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空间人类学

《东京的空间人类学》（東京の空間人類学）是日本学者阵内秀信于1985年写就的一本著作。该书不仅取得了不俗的销量，还荣获了当年的“三得利学艺奖”（相当于“日本的年度最佳图书奖”）。而以它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东京城市空间的著述，在日本大众传媒界掀起了所谓的“东京论”热潮。这股潮流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衰退。

那么，这本书为我们了解东京提供了什么新的视角？而它对世界上其他城市的市民理解自己所生活的都市空间又有什么启示？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国际背景下的城市论

要理解《东京的空间人类学》的意义，首先需要了解本书诞生的背景。经过战后近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工业国，而首都东京也成功跻身世界核心都市之列。但随之而来的两个后果却也让东京陷入了困境。

一方面，此时的东京已经不再享有所谓的“后发优势”，无法再从欧美的城市中吸取先进经验，而必须找到本土的方法来应对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城市间在金融、商务及旅游业的竞争，都需要东京找到自己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这两个结构变化同时促成了东京的市民和学者，回头去审视自己城市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当然，国际的比较不只在宏观层面发挥作用，作者阵内秀信的个人经历也受到了跨文化交流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还在东京大学建筑学系读书的阵内秀信意识到了当时作为主流的英国系建筑史理论的不足，因为主要关注现有建成环境在东京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作为东京前身的江户城，因为频发的火灾而没有留下什么历史久远的建筑物。而现代的东京，更因为关东大地震和二战中的盟军空袭，街道和建筑一并毁于一旦。数次的重建使得只立足于当下的建筑史研究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阵内秀信去意大利留学，并以威尼斯作为自己的落脚点，开始探究城市更为久远的历史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正是这段经历，启发他重新写作一本东京城市史。

建屋的失去与土地的留存

主要由木材建成的东京，因为数次的天灾人祸而导致了城市老建筑的流失，从而无法和欧洲多由石头所筑成的老城区相比较。但同时，阵内秀信每一次在东京街头散步时，也渐渐发现东京的每个街区都存在着来自于土地本身的独特的“可辨识性”。这些特性又直接和城市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阵内秀信的论述也由此展开。

在《东京的空间人类学》序言中，阵内秀信指出了对于现代东京城市布局影响最大的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即是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特别是1657年的明历大火之后。幕府在这一阶段对于江户城的建设成为了今天东京城市的“骨骼”。

第二个时期则是文明开化后的明治时期（1868年－1912年）。在这一阶段，现代的物质文化和思想逐渐进入新形成的首都。但它们多体现在一个个独立的建筑之中，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

直到大正和昭和年代初期（1912年－1930年左右），现代文化才逐渐从“点”变成了“面”，发散到东京全体。而这也是影响现代东京城市空间的第三个阶段。

接着，作者逐章展开，论述了这三个阶段是如何为东京的城市空间赋予独特的“氛围”的。全书一共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山手的表层和深层”和第二章“水都的小宇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它们把重心放在了江户时代，介绍了作为现代东京基础的江户城。而第三章“现代都市的修辞学”和第四章“摩登的都市造型”则讲述了江户城在现代的变迁。同时在不断和欧洲城市比较的基础之上，作者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一种本土城市论的可能性。

山手和下町

作为东京前身的江户城建于武藏野台地的顶端，东面为现在的东京湾。城西的洪积台主要是武家（指因德川幕府的“参勤交代”政策而居住在江户的地方大名和武士）的居住区，通常被称为“山手”。而城市东边的冲击低地因为是町人（即平民）的居住区而通常被称为“下町”。

在本书第一章里，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东京的山手地区和罗马一样，主要由七个山丘组成，分别是：上野台地、本乡台地、小石川·目白台台地、牛込台地、四谷·麹町台地、赤坂·麻布台地和芝·白金台地。而在这些台地之间因为河流的关系又形成了五组低势的谷地：千駄木·不忍谷地、指谷谷地、平川谷地、溜池谷和古川谷地。

在相对平坦的台地顶端和谷地之上分别形成了“尾根系”和“谷系”两种道路系统。今天连接东京和日本地方城市的道路系统，基本延续了这些江户时代的基础设施。而打通各台地尾根系道路的“环尾根道”又成为了现在东京环线高速路的原型。

