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沙特的国际形象危机；民主与民粹之辨

沙特流亡记者的失踪：沙特的国际形象危机

上周（10月2日），沙特流亡记者贾玛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为与土耳其未婚妻结婚，在约定时间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办理与前妻的离婚证明，之后便不知所踪。国际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给予了密集关注和报道，本周持续发酵。

土耳其官方认为卡舒吉在领事馆遭遇审讯、折磨，最后被杀害且被肢解后运走，并称已掌握证据。而沙特一方则坚称他离开了领事馆。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称，卡舒吉失踪当日，有15名由沙特特种部队、情报官员、国民警卫队和法医组成的队伍飞抵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电视台播出的监控录像显示，这些沙特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入境，然后分别前往领馆附近的两个酒店登记入住。埃尔多安与特朗普就此事先后发声，表示将密切合作对此案件进行调查，特朗普更是要求沙特政府给出答复。同时，许多国际商业巨头已经宣布不会出席即将到来的在利雅得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卡舒吉对于沙特而言不止是著名的异见者，他曾经做过沙特政府高官的顾问，后转为沙特和萨勒曼王储激烈的批评者，在2017年流亡到美国，并有《华盛顿邮报》作为他持续的发声平台。在2015年成为国防部长的萨勒曼王储在介入也门内战、打击胡塞武装的事务上非常激进；卡舒吉则对此激烈谴责，呼吁停火、和平谈判。他曾在一篇《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表明，萨勒曼王储于2017年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后，开始打压自己，他担心自己被捕。他失踪3天前在接受《BBC》采访时谈及沙特日前抓捕大量社会活动家时说：“被抓进监狱的那些人根本不是异见人士，只不过是会独立思考的人而已”。

这件事标志着沙特对不同政见者零容忍的事态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熟识卡舒吉的中东观察员Bill Law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指出整个事件的荒诞之处，卡舒吉事实上是沙特”2030愿景”的支持者。“2030愿景”是萨勒曼王储发起的、沙特在2016年公布的经济计划，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能源战略转型，让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Bill Law援引卡舒吉流亡后在《华盛顿邮报》撰写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国外感到无助。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茁壮成长，并希望看到’2030愿景’的实现。我们不反对我们的政府，与之相反，我们对沙特阿拉伯有着深切的爱。”Bill Law进一步指出，萨勒曼王储努力向西方传达的信息是，沙特对商业开放，它已经回归到现代化的伊斯兰，它开始允许电影院的存在，还表现出很多进步的价值，比如废除了对女性驾驶的禁令——然而与此同时却逮捕关押着那些为之奋斗多年的女权主义活动家。

萨勒曼王储希望改革沙特经济并驯服国内宗教极端主义的开明形象，和他无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力的形象之间所呈现出的落差越来越明显。事实上，他所打压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他去年下令逮捕入狱的（面临死刑判决）拥有1400万twitter粉丝的温和神职人员，和这次这位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记者，都是“2030愿景”的支持者。他们本可以成为萨勒曼王储的盟友——萨勒曼王储发起这个大胆而又必要的改造国家的项目，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可想而知会遭受巨大的阻力，需要国内开明派的支持才能够顺利推进。但是讽刺的是，这些开明派却被视作国家的敌人。

在国际关系层面，卡舒吉事件被认为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继“911”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一直是沙特政府的坚硬后盾，为沙特在国际社会的种种被谴责的行为背书。Marcetic在《雅各宾》刊出的《美国迟来的清算》一文中指出，卡舒吉事件只是揭开了沙特政府的面纱，近年来沙特在国际舞台上制造的事端绝不止这一件：2017年，沙特绑架黎巴嫩总理并强迫其辞职（后复职）；切断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封锁卡塔尔，并造成美国前国务卿下台（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被认为是因为他阻止了沙特和阿联酋入侵卡塔尔的计划）；因人权问题被指责而暂停了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和商业合作，而后与沙特政府有关联的twitter账号上发推文威胁加拿大要对其进行“911”式的袭击；更为残酷的是沙特在也门持续制造的战乱，三年来把上百万也门人置于饥饿、流离失所、霍乱与死亡之中，近来还炸毁了一辆满载学生的校车。Marcetic进一步指出，沙特政府之所以可以愈发变本加厉，是因为特朗普入主了白宫。众所周知的是，特朗普与沙特精英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遇害一事，让即便是特朗普以及一贯为沙特背书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都表示“严重违反国际规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转变的迹象，特朗普政府已经接收到了巨大的压力——被要求切断对沙特武器的供给，甚至结束对其在也门战争中的支持。不过，Marcetic不无讽刺地指出，与也门成千上万贫穷而又没有姓名的人的死亡相比，一个有名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遇害才被认为是“违反规范”。毕竟对于华盛顿而言，支持在遥远的地方谋杀非白人百姓的战争，本身就是规范的一部分。

