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新讨论天际的公共性｜Skyline in HAUS
从曲阜路地铁站三号口出站，不穿马路，朝东沿着宽宽的上街沿走几步，再朝右拐个弯，就到文安路了。文安路全长不过两百多米，在浦西各条大隐隐于市的小马路里，还是算短的。这条窄窄的、一辆重型货车就能堵住大半个道口的小马路，曾经沉甸甸地记录着苏州河沿岸尤为重要的当代艺术活动史：2012年9月，主要专注于影像艺术的OCAT上海馆落址文安路30号一楼。那是徐汇滨江还未公布艺术版图的年代，是一提到沪上艺术群落就想到M50和红坊的年代，是如今一众叫得出名字的民营美术馆、画廊、艺博会还未启动元年的时代，是静安和闸北还没合并，住在“上只脚”的老上海不会嘟哝一句“阿拉是老静安”的时代。记忆中的时光总那么矛盾，常觉飞速，又感漫长。M50在一众艺术群落风水轮流转里保留至今；OCAT上海馆则在这里待了约莫七年之后，辗转它处又悄然离席；苏河湾板块迎来拓馆实力了得的UCCA Edge——苏州河还是那条苏州河，沿岸搞艺术的依旧在搞艺术。只是新地标来了：同样的地址——文安路30号——由《Life and Arts 集锦》与 SUHE HAUS（苏河皓司）联合主办的“苏河艺术季”在此正式启幕。艺术季覆盖整座大楼一、二层空间以及五楼的露天天台，内容包括六家主办画廊的集结展（Gallery in HAUS）、青年艺术家相关主题展（Tomorrow in HAUS）、天际公共艺术策划展（Skyline in HAUS）以及八场艺术收藏论坛（Talks in HAUS：Art Collectors Forum）等。整个十一月，这里的艺术不落幕。
在所有板块中，“Skyline in HAUS”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城市的“天际线”呈现四位艺术家的在地作品。孙一钿标志性的“企鹅”走出画布，以超越现实尺寸的巨型尺度出现在天台的高处，在艺术家眼中，这是一场糅合着“暴力与可爱的闯入”。这只在艺术家心中历经延绵山丘的企鹅，从最初被她悉心入画，到被阐释为“人造物”的主要象征符号，再到社交平台飘洋过海，被一轮又一轮的观看、讨论和转发，在这里，由绘画和图像回归为实体的、由艺术家创造的物。高处，企鹅依旧凝视，它可爱、精致、无声，浑身写满履历，却看不出快乐、年轮与忧伤。
孙一钿，《热带企鹅》，2018年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同样从二维绘画里摘取视觉形象并将其延申至三维空间的谭永勍带来作品《燃烧的飞蛾》。在坚实的撑杆上，一只展翅的飞蛾被摆在略微超过大部分成人身高的位置，以显而易见的俯冲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作品形象始于绘画《生命的意志》，画中描绘着飞蛾与美杜莎之间的对抗。而在这件粉色的雕塑中，搏斗被消解，挣扎被隐去，形单影只的飞蛾失去了美杜莎。它等待着每一位真实的观众，走到作品的下方，借美杜莎的眼，看着它的身体、姿态以及快要完全包裹着你的压迫的粉。
谭咏勍，《燃烧的飞蛾》，2020年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近年来对星际、太空颇为关注的蒲英玮用一整片标志性的红色铺满整个地面。一万块单个大小为25x25厘米的镂空方块如拼图一般一块连着一块，最终拼合成一面如同旗帜一般的存在。延续对苏联先锋派美学的研究和探索，作品画面由可辨识的地图图像、太空飞船、星体和标识语组成。正如艺术家所说，此件作品对于整个空间而言，这是一场“大面积的、强势的视觉介入”。
蒲英玮，《星际丝绸之路计划》，2023年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与此同时，演员、导演黄渤携新材料雕塑《Breaker.激浪》呼应三位青年艺术家的天际线公共艺术。《Breaker.激浪》的主体结构为不规则的浴缸形态。在黄渤眼中，它是一座容器，一个“只有人躺在其中，作品才称得上完整”的存在。作品是其对当下整体环境、面貌、格局、状态的观察和写照。如他所说，“打破”——我们身处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打破：宁静被战争打破，秩序被紊乱打破，平衡被失序打破。关键的是，所有人都无法脱离世界的纽带。我们加入、参与、以为自己仅是远观但实际早已深入其中……
黄渤，《Breaker.激浪》，2022年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天际间，艺术鸟瞰苏州河。展览开幕之际，我们与四位艺术家展开对话。他们在此分享创作心得与珍贵感悟。
L&A
本次参展作品的引子或创作灵感是什么？
黄渤
这是一件讲述“当下”的作品——《Breaker.激浪》，打破的意思；放在作品语境之下——巨浪冲击。它与我们的世界息息相关。如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打破，无论是之前的全球的疫情还是如今的巴以冲突，平衡被打破，宁静被打破，哪怕事件本身发生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每个人依旧无法逃脱。置身其中的你，就像是躺在浴缸里的人，躺下的瞬间，水花四溅，就跟那“浪”一样。