除了道路之外，山手地区因为高低起伏而形成的一个个“坂”则成为了大名家宅（日语里的“屋敷”）和寺庙神社建立的首选之地。作者指出这些建筑通常在靠近台地顶端处修建建筑主体，而在地势较低的地方修建花园或神社的“参道”。

这样不仅能够保护居住者的私密性，更因为不断向上的空间而使进入者产生了心理上的敬畏。而山手地区的谷地则成了为武家提供服务的平民的居住地。这些等级不那么森严的空间为山手地区增添了一丝自由的气息。

在明治维新之后，虽然东京成为了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新国家的新首都，但它同时也继承了许多江户旧的空间构造。

在山手地区，曾经的大名家宅在大名们被赶出去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新兴国家服务的公共机关。政府大楼、学校以及邮局等，或是在原有的土地上新建办公室，或是直接把旧的大宅略加改造。

而原来武士和为他们服务的平民们居住的房屋，则变成了东京中产阶级新建立的核心家庭的安居之所。最后，江户时期的寺庙、神社则变成了供普通市民游玩和参观的现代“公园”。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研究威尼斯的专家，阵内秀信指出江户城东边的下町地区，其实是一座完全不输给威尼斯的“水都”。因为运输和防灾的双重需要使得历代将军都十分重视江户河道的整治。他们修建桥梁、运河，并且在平坦的下町地区实行最为规范的“调坊制度”。统一规划的住宅区成为了平民生活的“日常空间”，而河边共享的开放地则变成了祭典和娱乐的“非日常空间”。

比如1703年设立在两国桥附近的防火地带，很快就成了民众娱乐的中心。人们在水边这个特殊地带可以暂时抛开身份的限制，而以纯粹追求娱乐的心态栖居。今天日本用于相扑比赛的“国技馆”还在两国附近矗立。而作为每年夏天一大盛事的隅田川烟花大会也起源于此。

到了现代，在下町地区，从前最受到重视的“水边地带”仍然是城市建设的重心。许多现代的建筑物纷纷选择在此建立。阵内秀信指出，这些建筑此时的“现代性”多在一种象征性的层面上体现。比如，当时建筑很爱添加的“塔楼”或者“钟楼”很多时候和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契合，但为了展现自己的先进态度才额外添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选择在桥边这个本来就充满了矛盾且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中建立也可以算是一种继承。

在对东京具体空间的考察之上，阵内秀信还在更宏观的层面提出了关于日本城市的独特理论。他指出，欧洲城市建设的一个原则是“向心力”。所有的建筑往往以城市中心的教堂或广场为核心而展开。

而江户城则多少遵守了“离心力”的原则。虽然将军的城堡也设在市中，但正如罗兰·巴特所言，它是一个“空洞的中心”（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城内的建筑并不以它为参照系。比如，江户居民靠着城外的富士山和筑波山为背景，并以此塑造自己的生活空间构图。

与此同时，虽然江户不存在欧洲式的巨型广场，但在下町的每个居住区内，由住民共享的“后街”则成为了日本式的小广场。它们分散在城中，成为了市民公共活动的来源。

就这样，新东京继承了旧江户整体的空间布局和个体的空间用途。而新的样式和意识也在这些土壤中得以诞生。

作为方法论的散步

在了解了本书的大致内容和论点之后，我们反而更容易回过头去理解作为本书基础的“空间人类学”方法。根据阵内秀信的概括，所谓的空间人类学就是把东京的城市当作人类学调查的“田野”，并从“比较”的视点出发来解读城市独特的“意义构造”。

而和现实中的人类学一样，实地的参与式观察是每一个项目的重中之重。阵内秀信对于江户的兴趣，最早就诞生于他和朋友及学生所开展的拿着江户古地图在现代东京大街小巷散步的例行活动。摆脱了地铁和私家车等媒介的制约，行走以最直观的方式联系起了人和城市空间。

这样的一种实地姿态可以说直接批判了当时的社会潮流。1980年代，随着日本越来越迈向泡沫经济期，城市的土地也越来越“抽象化”。在投机商眼中，它们只是一个个马上要被交易的金额；而在规划师眼里，它们则是等待被推倒和按照图纸重建的白纸。

阵内秀信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东京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背景。任何无视这些“语法”而胡乱写就的文章，都无法经受住时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