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俊评《福开森与中国艺术》︱遗憾的偏见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活跃过一批洋人。他们执掌有司、结交士绅、办报兴学，周旋于中外政经之间。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公社会活动的影响早已烟消云散，但其文化事迹流传至今；但不晓得为什么，他却没有一部中文传记。去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引进普林斯顿大学聂婷博士的博士论文《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终于打破了这个局面。此书首次披露了福开森家族书信以及大量中外档案，其有功于学界自不待言。然而，此书硬伤颇多、偏见尤深。古人无辜，不能不为辨正。
材料掌握不全
撰写名人传记，离不开一手资料。然而福开森的中文材料，作者似乎寓目不多。《福开森与中国艺术》过分依赖《清代名人传略》等英译材料，将传主1899年至1911年的行迹描述为辗转于两江总督刘坤一、盛宣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继任两江总督端方等晚清大吏的洋务顾问。这一表述很不准确。
根据上海图书馆公开的“盛档”，涉及福开森的材料多达四百七十六件。依据这些材料，1898-1911年间福开森始终是盛宣怀的属僚。1898年，也就是出任南洋公学监院的第二年，福开森进入盛宣怀幕府。盛宣怀慧眼识才，委派他以两江总督顾问身份协调上海租界的四明公所案。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福开森再次受命，以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顾问身份游说各国领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与外邦签订和平协议，史称“东南互保”。此后十年间，福开森追随盛宣怀，从督抚顾问到中国铁路总公司，从邮传部到中国红十字会。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一度流亡日本。福开森被电召赴日，协助其保全盛家资产。而《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竟以“与清政府的藕断丝连”为题描述此事，真是不知所云。
此外，作者误以为福开森在盛宣怀幕府期间，得到过“晚清文化名流的指点”。这一观点源自美国学者罗覃。后者曾经提出福开森借助南洋公学，结识了张元济等杰出的中国学者。但事实却是，福开森在南洋公学和张元济闹得很僵，与章炳麟、蔡元培等人亦无交游。缪荃孙在日记里数次提及福开森，但都不涉及学术。至于说张之洞指点福开森博士论文，更是无稽之谈。如果作者能够利用一手的中文材料，这些错误应该可以避免。
主观臆断太多
众所周知，福开森在1912-1916年期间多次为美国大都会艺术馆充当买手。《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将这一时期描述为“转型为艺术商人”。这是一种偏颇的论点。以至于作者无法解释，1919年转型后的“艺术商人”为何受邀参加美国参议院听证会。
事实上，这一时期福开森的政治雄心并未消减。1912年与盛宣怀作别之后，福开森非常积极地在北京寻求新的政治身份。1913年，他参与古物陈列所的筹办，“由美国退还庚款内拨给二十万元为开办费”；袁世凯上台后，推行“联美”政策，福开森成为了大总统府顾问和北洋政府总理衙门顾问。到了1918年，福开森接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呼声甚高。
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大都会的采购事宜不过是福开森的副业。而文物收购之所以开展顺利，完全得益于福开森的政治身份。这是一位熟悉中国官场，热爱中国的美国贤达。无论是金城还是完颜景贤，都因此将福开森视为朋友。这是其他外籍艺术商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可惜《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无视这一点。该书甚至一口断定，完颜景贤与冈仓天心的关系“远比初涉中国绘画及相关学术的福开森来得紧密”，原因是波士顿美术馆所获古画的质量高于大都会。
如今，不妨回顾一下冈仓天心和完颜景贤的交易。当时，冈仓在书信里写道：
……景贤是满洲贵族，一位有名的总督之子。（这些画《国华》已经刊登，是历史上著名的作品）。若非处境不佳，他绝不会出让这些物品。（尽管我为我们的成功而狂喜，我还是禁不住为这些宝贵的传家宝被取走而感到伤心）……
冈仓完全被蒙在鼓里。“处境不佳”不过是一种托辞。完颜景贤急于筹资购买宋板《礼记》、《寒食帖》、刁光胤《花卉册》等珍品。而这批盛昱的旧藏，福开森后来在完颜景贤家一一观瞻。