蒲英玮
作品延续了我对太空主题的探索。太空探索的历史进程向来只在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冷战期间，登上太空的宏愿和成果被视为美苏之间政治实力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对太空的布局是战场之外的战场。而今，太空丰富的物质资源与信息资源吸引着各色“殖民者”。那里就像一片飞地，目前推行的国际法对人类在外太空的活动管控尚无十分明确的规定。因此，太空如同十九世纪“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美国西部，聚集着各色想要淘金的目光。作品名为《星际丝绸之路》，我认为这是很当下的词语。“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必赘述，而它在当代语境下有着更宏观的运用，这个词称得上是有些“浪漫”的政治想象。
谭永勍
飞蛾是生命力与欲望的象征。《燃烧的飞蛾》也是如此。作品原型取自两年前的同名绘画。原作中有两个形象——俯冲的飞蛾与在地挣扎的美杜莎。它们看起来像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但我并不想刻画权力的不对等或野蛮的暴力，而是想突出欲望本身。美杜莎的公共形象通常是充满怨气的、惊恐的、危险的、不安的，而我并没有把她画成凶猛的妖怪，而是更接近于描绘一位忧郁、悲伤的女性形象。其中，蛇与脸的对立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神话里，蛇的恐怖和脸的恐惧是一种叠加，对立并不存在。而我想画的是一种对立，它能让人感受到情绪的矛盾。
谭咏勍，《燃烧的飞蛾》，2020年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L&A
你对作品的视觉、材质、尺寸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考量？
黄渤
毋庸置疑，它就是一个“浴缸”。就像前面说的，在创作它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被）打破、打破、打破。记得完成泥稿时，我躺了进去，这和我最初的创作目标一致——人们使用它的时候，作品才称得上真正的完成。不过，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现场没有设置躺在浴缸里的体验环节，但观众依旧可以和它进行凝视的“互望”。
《Breaker.激浪》展览现场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作品摆在窗边。这个位置很对。我并不想让它摆在一个密封的空间。窗外的景观对室内而言既是一种“连接”，也是一个“打破”。逆光下，投射进来的自然光与作品主体的透明材质有所呼应，所以我们把它抬高，好让观看视角不会落得很低。另外，作品的距离也很有意思。它距离入口处有个纵深的视角，上楼，看到它，显得作品在“远处”。你得慢慢走近它，由远及近，从观看到参与，整体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蒲英玮
整体视觉呈现依旧延续我对“先锋派美学”的研究与实践。这条美学脉络是很鲜明的视觉文化。它很宏大，本身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和感召性。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各个应用背景之下，这套原本非工具化的美学被用以描绘那些正向的、被筛选过的内容，那些红色的、现实主义的。然而，放眼整个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现当代视觉艺术史，它始终作为一个单独的小线索存在，几乎没有人将它纳入“艺术史”中。而作为中国艺术家，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下的创作者，我认为我们依旧有很多新鲜的、当下的视角，借由个人以及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去讨论。
具体图像上——红色、地球、火箭、星体、版图——整件作品由这些元素组成。视觉结构上，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球”或“地图”，而是更接近于一个“地球感”或“地图感”的图像。其中的“ASTRAL”则是前两个月我在哈萨克斯坦所居住的酒店的名称。那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太空首航的发射地。你能感受到整个国家至今仍然有这么一股“氛围”，我们住的酒店就叫“ASTRA”，它的字体很有精神性和未来感，给我以灵感。
《星际丝绸之路计划》落地现场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孙一钿
