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平均”争议背后：被宏观经济学“加总”研究简化的真相
知乎上有个帖子：“你被平均了吗？”故事的起因是，2020年4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了一组调查数据，调查对象是来自30个省市的三万余户家庭。报告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平均为317.9万元。而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甚至达到了800万元。这组数据公布后，很多网友纷纷表示难以接受，还有很多网友感叹自己“被平均了”。
这样的统计数据会引发大家的争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19年，央视网就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人均收入9732美元’上热搜，我又被平均了吗？”这则新闻的背景是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7月发布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这篇报告中提到，“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众多网友纷纷感慨，自己的个人收入没有达到报告中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拖了平均水平的后腿。
这里我们暂且把相关的数字问题放在学习过相关知识之后，先说说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加总”研究方法。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已发现，宏观经济学中，总是偏好把不同微观个体加总为一个整体，例如家庭部门怎样，企业部门怎样，等等。加总之后，经济学家不再关注具体每个家庭、每个企业的情况，而是把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抽象成不同的总体，进而研究各部门的整体特征。
宏观经济学的加总研究方法
与微观经济学主要采用“个体分析”方法不同，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所谓总量分析方法，就是通过个体加总的方式，将同一类个体（比如家庭）的消费需求、劳动供给，甚至收入和财富等变量加总起来。由此构造出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再对它的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通常把所有的经济主体加总成三个不同的部门：“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讨论对外经济活动的时候，还会假设存在一个“国外部门”。经过加总之后，家庭部门在给定消费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前提下，决定向企业购买多少消费品和向企业提供多少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企业部门决定购买多少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多少产品。政府部门则负责制定各种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
宏观经济理论中的三大部门
除了对经济中的个体进行加总之外，宏观经济学还会把同类的交易行为加总成各种市场。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模型中会把各种经济活动加总成三种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上，各部门交易产品（或服务），供需决定它们的价格和产量。劳动市场的供需决定工资和就业。金融市场中，各部门交易货币和非货币（债券、股票）两种金融资产。给定公众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货币资产供需平衡同时也就意味着非货币资产实现供需平衡。在初级和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为了简化，通常只考虑货币这一种金融资产，因此金融市场也会退化为货币市场。
宏观经济理论中的三大市场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的加总研究方法比单纯“加总”走得更远。加总方法不仅把经济简化成几个经济部门，而且通常还把每个部门内部的成员都假设成相同的个体，即同质性主体（每个主体都相同）。
宏观经济学之所以采取这种加总的研究方法，是考虑到同一部门内部的个体，在决策方式和决策内容上具有相似性。以家庭部门为例，无论是富裕的家庭，还是贫困的家庭，都要决策家庭的消费支出是多少、进行的储蓄是多少、要选择怎样的工作以及工作多长时间等等。而且这些家庭在决策的时候，背后的约束条件也都是类似的。比如，在作上面那些决定的时候，所有家庭都需要考虑，自己的收入是多少，物价有多高，企业给自己开出的工资是多少，等等。
加总掩盖的真相
虽然宏观经济学的加总研究方法使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大大简化，但是这种方法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很显然，这种方法会抹杀或者掩盖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不同的家庭在很多问题的决策方式上类似，但是由于约束条件的差别，会导致事后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异。
比如我们研究这样一个话题：粮食价格上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粮食价格上升对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有利呢还是不利呢？
一种最朴素的想法，肯定是农民以生产粮食为职业，粮食价格上涨当然对农民有利了。你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农业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答案可不一定。关键是你如何定义“农民”。在我国，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都可以被称为农民。即便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口人员也被称为“农民工”。
事实上，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中，已经有相当大比例完全或者部分脱离农业生产。通常来说，这些农民会将自己的土地通过各种形式流转出去，然后去城市或者非农企业务工。他们消费的粮食等农产品也是在市场中购买的。所以，对这部分“农民”来说，粮食价格上升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所以，在讨论粮食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时，加总的“农民”概念是个可能产生问题的概念。粮食价格上升虽然整体上可能提升全体农民的收入，但事实上，种粮农民的收入可能增加了，而需要购买粮食的农民生活成本却增加了。
个体理性与整体非理性
有时候，即便个体间的差异可以被忽略，加总方法还是会得到一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结果。有一些结论在微观经济理论之下正确，放在宏观经济学中却未必正确，这种现象被称为“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合成谬误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某些行为对于单个个体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假定了“其他情况不变”。也就是说，某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会对其他人的选择产生影响。在微观视角下，这样的假设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宏观经济涉及的是所有经济个体，因而不能再假定其他个体的行为不变。加总方法的问题正是在于，它有可能会忽略这种“局部”和“整体”的区别。个体理性的选择导致整体非理性的结果。
“节约悖论”（paradox of thrift）是宏观经济学中合成谬误现象的一个著名案例。假设在经济中，许多家庭和企业担心自己未来可能会遇到经济困难，因而选择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这种大范围削减支出的行为就会导致总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家庭和企业的境况可能会比他们不削减支出时变得更糟。
这种出于预防动机而采取的节俭行为，从微观上来看，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结果却反而对每个人都造成了损害。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是：当家庭和企业对未来感到乐观时，他们会增加支出。这进一步扩大了总需求，导致经济活动扩张，每个人的收入状况得到改善。表面上看起来挥霍享乐的行为，反而改善了每个人的境遇。
类似的现象在经济学中还有另一个类似的名称叫做“自我实现的预期”。换句话说，当人们预期某种后果会出现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反而可能加速预期后果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错误地运用加总方法，将单个个体的理性行为当作是宏观视角下的最优选择，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悖论。
因此，运用加总方法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需要特别谨慎，区分哪些情况可以进行加总，哪些情况不适宜加总。对加总方法，宏观经济学家内部也有许多批判和反思。尤其是在加总过程中，假设所有主体相同的做法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所以，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引入异质性的主体成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学的本质
读到此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看起来并不那么“完美”。未经加总的复杂真实世界超出了现有理论的研究能力，所以我们选择了加总的方法。但是，加总意味着对真实世界的简化，过度的简化则会造成理论“失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总是在“可研究性”和“真实性”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宏观经济学家往往是在不损害基本“真实性”的前提下，选择尽可能简化的研究方法。
在经济学的第一堂课上，老师往往就会告诉学生，经济学是一门讲授关于“选择”的课程。其实我们无时无刻无处不在面临着选择。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选择在实现一些目标的同时，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实际上就已经领会了经济学的精髓。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情况，我们总是想着“既要”“又要”“还要”。然而，根据经济学的思想，这样十全十美的结果通常是难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不是经济领域的专门从业人士，学习一些经济学的思维也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头的两个例子。平均数可以方便地反映经济总体的发展水平。但与加总方法一样，它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过度的简化，往往掩盖了总量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人均国民总收入则在“加总”的路上走得更远。它把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进行了再次加总，从而与我们感受最为直观的“可支配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看到这些极为简化的数字的同时，对它们背后的真实情况保持清醒，正是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应有的追求。
（作者范志勇为中国人民大学崇实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孟星屹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