李家。我李家有什么罪过？”接着又把太上皇对留正说的话歪曲走样地搬弄了一番：“听留正得到圣语说：如再过宫，一定要留住官家，不让还宫。”精神分裂症病人，本就容易妄想别人暗算自己，光宗听了李凤娘这番话，再与她此前挑唆的丸药、废立等谣言串连起来，自此而后始终担心太上皇要害他、废他，内心深处视每月四朝重华宫为畏途险径，总千方百计地找寻借口，推延日期，于是导致了持续数年的过宫风波。
一个精神病者主天下
郊礼以后的第15天，光宗才在内殿召见宰执大臣，他的病已不可能真正痊愈。再过半个多月，就是绍熙三年正月初一，照例应是正旦大朝会，也因皇帝有病取消了。而一月四朝重华宫的仪式，只能请宰执前往代行恭谢之礼。开春以后，病情稍有好转，光宗才恢复升延和殿听政，但五月一日大朝会，还是未能如期举行。其后，皇帝虽勉强听政，但大朝会却只在绍熙五年元日举行过一次，其他都付阙如。即便听政，他对臣下也经常“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从绍熙二年岁末起的两年多里，就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倒使李皇后更有机可乘，自绍熙三年后，政事多决于李皇后。不过，她对大政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与能耐，只是一味为娘家大捞好处。宋代遵循汉朝非刘氏不王之制，开国以后，即便追赠王封也不轻用于外戚，李皇后却封李家三代为王，两个侄子都官拜节度使。绍熙三年十一月，李凤娘再次归谒家庙，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连门客都荫补为官，恩荫之滥为南宋以来所仅见。李氏家庙僭越规制，防护之兵居然比赵氏宗庙还多。这一切当然都以光宗的名义颁布诏旨的。
对皇帝受制于悍后，臣下不是没有劝谏。据《宋史·罗点传》，有一天，光宗在便殿召对他，罗点问：“近来，朝廷内外都相传，说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因而沉湎酒色，不恤政事，确有这等事吗？”罗点是东宫旧僚，才敢以“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来暗指光宗受制于皇后。光宗答道：“没这事。”罗点见皇帝不愿正面承认，只得转而进谏道：“我原就知道陛下不会不恤政事的。宫禁之间或有拂心乱意的事，姑且借酒自遣罢了。乡下老百姓，闺门有不顺心事儿，还纵酒解闷呢！不过，人主君临天下，这心应像青天白日，风雨雷电过后，湛澈清明。怎能容许再有纤芥尘垢停留在天日上呢？”
绍熙五年初，起居舍人彭龟年进呈自编的《内治圣鉴》，光宗问了书的大旨，说：“祖宗家法最善，汉唐所不及，待外戚尤严。”接着，他看了龟年的《进书札子》，又说：“祖宗待外戚最严，此处便不可容易坏了。”龟年道：“祖宗不轻委外戚权任，也是爱养亲戚之道。我这书大抵对女谒、宦官防之最严，这些人见了，恐怕不会让陛下经常阅读的。”光宗说：“不至于这样。”但光宗在神智正常的绍熙初政时，就基本上受制于李氏，何况如今患了精神病。罗、彭的进谏对皇帝来说，犹如马耳东风，至多换来口不由衷、言不符行的应答而已。
也许病情关系，对东宫旧僚与春坊旧人，光宗反倒较为信任和亲近，对姜特立的眷念之情也从心底唤起而不可遏制。绍熙四年五月，他让姜特立起任浙东马步军副总管，还准备召他入宫，赐钱2000贯作为行装费。姜特立受召，光宗完全可能一念之转将他留在朝内，就难免出现近佞弄权的政治局面。这一诏命立即遭到朝臣们的反对，彭龟年、蔡幼学、项安世等纷纷请皇帝收回成命。光宗却在给事中谢深甫的缴驳上批道：“朕悯其旧臣，无辜而去，特与书行。”
反对最卖力的是丞相留正，动机依旧公私兼顾。他担心姜特立应召赴阙，光宗顾念旧情留他在身边，特立就会东山再起，伺机报自己当年排挤他出朝的一箭之仇。对留正来说，这可是前途攸关的较量。他对光宗说：“四年前，是我任右相时论列他招权纳贿，才奉祠而去的。现在既然召他，我理当罢相。”光宗没做出反应。过了几天，留正逼光宗表态：“我与特立，理难并立于朝，请早赐处分。”光宗批道：“成命已行，朕无反悔，卿宜自处。”留正便居家待罪，试图迫使皇帝改变主意。谁知过了七天，光宗仍不理不睬。
六月初一，留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奏请辞相位：“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陛下遂至每事坚执，断不可回。我居家八日，出城三日，都不理不报，这都是把定之说误了陛下。我怕长此以往，事情不论是非，陛下固执把定之说，言路就会断绝。”绍熙初政，光宗就有“临决机务，自任太过”的毛病，自从发病后，偏执本就是精神病症状之一，他也更固执难回了。见辞相奏疏也不能让皇帝回心转意，留正便把入仕以来所有任命告敕都缴了上去，移居范村僧舍待罪，乞归田里，使君相僵持更升一级。但光宗既不许他归田，又不召他回朝，就把左相撂在僧舍冷落着。