在Marcetic看来，美国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他所谓的盟友——沙特、以色列，同样参与甚至参与了更多美国用以指责其敌人——伊朗、俄罗斯、朝鲜的“侵犯人权”行为。就像17年前，沙特政府被认为参与了美国境内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而美国政治机构对此却一直遮遮掩掩。这一切不出所料的，让沙特在国际舞台上有恃无恐。如果涉嫌暗杀卡舒吉真的使美国与沙特的关系造成间隙，那这种“清算”不过是姗姗来迟而已。

民主与民粹之辨

特朗普上台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知识界对“民粹主义”的讨论，而这些年的一连串事件——不同国家的政党更迭、强人领袖的出现、世界格局的震荡，都和某种自下而上的愤怒、不满密切相关。在许多学者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带来的将是更多的危险。

《卫报》则刊出了一篇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詹姆斯・米勒讨论民粹主义历史的文章，以图梳理民粹主义的历史，解决知识界的忧虑。在这篇长文中，米勒讨论了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在西方历史中的两个面貌。其一是作为被精英厌恶和恐惧的“民粹”，其二则是作为实践社会正义的行动。在西方，围绕民粹的争论，长期在民主的这“正反”两面之间摇摆。

米勒首先指出，不同于人们一般的想象，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在西方社会得到采用，甚至还被许多人指为一种糟糕的社会制度乃至暴政。在古希腊，民主制源于雅典市民推翻斯巴达人的傀儡统治，通过公民大会、抽签选举法官等等的形式，力图使每个人都加入城邦的统治之中。雅典民主制的高峰是扩张后作为帝国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柏拉图等雅典哲学家在分析这段时，认为民主制度导致缺乏知识的大众主导国家。柏拉图认为人们思维前后不一，而民主制是一个糟糕的制度。

米勒认为罗马时代及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家们基本上也继承了这种观点，即民主制不是一种善治。他们的理论也都和柏拉图类似。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开始兴起，共和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君主制不如拥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个人结成的共和政体，后者出于对自己自由的热爱而热爱、建设并保卫国家。但是共和制的支持者们也不喜欢民主制，他们认为民主制是一种极端的形式，充满了“极端的想法”。

真正将民主制带入现代政治的，是法国哲学家卢梭的思想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米勒指出，法国大革命可能是在古希腊之后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实践直接民主的制度。在卢梭看来，民主是对旧制度的巨大颠覆，通过人民主权原则，让从前无权者变成有权者，让从前低下的变成在上，让富人变成穷人，让国王变成臣民。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卢梭的原则，也因其血腥程度与暴力而令许多人感到恐惧。英国思想家柏克等人视大革命为恐怖，进而认为民主制是一种“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在这种声音下诞生的是今天的“自由主义”，相比民主制，自由主义其实是很不相同的思想——尽管两者今天常常被混在一起。

今天被美国作为意识形态推行的“自由民主制”则其来有自。在18世纪美国建国之初，尽管人们主张“主权在民”，但实践中美国政治采用了一套被称为“自然贵族制”的制度，即虽然人民理论上拥有主权，但这种主权只是在选举中体现出来，政治权利最终集中在一定的精英手上。这种理论的具体制度，体现为美国大选中的选举人团、参议院不根据人口比例分配及其他制度。

在美国，民粹主义的第一次兴起是安德鲁・杰克逊任总统（1829-1837）的时期，他一方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则试图进攻美国政治的“自然贵族制”。米勒认为，美国的制度决定了政治权利的集中和名义上民众拥有主权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下，杰克逊这样的人会不断涌现。

这种冲突通过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威尔逊是今天“自由民主制”的理论建构者。但米勒评价说，他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改版的“自然贵族制”，他一方面宣称人民拥有权利讨论、辩论、选举和改变政策，但另一方面认为这一切要通过说服、辩论，最后实现的仍然是多数人由少数人带领。

事实上，人民民主的“公意”在实践中极其抽象。在20世纪，人们见证了各种各样的选举、战争，见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政治安排，在大多数的政治安排中，人们能够看到的都是民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政治最终会交由官僚、专业人士去操作。但这种结果下，就自然会形成“离地的精英”与“不满的大众”之间的张力，米勒认为，当后者不满的时候，与其批评他们是“乌合之众”，是“多数人的暴政”，不如看到这种冲突在人类政治制度中不断重复，不断形成新的可能性，改变着旧有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