一种“物”的再生产，背后的生产关系，生产逻辑，以及呈现的方式和面对的观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谭永勍
由于综合考虑，原作中的美杜莎形象没有出现在这件雕塑里，但保留了飞蛾俯冲的状态。关于飞蛾的造型——它不是一个动物标本性质放大，而是与我绘画语言保持一致。我参与了整个建模的过程，哪些地方需要过渡，哪些地方需要转折，哪里需要弧线，哪里要显得锋利，都由我一一调整和确认。可以说，作品是独立的存在，也是有关绘画的延伸。
作品体量上，底座高度将近一米八，张开的双翼宽度超过三米。我想让观众感受到作品的包裹感，俯视它的那一刻，如同画中美杜莎的视角。特别是飞蛾的头部，你能感到与它很接近甚至紧贴的感觉。
L&A
你怎么看待这件作品的在地性？
黄渤
针对这次艺术季，我们其实做过其他的方案：我们希望作品处在一个泥浆甚至泥塘的环境下。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里，它从原本水分很多的稀稠状态慢慢地变干。当干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下，我们会取部分作为材料，做一些实物，比如小人，或是象征性的小物件。之后，观众可以拿着它，生猛地砸到泥潭里。这就自然地形成类似“breaker”的形状。接着，作品继续晾干、晾干、晾干，等到成了泥块以后，我们再把它分割，拿去烧制。最后，在别的展览上，把整个过程和烧制的结果与这件《Breaker.激浪》一块儿展示。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这件作品没有在这里实现。但或许明年？我想未来有机会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到时，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静置状态，而是与整个空间、整个场域一起“生长”。
蒲英玮
讨论这件作品时，基于我的创作通常具备大面积的图像性和图案性，对方希望能有一件作品能给“Skyline”项目铺设一个氛围。所以当时我们敲定：做一个大型的、有一定面积的作品。接着再是筛选图像和材料。根据场地环境，我选取了镂空的塑料材质。那里的地面接近毛胚状态，有些地方发黄，有些角落发绿，可能还有一些苔藓，铺设后透出的效果，层次显得很丰富。
孙一钿
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介入或者闯入，本身这个行为是很“暴力”的，但又运用了极为可爱的形象。
孙一钿的《热带企鹅》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谭永勍
第一次看到现场时，室内还在装修。地面和墙面是很原生的状态，四处听得到装修的声音。来到天台，那里不是一整片的大空间，而是有分区，有转折，周围的楼宇高度参差不齐，看起来都比这里高，显得这座空中露台更像一个“城市洼地”。这些片段的、零碎的视觉记忆都对我的创作带来启发。在天台，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天台，摆一个特别大会飞的生物，感觉会很有意思。
L&A
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往往吸引公众的目光，有一部分更是会成为城市的符号或坐标。你怎么看待这件作品的公共性或公众反馈？
黄渤
一件作品——从创作到展示——最终有可能会被认可，有可能不会，有可能没有所谓的社会价值，有时甚至没有（为人称道的）艺术价值，即便是这样，创作者对自己的价值认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我来说，首先它得跟我自己本身产生连接。我甚至会想：我在某些时刻、产生过某些作品也就够了。当然——如果作品能和世界、和所有的人产生共鸣、产生联系，或者能在艺术（生产）上产生更好的结合，那都是好事；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大家认识、了解，在话题上做出探索和尝试，也都是好事。但那都是“之后”的事。目前，能够享受在里边，挺满足、挺高兴。
蒲英玮
首先，“苏河”的氛围是很有上海味道的，那种拐两个巷子，就看得到苏州河的体验。身处这里的天台，俯视整座城市的视角，让视觉的主体性显得更强，对此，我是很兴奋的。而另一方面，天际线公共艺术其实已经是很经典的东西，国际上有诸多知名案例。在天台上做文章，强互动的、有参与感的，诸如此类已不少见。对我来说，我的视觉语言有很强身份属性和美学特质，我并不想做“融入”环境的作品，我在做的是“介入”——一个强势的美学，在“现场”碰撞。
孙一钿
其实，我的作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时刻已经“死”了一回了，因为传播的只是图像本身，而不是作品本身。我觉得公共艺术的创作需要有一种责任心，这和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画画不太一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公共空间的占用，你需要对它负更多的责任。
