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中国人物史 | 冯友兰：学以成人，意寄三松
「哥大中国人物史」是《哥伦比亚的光》系列的子栏目，意在展现多元角度下，那些于近代赴哥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如何逐步成长为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巨擘，并引领社会进步与革新。我们希望，这一系列能够传递先辈之光，激发相关讨论，建立起当代学子与先辈精神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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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学术巨擘，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重新发掘了中国思想中的瑰宝，也将西方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他心系祖国，走在社会运动的前沿，也能够为追求理想，远渡重洋。
著名作家宗璞先生曾这样总结父亲冯友兰的一生：“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
从北大到哥大，从西南联大到水木清华，冯友兰孜孜不倦地追求智慧，也让智慧之光普照泱泱华夏。
“我曾坚信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迥然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也为当今世界所承认。但当我研究了哲学史后，我发现这一观点其实颇有问题；我发现，从历史上的西方哲学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与东方哲学相通之处；反之亦然。我发现，人类有着同样的天性与本质；人类对于‘生命’的疑问也是共通的。”
—— 冯友兰 '1923
壹
近代中国哲学大家
冯友兰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先驱与巨人。他既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更是为中西方比较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说起冯友兰，必须要提到《中国哲学史》，以及这本书对于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深远意义。
《中国哲学史》用西方哲学的形式，阐述了中国哲学思想之实，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了现代性。
冯先生曾表示：“本书就内容而言有两点是前所未有、且是无法被后人改变的：一是其将先秦名家分为合同异、离坚白两派；二是区分了二程思想的不同。”
这本书的出版，让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在西方世界中，“冯友兰”的名字亦成为“中国哲学”的代表之一。
1934年，《中国哲学史》初次问世。自此，中国哲学在世界的舞台上愈发引人注目。而这一切都与冯友兰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的教育和积累的知识密不可分。
贰
“阐旧邦以辅新命”
1919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一年后，冯友兰怀着追求“新哲学”的梦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冯友兰师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弗里德里克·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 E. Woodbridge）系统学习了西方哲学理论，同时完成了多篇学术著作。
1923年，他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要说到冯友兰造诣最为深厚的领域，当属中西方比较哲学研究。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冯友兰通过学习西方哲学体系并结合自己深厚的国学造诣，在杜威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在此书中，冯友兰并列了诸多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康德……他阐述了这些哲学家对于“人生理想”的理解，并从中归纳出中西方在人生理想上的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他还用英文写成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西方读者介绍书中提出的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思路、新观点。
与之齐名的另一位20世纪中国哲学巨匠陈荣捷（Wing-tsit Chan）曾这样评价冯友兰：“冯友兰值得最高的赞扬，因为当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被大多数中国学者忽略的时候，是冯友兰在捍卫它们。”
由此可见，冯友兰与当时大多数的学者不同，他不认为好的只能来自西方，或者中国的思想就是落后的、失败的；相反，他认为中国思想值得更认真的对待与反思。
冯友兰晚年曾用书房里的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人生：“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是冯友兰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自序中，冯友兰这样写道：“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通过阐释中国哲学，冯友兰为后世比较哲学的研究做足了“准备”。因此，冯友兰的卓越贡献绝不只是将“阐释中国哲学”，或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他成就的一切甚至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而是针对全人类。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人类有着共同的天性和对于生命共同的发问。”他所做的一切，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为了东方与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样的比较研究是极具启发性的：人类该如何从不同中寻求相似的本质？尽管物理上、地理上的隔离与界限无法跨越，但这些本该迥然不同的思想中竟散发出同样的光芒。
什么是共性？什么是真理？这些发问与接下来的一切解释，哪怕是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旧值得人们不断去思考、去揣摩。
叁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
冯友兰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哲学教育，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
冯友兰秉持“大学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的教学理念。他认为，“器”是供人使用的，拥有知识和技能便可，这样的程度技术学校就能做到。而大学则应是培养拥有完整灵魂的人，他们应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能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并能够欣赏从以往到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事物。
冯友兰自身的教育经历使他成为自由主义教育家，这样的信念十几年如一日。除了以上的教学理念，冯友兰还认同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观念。
他曾在书信中写道：“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师严而后道尊……教授不能自展其才，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这些字句意味隽永，将冯友兰的师者风范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内竖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高等学府，与当时坚持着这种教育精神的冯友兰等人密不可分。
1982年，冯友兰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重返哥大之际，他作诗一首：“一别贞江六十年，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
这首诗化用《庄子》：“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寄托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能够代代相传，薪火不息的美好愿景。
肆
“意寄三松”
冯友兰晚年居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一处居所中，因庭院中有三棵松树，故命名为“三松堂”。冯友兰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也因此而得名。
1983年，冯友兰在自己88岁的寿辰上做对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以为自寿。
“意寄三松”不只是冯友兰晚年在燕园悠闲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做学问之“意”，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生境界之“意”，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仁者与物同体、廓然大公，同时又不脱离人伦日常、现实生活。
结语
哲学，是爱思想，是爱智慧；也是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与超越。冯友兰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人生四境界”，其中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各成一界。
四种境界中，天地境界当属最高，又称作“哲学境界”。在此境界，人从精神上不再囿于某种限制，而是成为了孟子所说的“天民”；人不止了解其做事的意义，更是自觉地做其该做的事；人立足一隅，眼中却得见浩瀚宇宙……是故可以不偏不倚，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
由此观之，若论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实则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哲人”。
（撰稿：红旗，责编：翩跹，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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