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TREVE社团：欧洲能源转型中的年轻力量
当我第一次在facebook上看到TREVE张贴的系列讲座和展览的告示时，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仅仅看告示，就能感到一股年轻力量，勃勃生机喷薄而出：有点像一个公民运动，但又有科学和艺术的维度。我决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一探究竟。
TREVE的全称是Tackling a revolution in energy：Viewpoints across Europe（抓住能源革命：穿越欧洲的观点）。为什么叫穿越欧洲的观点呢？是因为TREVE成立后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创始人Lola和她的两个同学于2017年5月至8月驾驶一辆电动汽车穿越了欧洲15个国家，搜集了各行各业人士对能源转型的观点。
或许是因为TREVE的创始人Lola是女性的缘故，能源转型中的性别问题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极大重视，比如Lola因穿越欧洲计划而获得了Women4climate前十名培训的机会。而九月份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便是以“能源转型中的女性”为题的圆桌会议。会议邀请了一名女艺术家、一名女政治家、一名女性社会活动家，以及法国能源企业Engie的一名女性员工（Engie是TREVE穿越欧洲计划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主要讨论了性别和能源转型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通常认为的能源转型这一非常技术性的议题是否和女性无关，再比如为什么男性中年危机常常在石油主要使用国即欧美发达国家最为突出，等等。
TREVE的另一个特点是跨学科性。举行圆桌会议的“德热纳科学空间”（注：德热纳是法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系列艺术展的所在地之一。在这一空间内举办的小巧而精致的艺术展上，一个由计算机系学生设计的人机互动装置尤为吸引人。这一装置作品以“欧洲的身体”为意象，以真实的欧洲能源交通网络为依据（分为电网，铁路网络以及天然气网络），绘制出了相应了3D模拟图。整个装置通过一台计算机和一个投影仪来实现（投影仪用于投射出3D模拟图）。参观者可以自己通过操纵鼠标来和机器进行互动，获得相应信息。
也正是在“德热纳科学空间”里，我和Lola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对谈。
你当初是怎么有这个穿越欧洲的计划的？
Lola：我本身是学文科的，我的专业是哲学和音乐学，也就是说我本身并不是来自能源领域。我最开始只是想做一个公民实践，既对我自己有意义，也对这个社会有意义。
这个公民实践应该有一个政治维度，比如生态转型问题。因为我在巴黎高师读书，所以我周围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很快，我就发现围绕这个问题形成的是一个大杂烩。为此我找到能源这个方向来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就哲学来说，“能量（energy）”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我又找到了两个高师的同学，一个是物理系的，一个是经济系的，结成了穿越欧洲计划的团队。
我知道在高师，跨学科是很受鼓励的。但是能源转型，正如我们在圆桌会议上讨论的一样，是一个颇具技术性的问题，需要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知识。你在做这件事时，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呢？
Lola：的确，做这件事需要科学背景，我也不奢望自己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这里有意思的正是这些学科的相遇，连结成了一个知识网络，而我在这里扮演的正是连接各个学科的角色。
我也知道我有能力扮演好这个角色。比如我在斯德哥尔摩和一个做海上风力发电机的公司谈到美学问题，比如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恰好和我当时正在做的哲学论文遥相呼应。这也正是TREVE做到今天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启发，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能源转型的问题。这并非理工科生的专利，文科生也能用他们的方式来理解和抓住科技问题的关键。
这的确是一个很原创的视角，这也是从你自己的学科出发而发展出来的。让我们回到穿越欧洲计划，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Lola：有不少。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的是一辆电动汽车，这也让我意识到电动汽车的弊端，比如锂电池极具污染性，而使用电动汽车最大的困难是经常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同时这也促使我们去发现欧洲15国各个国家充电站的分布情况，以及对电动汽车的友好程度。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每到一个国家要做访谈，联系受访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终我们和90个受访者做了访谈。
说到做访谈，我猜你们可能有一个问题主线，然后根据受访者的不同对问卷加以小的变动？
Lola：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三个的专业各不相同，这让我们得以各取所长，来确定哪些问题是最贴切的。然后我们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机构的背景来对问卷加以修改。我们一路上都会读各种科学文献，这让我们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基本了解当地关于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
在对这15个国家的调研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每次访谈中都会出现的，即：如果你拥有对抗气候变化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在你所选择的区域层级上，你会怎么做？我们得到了两类答案：对于那些在更大一些的区域层级上，比如超出国家层级上工作的人，都是征收碳税的拥趸；对于那些在更小一些区域层级上，比如在地方上，或者市政府工作的人，则希望有更多的资源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
这让我意识到同一个问题完全可以有两种大相径庭的答案，重要的是如何调解这两种答案，使其达成一致。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核电站了。应该说，恰恰是TREVE使我改变了对核电站的态度，如今，我是赞成在一定限度内有计划地使用核电的。
有意思！这怎么说？
Lola：当我刚刚开始做TREVE的时候，我才22岁，现在我25岁了，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得以对一些流行观点提出问题，加以反思。
关于核电，我认为当时的我持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观点。我们都在说福岛核泄漏事件，事实上福岛核泄漏导致的人口死亡率为零，而与此同时，因为地震而造成的热能工厂的倒塌导致了一百多人的死亡。
我同意核电并非最优解，比如核废料污染也很严重，这也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核电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核电常常决定了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命运。比如瑞典和芬兰，我们常说这两个国家使用大量的绿色能源，而事实上它们都有巨大的核电站，体量几乎跟法国的一样大。核电促使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核电比例是增高还是减少，我是拥护减少的，但我并不赞成彻底关闭核电站。比如德国，就在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前，德国总理还续签了几个开发核电站的合同，是福岛事件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灾难意识，使人们在意识上发生了一种断裂。而事实上，德国在停止了核电之后一直在跟法国购买火电。欧洲的国家之间都是相互连接的！
这就回到了我之前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TREVE的着眼点是“欧洲”？
Lola：我是一个欧洲主义者，我对欧洲有很深的眷恋，也捍卫欧洲的利益。我从来都认为，如果一个人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答案，却不能把自家后院的事情处理好，是不明智的。
现在让我们来聊一聊TREVE这个社团。社团如今是怎么运转的？钱从哪来？
Lola：我们一开始从一些教育机构，比如高师、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等获得了一些少量的赞助，还有法国信托局，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找到一个能源公司的支持，最后Engie赞助了我们一大笔钱，同时给了我们极大的独立运作空间。
这些钱支撑了我们从最开始的穿越欧洲计划到今天的系列讲座和展览。但是我们社团的成员全部都是志愿者，没有报酬。我们筹得的钱全部用到了社团本身的活动上。
那么支撑这个社团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呢？
Lola：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都用的志愿者，没有报酬，所以很难动员人们。但令人欣慰的是，我的两个合作伙伴Louis和Clara都很有能力，我今年十月份就要卸任了，要去牛津大学读博士，但我知道他们俩会让社团以另外的方式运行下去。
TREVE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Lola：我们计划每年至少办一次系列讲座，出一本关于能源转型的年刊。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能给一些能源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我们还计划走出欧洲，我们已经跟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有合作。
我个人也非常希望能走得更远一些，比如能到中国，获得一些完全不同的视角，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意识到转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作者毕业于巴黎高师社会学系。本文为作者关于法国能源转型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后续文章会在市政厅栏目陆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