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斯文：1985、1986年的文化讲习班
课堂、讲坛，自古是师者的道场。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三尺讲坛就成了“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就被资产阶级占领”的阶级斗争前沿阵地，大搞“泥腿子登讲堂”“工农兵进学校”。狂躁的思想泡沫破灭后，中国人回归常识理性，术有专攻，知识总要由知识者传承。
1985年3月4日至3月24日，北京，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和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联合举办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
这是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后举办的第一项大活动：“有国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侯仁之、金克木、虞愚、牙含章、石峻、吴晓铃、戴逸、何兹全、丁守和、阴法鲁、朱伯崑、汤一介、庞朴、李泽厚、孙长江等19名著名学者，国外杜维明、袁晓园以及台湾知名学者陈鼓应等为讲习班作了精彩的讲演。”“听课学员200余人，来自全国各地。”
讲习班1985年1月10日开始报名，2月5日截止，名额有限，按报名先后录取，学费每人200元。3月4日开班，24日结束，共20讲。200元的学费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查《中国经济年鉴》可知1985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为673.2元，这是当时一个中国居民近4个月的生活费啊！这里的生活费支出，包括了食品、衣着、医疗、燃料、文娱等购买商品支出，也包括了房租、水电、学杂、交通等非商品支出，而且同期农民平均每人的年生活消费支出仅317.42元！但如饥似渴的人们要争先恐后是为了这样一份名单和讲题：
冯友兰（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特质》
梁漱溟（政协委员、中国著名学者）：《中国文化要义》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任继愈（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题目待定
牙含章（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藏学与汉学》
吴晓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典戏曲》
戴 逸（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明清思潮》
石 峻（人民大学教授）：《佛教与中国文化》
虞 愚（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中国书法艺术》
2《中国名学、印度因名学及西方逻辑的异同》
阴法鲁（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典音乐》
朱伯崑（北京大学教授）：《易学与中国文化》
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1《道教的产生与特点》
2《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儒家哲学与世界现代化》
陈鼓应（台湾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老庄哲学与尼采哲学比较研究》
第一位演讲者就是92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汤一介先生后来回忆：“在这次讲习班上梁漱溟先生以《中国文化要义》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这是1953年梁先生受到毛泽东批判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历史上不能不记下来的一页”。对于这不能不记下来的一页，李中华先生留下了生动的文字——
1985年3月，文化书院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梁先生是我们邀请在该班上作讲演的第一个人。当我们带着讲习班的宗旨和要求去请他时，他同样愉快地答应下来，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开班的那一天，北京城内晚冬的残寒尚未退尽，寒风席卷着干旱的沙尘，吹打在人们的脸上，有一种麻木窒息的感觉。我们坐在礼堂讲台一侧的休息室里，等待着梁生先的到来。这时台下的摄像机早已架好，各式各样的录音机几乎摆满了讲台的周围，礼堂的坐席上也已坐满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听众，准备聆听这位与世隔绝达30年之久的传奇式学者的讲演。大家怀着一颗与其说是敬仰的心情，还不如说是一种好奇的心理，因为梁先生自1953年发生了那起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顶撞的事件后，几乎是断绝了与社会的联系。在政治上，梁漱溟简直被塑造成跳梁小丑，在许多人的眼里，梁漱溟的名字是与反动分子划等号的。因此，这次讲演是梁先生沉默30年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好奇。
讲演于上午9时开始，梁漱溟先生准时来到会场。当他坐到演讲席上时，台下一片寂静。虽然当时梁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但口齿、思路都很清楚，讲话亦很生动幽默。如在讲到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西方列强时，他说：“原因不是中国进步慢，或中国人不聪明。慢倒不要紧，慢慢腾腾地进步也总有个到的时候啊！”“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走得慢，也能赶上。可是中国人走岔了路，走到另一边去了。”讲到这里，梁先生以启发式的口吻提出问题说：“中国人走到哪边去了呢？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他略微停顿一下，然后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用在了人伦关系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好等等，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西方却与中国不同，“近代的西洋人，我常以八字概称之，即：‘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西方人要求自由、平等，都是从此而来的。这恰好与中国不同。中国的道理是彼此互以对方为重。按中国传统的话叫做‘礼让为国’，也就是以对方为重，不是强调自己。这一精神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刚好是两回事，刚好相反”。
那么，未来社会，人类究竟要走哪一条路呢？梁先生说：“我以为，就人类的前途来看，礼让二字必将取代西洋人的‘自我中心’，将来一定要讲礼让。……所以，如我所信，如我所见，世界的前途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就是物支配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转而为人支配物的社会。人为主、人支配物的社会是必然要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所信奉的。”
……
梁先生的讲演历时近两个小时，我们担心他过于劳累，曾几次请他休息，但他都不以为然。当时正值换季时节，讲演厅里已断了暖气，我们坐在舞台一侧的小屋子里，尚感到时有寒气袭来，阵阵阴冷。但梁先生讲演专一，其精神早已与台下听众融为一体。看他老人家精神抖擞，不但没有一点寒意，还不时用手帕擦抹额头上的污渍。从旁看去，真是一幅绝妙的夫子授学图。11点讲演结束，但未等梁先生走下讲台，便被几十位好学青年团团围住。有的请他题字，有的向他请教问题。梁先生毫无倦意，顺笔题笺，侃侃而答，此时他所焕发出来的朝气，不啻一个刚刚毕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可此时梁先生已值92岁高龄！
“对这次讲习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海《文汇报》《读书周报》以及《中国日报》《美中交流通讯》新加坡《新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都作了报道。”