夜景下的《热带企鹅》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谭永勍
与在街边、社区、花园等公共设施的作品不同的是，观看或体验天际线的公共艺术作品需要观众的主动性——至少有主动地“上楼”这个动作。而当抵达天台后，它又和普通的景观雕塑有某种相似性——都融入至这个城市的环境之中。因此，这件作品首先一定是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关联。我在创作时，脑中时常闪回一个念头：它属于上海。
L&A
近期，你对“创作”或“艺术之路”有哪些新的感受？
黄渤
我到现在其实还不具备那么大的归纳、总结的能量和能力。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艺术水准来说，它不一定能够表达得那么充分和理想，但我珍惜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创作的）“过程”比“完成”的意义更大。
我做雕塑，最初是胆大（笑）。“塑造”这个词可能更适用于雕塑，但我们平时做表演的时候，也会讲“塑造”。当我们拿到剧本，脑中出现一个形象，他/她的形态、特点，那些需要强调或强化的地方，得抓住它。在或加、或减的过程中，当逐渐完成心中想象的形象的时候，当“手”逐渐跟住“想象”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好玩起来。同一个角色给不同的演员，会演绎出不同的面貌，这和他的出生、成长、对世界的认知等都有关联。艺术家也是如此——当我们不再用表演去塑造，而是单独用（视觉）形象和结构去表达，那要抓住哪一点呢？慢慢、慢慢地，你能找到。
我的工作限定了我没法像视觉艺术家那样长时间地待在工厂或工作室，平时拍戏的时候带一块精雕泥，不容易脏手，做出来的雕塑也不会太大，因为我会随时带着它走。拍戏的时候，有时换一个镜头要拍一个小时，这就是特别好用的时间，我会随手做一些。有时它是一个小稿的“记录”，有时是一个“想法”。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我也会做泥塑，沉浸在与湿泥之间的关系里，那种感觉非常奇妙。慢慢、慢慢地，你会有一些想法，会出来你想要的，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Breaker.激浪》展览现场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蒲英玮
记得我在留学法国的时候，被那里的观念艺术所吸引，想要在纯粹的艺术框架下进行讨论，但逐渐发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去地域化的世界里，我身上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是无法剔除的，这也是我一毕业就决定回国工作的原因之一。而在这些年的创作过程中，我更坚信这一点：那些声称自己是国际主义的艺术家要承认你的根源和特性，把它作为你工作的起点，而不是否认或逃避，最后还反复地被验证，形成一个很扭曲的东西。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会继续主动地选择它，实践它，应用它。其实，这个想法和中国作为国家的选择是异质同构的，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全球化之路并不是将自身发展为一个“西方国家”，而是在探索切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孙一钿
要不断地压榨自己，才能获得哪怕一点点的进步，甚至是连“进步”都算不上的改变。但这个过程让我感到满足。最近在巴黎办展，当你置身这个环境，你才能更清醒地认清你是谁。想到一件新作《瓷母》。这件作品很有趣。大部分西方观众看到的是圣母玛利亚，而很多中国的观众看到的是观音，这也确实达到了当时我创作这件作品时的初衷。套用我好朋友的话来说就是：“学吧，深着呢。”
谭永勍
我画过美杜莎，画过宇航员，画过机器人，画过亚当和夏娃，画过西装的职业工作人员，还画过老虎、飞蛾、树、山——什么都画过。我这么做的初心，是想通过多画一些形象来建立或描述一个相对丰富的世界。相比重复描绘某些代表性的视觉符号，我更在意构建整体的氛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建构者：它有房子、有土地、有树木、有农民、有水稻、有大海、有天空、有太阳……因此，我画很多、很多的形象，从神话到科幻，从现实到非现实。整体来说，我希望我的绘画不只是绘画，而是一个观念的体现。最近，我想更专业地研究一些特定的东西，比如肖像，比如那些迷人的历史人物，真实的，虚构的，在世的，文学的。
孙一钿的《热带企鹅》图片摄影：合众能量
撰文、采访：彭菲
监制：Max Li、Yifei
原标题：《当我们重新讨论天际的公共性｜Skyline in HA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