完颜景贤晚年财力见拙，不少精品流向日本。《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甚至责怪完颜景贤，认为他“将最好的作品留给了最为熟悉的顾客，从而将新买主（福开森）推至极为不利的位置”。事实上，这些“最好的作品”流散海外是十多年后的事情；那时，美国的艺术机构早已对福开森关上了大门。
脉络含糊不清
《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按照时间顺序，将传主的晚年生涯截成两截，1920-1935年唤作“中国艺术藏家”时期，1936-1945年称为“终身学者”时期。这使得福开森鉴藏与学术理念的发展脉络变得含糊不清。
事实上，在“中国艺术藏家”时期，福开森有不少学术活动。1925年5月21日，福开森在上海发表“中国之绘画”演讲；现场播放幻灯片，中外听众云集，颇有今日公共讲座的气象。
福开森与胡适、洪业、顾颉刚、郭沫若等新一代学人的交流也始于二十年代。
1923年初，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推动“整理国故”运动遍及大江南北。福开森赞同胡适“科学方法”，在《中国绘画》一书里颇有响应。福开森的《中国绘画》在美国出版之后，胡适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发表书评以示支持。
1925年，哈佛大学华尔纳率队赴敦煌考古，北京大学陈万里随行。在《西行日记》里，陈万里先生写道“吾校知其事，由福开森君之介绍，沈兼士、马叔平二先生之筹划，胡适之先生之勖励，余竟获随之西行……”只此一端，福开森与北大学人的关系一目了然。
与胡适一样，洪业也是留美海归。他与福开森的关系更为紧密，曾为后者鉴定古籍版本。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印行的第二年，洪业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了《清画传辑佚三种》和《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两人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可见一斑。
1933年3月31日，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甲骨文著作《卜辞通纂》由文求堂书店出版，郭老致函店主田中庆太郎，附“《卜辞通纂》寄赠姓氏”一纸，除赠日本友人十三部以外，寄赠国内名单中就包括：北平喜鹊胡同三号，福开森氏一部。
在“终身学者”时期，作者一改编年体的传记体例，而是嵌入整整两章的著作评述。然而对于两部影响极大的索引，作者的视线始终落在“大量中国朋友和受聘文书的帮助”，《历代著录画目》和《历代著录吉金目》的编撰工作成了中国雇员加剪刀浆糊的代名词。
遗憾的偏见
聂婷博士的原著是以西方视野写给西方人看的，不重视福开森以西学反哺中国艺术研究，推动中国美术教育萌芽倒也情有可原。然而随着行文的展开，作者的个人倾向逐渐流露出来，甚至显现出某种意识形态。这使得阅读体验变得糟糕。更重要的是，《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对于传主的评价有失偏颇。
在作者笔下，福开森成了“勤勤恳恳地阅读和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学术界“强调本土学者的权威性”的旅华译员。这位编译者只能原汁原味地翻译中国典籍，翻译中国学者的最新成果；一旦发表超出中国典籍的意见、或者批评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便是他“自相矛盾”。
福开森收藏过大量的碑帖和金石拓片。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综览》里，福开森用整整一章的内容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书法发展源流。正如高居翰（James Cahill）所说，“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书法具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显然，福开森的碑帖鉴藏与书法素养都是超前的。
然而，作者无视这一切。关于书法，《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是这么说的：
福开森不愿意承认（书法）中国艺术中这一门类的重要性。在《中国艺术讲演录》的书画部分里，书法所占的内容只有半章……1928年的《中国绘画》更是专注于福开森所偏好的绘画。……
自然，福开森以“南洋公学盛宣怀纪念碑”示例魏碑的狡黠，作者毫无察觉。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