九月四日是光宗生日重明节，理应由丞相率百官上寿。留正是左相，虽在待罪，却未免职，他这天从范村赶回大内，在紫宸殿为光宗上寿。他还是恋位的。按例，左相应是百官班首，光宗却下诏以右相葛邲为班首。留正不宜再立到丞相位上，好在他还有少保头衔，只能没趣地站在少保位子上。祝寿一结束，留正仍折回范村待罪。
岁末，光宗病情有所好转，这些天是他几个月来少有的理智清醒的日子。预定冬至向寿圣皇太后上尊号册、宝的日子迫近了，而依例上册、宝须以宰相为礼仪使，这次倘若再让右相葛邲代行，于大礼不顺。光宗对太皇太后一向尊重，便派人召留正回都堂理政，宣布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但不再坚持召他入朝。留正去位待罪，行使制度许可的宰相规劝君上最激烈的举动，前后长达一百四十余天。君相两人怀着各自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心态，不负责任地视国事朝政为争胜赌气的儿戏，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前例的。见留正还朝，光宗似乎纤芥不存，显得十分高兴，他毕竟是个精神病患者。
初政时，光宗召还陈源，但没重用，他仍厌恶那些近习。而如今内侍们播弄北内是非，他已听得入耳了。绍熙四年夏，陈源迁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光宗仍让他做宦官头领，并发还了籍没的产业。陈源刚召回时，只让徒党搬弄些小是非，不敢做得太过火。而今得到这么个最亲近皇帝的要职，便与宦官林亿年、杨舜卿等沆瀣一气，“日夜交牒其间”。皇帝对太上皇的疑忌心理在发病前就深层潜伏着，现在一经陈源一伙火上浇油，便更为加剧，致使过宫风波越闹越凶。
对经筵讲读，皇帝越来越不耐烦，却还要装出重视帝学的姿态。从绍熙二年初起，他只在白天应付一下，晚讲完全停了。一到晚上，一头扎进酒杯里。御史台主簿彭龟年就经筵晚讲上了一奏，光宗览奏说：“祖宗对经筵最是留意。”龟年说：“人君以一身担天下大任，是非邪正须讲学明理才能明白。”光宗不愿听到自己邪正不明的话，立即说：“近日邪正却是分明。”答话时分明有精神病患者常见的固执。龟年说：“但邪正之间，更须圣上常常密察，不可不谨慎。”光宗不以为然道：“毕竟今日正人多。”又问：“你对儒臣夜直有什么要说的？”龟年便说：“祖宗总在夜分之时召经筵官讲读，不仅为了穷究义理，而且为了消弭人欲。夜直如有一二儒臣，互以义理相磨砺，个中意味深长，不是其他能同日而语的。”“亲儒生有益，的确如此。”光宗敷衍道。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夜饮如故。
昏政已经司空见惯。韩侂胄是嘉王夫人韩氏的曾叔祖，其官位在绍熙年间扶摇直上，短短四年竟升迁了27年磨勘才达到的官阶，光宗还想超授他四阶，又相当于20年的正常迁转，直到给事中尤袤缴驳才作罢。伶人胡永年积官至武功大夫，大概仗着戏演得好，请求让其亲族也享受任子入仕的待遇，这在宋制中绝无先例，光宗竟也一口同意。还是吏部尚书赵汝愚提出，以乐艺出身的人不能以恩荫任子，并希望立为定法，这才制止了这事。
对政事的处理、官吏的任免，光宗往往随着病情轻重与心绪好坏而是非不定，喜怒无常。黄裳任给事中仅一月，缴驳不当诏令达十余次而大拂帝意，他忘了曾在嘉王面前对其老师的褒奖，免去黄裳给事中兼王府翊善之职，改任兵部侍郎。还是嘉王不愿老师离去，向父皇求了情，光宗这才同意他继续做翊善，但封驳之职却被罢去了。
有一次，皇帝降内批除耶律适嘿为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驳，光宗再以御笔宣谕他书行。尤袤尽管特与书读放行，但同时上了一疏说：“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爵禄，是祖宗的爵禄。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怎可私用祖宗的爵禄给公议卑薄之人呢？”也许“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一语刺痛了他，光宗怒不可遏，把奏议撕得粉碎。尤袤见国事乖戾，积忧成疾，临终前上致仕遗表。尤袤是东宫旧僚，绍熙初政时君臣之际也算相得，光宗览阅遗表后，照例须对上表之臣的追赠封赐做出指示，他却将遗表搁在一边，好几个月都不做出相应的处理，也许竟忘记了。