首期文化讲习班的一举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文化书院的创建者，比之于此前“炒老玉米豆，养蝎子，倒钉子、麻袋、车皮”的各种以商养文的馊主意，收费办班，以文养文，一举中的。于是，在1985年9月27日发出了第二期讲习班的招生通知。“10月中旬，由汤一介同志主持研究了关于举办第二期讲习班事宜，决定在1986年1月1日至16日，文化书院在京举办第二期讲习班，主要内容为‘中外文化比较’，并开始着手招生工作。”
1986年元旦第二期讲习班开班。“一月一日在外交学院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中外著名学者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孙长江、包遵信、乐黛云、邹谠、杜维明、成中英、魏斐德、姜允明、赵令扬、刘年令、冉云华及来自祖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700余名学员，来自新加坡、日本、西德的十几名外国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梁漱溟、张岱年、汤一介、李泽厚、邹谠、杜维明等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这里，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学员的构成。
参加“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的700多名学员中，来自高校、科研单位的占60%以上；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4%，其中已毕业和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85人，约占学员总数的24.6%，具有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称的130余人，约占学员总数的20%，有的还是知名学者、学部委员；学员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65岁，19-30岁的，约占学员总数的53%，31-49岁的，约占学员总数的37%，50-65岁的，约占学员总数的10% 。
文化讲习班的热烈气氛不但鼓舞着主办者，授课讲师们也被激励、被感染着。第二期讲习班授课讲师共18位中外学者，作了20场专题讲座。其中，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近十名外籍教授，在历时16天的讲习班中作了12次学术专题讲座。面对“700余名全国各地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研讨东西方文化问题，使国外学者非常吃惊。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的教育行政学专家刘惠霞博士说：‘我经常参加世界各种学术会议，到处跑，像这样大型的学术会议是非常少见的。我从上海广州一路上来，走了好几个地方，到处都在议论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有的化学研究所和工厂都有许多人想来参加，中国这样多人关心文化问题，真是不简单。’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说：‘我是第一次来中国，这样大型的学术讲座，很难得，而且学术气氛很活跃，我觉得非常好。’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陈鼓应先生在讲座开端神情激动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所有参加这次研究班的教授、学员都要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这样的大型研究班能办成非常不容易。这在台湾是不能想象的。那里30人以上的集会就必须报警方。研究班说明：中国大陆政府确实开明。’”因为气候原因航班停飞，在机场等候了两天两夜的澳大利亚马克理大学姜允明教授说：“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能够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使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确实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她正在前进。”姜教授不顾疲劳，为讲习班开了第一课，他兴奋地表示：“我身体有些疲劳，但我的精神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好。”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后工业社会的世界文明将转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明。”
讲习班的学术空气非常活跃，学员们自发地组织学习小组交流讨论，有的以宿舍为单位，有的以生源地为范围进行交流活动。讲习班还组织了各种专题座谈会，如：“理工科大学生中的社会科学建议”座谈会；“如何改进和加强高校的马列主义教学”座谈会；“文化的未来”讨论会；“中外哲学家对话”座谈会。其中，以“如何改进和加强高校的马列主义教学”为内容的高校哲学教学改革座谈会，与会者人数最多，因本次讲习班学员中有近160名学员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工作的，1月10日下午举行的座谈会，有80余人参加，北京市高校哲学教学协会会长谢龙主持了座谈会。
参加讲习班的学员普遍反映强烈，辽宁省社科院语言文学所所长张明说：“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不恰当的比喻，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有些类似文艺复兴时期。你们这个班开了文化教育的新风之先，是值得称颂的。”春风出版社的邵光说：“通过学习，对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到祖国文化的精华必须继承，同时也感到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艰巨性。”学员们称赞讲习班的授课方式，南京师大历史系刘曼春说：“通过讲课，使我们增长知识，广开思路，知道别人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再由我们自己加以比较，就可以做出有益的结论。” 参加讲习班的还有不少来自工矿企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江西汽车制造厂的党委书记杨洪基、宣传部长杜彬、总工程师张吉良一起来参加了讲习班。当被问到搞企业为什么对此有兴趣？企业界的学员说：没有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企业就难于奏效。现代化的企业是现代科技、信息、管理的综合体，必须建立在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必须依靠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人。
1986年8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大学开办第三期文化系列讲习班，主题为‘科技与文化’。主讲人有：余谋昌、李绍崑（美国）、吴允曾、马希文、包遵信、殷登祥、张岱年、金观涛、丁守和、柳树滋、方药宗、沈德灿、沈小锋、吴良镛等”。
1986年12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第四期文化系列讲习班，主题为‘文化与未来’。主讲人为：汤一介、秦麟征、庞朴、乐黛云、王勇领、陈传康、詹姆士·阿伦·戴特（Joms.A.Dator）（世界未来学会及罗马俱乐部成员）、维克多·斯卡迪格列（Victor Scardigli）、佛兰克·费瑟（Framk Feathen）、鲁尔夫·霍曼（Rolf Homan）（世界未来联合会执行委员）、吉姆·戴特（Jim Dator）（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秘书长）、盖伊·克里斯托佛林（Gaye Christffersen）、埃利欧罗娜·玛西妮（Eleonora Barhieri Masini）（世界未来联合会主席）。这次讲习班着重介绍、探讨了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东西文化交流冲突之历史及中国文化的前途等问题。”
这几期大规模的文化讲习班，为初创的中国文化书院展示了形象，奠定了其在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