自发病后，光宗对宗室、外戚与大臣“以薨卒闻，多不信”。绍熙四年夏，蜀帅吴挺死了，他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儿子。绍兴和议前削兵权，诸大将兵柄尽夺，只有四川悬隔遥远自成一区，吴玠、吴璘兄弟死后，“吴家军”仍传吴挺独掌兵权，渐现坐大之势。自虞允文以来，有远见的大臣无不认为四川兵柄必须抓准时机妥善解决。如今吴挺刚死，其子吴曦位望尚低，且不在川中，正是遴选合适将才入川更代，解决蜀兵世袭的绝好机会。但光宗仍“以为传闻失实，屏申奏而不信”，固执地认定吴挺还活着，奏报在诳骗他，竟然半年之久不置蜀帅。
理智清醒时，光宗似乎也想做个明君。绍熙四年初，他在便殿召见了提点福建刑狱辛弃疾。早在皇太子时，他就知道稼轩毅然南归的传奇事迹与力主抗金的慷慨词章。这次召见，光宗一方面迁他的官职，一方面向他咨询战守事宜。弃疾指陈了荆襄对东南攻守的战略意义：“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分而为二则上流轻。上流轻重，导致南北之所以成败。”并对荆襄的兵柄分合、驻军布防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最后希望朝廷“思安虑危，任贤使能”，“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但这番议论与建策没有引起光宗的重视，也未见他对荆襄防守有具体的举措。
这年进士廷试策，题目是光宗亲拟的“问礼乐刑政之要”。在送呈御览的策论中，有一篇鞭辟入里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重，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这时正是光宗不朝寿皇，过宫风波越演越烈的当口，群臣的谏章雪片似地送入南内。读到这段议论，光宗正中下怀，似乎为自己的偏执找到了堂皇的辩解。他认为，对他们父子关系，这段策论可谓最善解人意，当即把这篇廷对策由礼部奏名时的第三亲擢为第一名。
当知道拔擢的是陈亮时，光宗喜形于色道：“天下英才，为朕所得。我亲自看过的，果然不错！”实际上，这段策论的意思很清楚：眼下要着手的礼乐刑政之事太多了，何必一定要讲究一月四朝的表面形式呢？陈亮的经济文章早就知名于世，听到他擢为头名状元，太上皇与嘉王也都十分高兴。光宗还特地交代翰林学士在赐第告词里写上：“朕之待尔，岂止是哉。”他准备将来大用陈亮，先授他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可惜陈亮未及赴任就病故了。
然而，在朝政处理上，狂躁、遗忘、偏执、猜忌等精神病症状，光宗都有明显的表现。他的狂躁症还不算太激烈，但与一般精神病者一样，坚决认定自己不需要服药与照料，对让他服药物，视他为病人的内侍们大发雷霆，连长、御药都不能出现在左右，一天或驱逐数十人，宫掖之内，人人自危。
精神病者常见的怔忡恍惚、怠倦遗忘，让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诸脑后，今日迁延某事，明日迟滞某事，丢三落四是习以为常的。据陈傅良说，“班直待试于殿庭，侍从待命于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记”；“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丧而不起发”。最苦恼的是宫廷仪卫，光宗经常晏朝，有时列仗已毕，只待皇帝临朝，忽然传谕“皇帝不上朝了”，仪卫们只能撤班。
绍熙初政时，光宗的性格已显现出独断偏执的那个侧面，发病以后，这一侧面益发严重，直接影响对朝政的处理。对此，彭龟年的上奏有概括性描述：
期年以来，施为稍异，若示人以不可测者。政事举措，稍不循节奏；进退臣下，颇不事礼貌。意欲所用，虽给舍屡缴而不可回；意所不欲，虽台谏弹击而不可动。宦寺莅职于中禁，而不用诰命；内廷取财于总司，而特免录黄。如此之类，未易悉数。其始，群臣争之而不能得；其终，陛下行之而不复疑。一时操纵自我，予夺自我。
上朝对班是确保台谏言事的制度性程序，光宗经常隔下不召；言官偶有论谏，光宗或是不施行，或是干脆将改为外任，免得他们喋喋不休。给事中、中书舍人缴奏不合理的诏书，本是宋代君权自我约束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今他们一有缴驳，光宗不是动用御批宣谕书行，就是将封驳官改除他职，免得他们一驳再驳。这些现象，绍熙初政时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那时，人们有理由责备皇帝个人。然而，自绍熙二年郊礼发病起，已无理由再去谴责其本人。把江山社稷、国计民生交给一个精神病患者去主宰，让一个业已丧失责任能力的人去担当这一大任，他能负责吗？
（本文摘自虞云国著《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