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10年回顾｜袁超：向内用力，观照现实
作为一本自创刊起就将“与大时代同频共振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长期以来以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为己任。2013年底，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海市社联党组的领导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启动实施了包括“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在内的一揽子“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目前这一计划举办学术活动50多场，收到各类来稿5000多篇，100多位青年学人获奖，近万名青年学人受益。十年来，这一计划见证和助力新一代青年学人登上学术舞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助力厚植学术的青春力量”为专题，邀请了29位《探索与争鸣》十年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获奖代表进行专访，现将访谈发表于此。
本期邀请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袁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
袁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政治学系副主任、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校团委辩论队指导老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在权威、CSSCI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编著3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在研省级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多篇咨政报告获中央有关部门采纳、获中央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研究成果获第十届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探索与争鸣》首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袁超：我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两个方向研究。
在比较政治方向上，聚焦政治衰败与民主化理论、比较政党基础理论以及社会权力理论。我的博士论文对西方民主化理论以及亨廷顿和福山的政治衰败理论进行了反思，尝试重构了政治衰败概念，并对政治衰败形成的因果（结构—过程）机制进行了解释。在此宏观架构下，我着力梳理并反思西方政党理论（本体论、实在论和因果论），形成了若干关于政党理论元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智能革命的发生发展，我在曼的社会权力起源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技术权力构建了“社会化技术权力”概念，用以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由无所不在的技术而引发的新一轮社会转型，该研究目前刚刚起步，仍在积累拓展中。
在当代中国政治方向上，聚焦党政体制、干部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研究。我将中国特色的党政体制视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变量，任何当代中国政治现象的发生变化都是在特色党政体制的作用下发生的。在此宏观框架下，党的干部制度及其规范下的干部队伍是运转党政体制、决定党政体制运行效率的关键变量，因而本人着重从干部淘汰和逆淘汰机制系统分析当代中国的干部结构转换问题。更具体地，本人将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度视为党政体制运行、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基础，开展了系列研究。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袁超：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我将硕士视为自己学术征途的开始。这样来看，我从事政治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已经有13年了。2010年，我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即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学习，相继在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获得硕博学位。2015年，博士毕业后“第一站”加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大家庭，在党史党建教研部工作服务了4年；此间，曾两次前往美国，依次在乔治亚大学、哈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学。2019年，我工作调动到深圳大学，服务至今。
说到学术进步，我是感到惭愧的。纵观在学术史中留下伟大成就的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某个研究议题上进行了毕生的积累和探索，频繁更换研究议题或什么议题都涉及往往只能成为“杂家”而永远成为不了“大家”。从硕博到党校，再从党校到深大，我经历了两次学术议题转换，这当然与适应职场不无关系，但也在自我学术认知上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我的研究成果虽可归入比较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两个大领域，但仍呈散点状。未来7年内，我的目标就是努力在这两个领域进一步收拢研究议题，将系列成果的本体论联系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是“教训”可能要比“经验”更贴切，希望青椒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时间，坚持聚焦并深耕自己的学术议题。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袁超：回顾13年的学术征途，虽然学术发表和评价晋升时刻令人焦虑，但我觉得最大的难题还在于如何保护自己的时间，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处理应对多元任务与保持学术自主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多元任务”多指单位行政性事务以及协助他人完成课题性事务，这些事务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要素，对此，多数青年学者是别无选择的。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感到很“忙”，但又忙而无“果”的重要原因。
我认为帮助青年学者保护纯粹的学术空间是至关重要的，这对青年学者进入职场后的前中期学术成长具有基础保障作用。进而，学术领路人包括前辈学者、同道同侪以及平台共同体（包括期刊）等对青年学者的发展性成长至关重要。
总的来看，我主要有五段受益一生的学术经历：在人大硕博潜学初尝比较政治理论魅力、养成学术初心和旨趣，在上海党校知遇职场师友、形成中国故事意识，在哈佛肯尼迪渐开国际视野、聚焦中美精英比较，在复旦做博后领略百年政学风采、深化干部结构转化研究，在深大接轨地方特色、避开繁花重回象牙塔。在这条学术征途中，有非常多师友同侪和平台共同体对我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最首要的是我的授业恩师们——本科论文指导老师黄清吉教授、硕导王英津教授、博导周淑真教授以及博后合作导师陈明明教授，他们指导我建立起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旨趣、品格和能力；然后是学术期刊《探索与争鸣》——发表了我学术生涯的首篇论文（首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给予了我极大的学术鼓舞，建立了我最初的学术自信。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当今国内学术界无疑已经进入到严重内卷的时代。作为青年学者，除了尽力去适应，我们几乎无从选择。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基于连续性知识积累和认知深化的实质性学术成长，要比身陷内卷驱动而拼命输出成果，甚至是另辟蹊径主动或被动成为“学术网红”要更为可取。毕竟，学术征途非常长，没有持续的认知积累和向内用力不仅会导致后劲不足，更大的危害是逐渐销蚀成果品质和学术初心，若是高校教师，还会直接误人子弟。面对当下的学术环境特点，除了不可能完全驱散内心焦虑外，我认为其最大促进在于令本就不具备快速输出成果能力的我更加珍视每一段阅读、思考、写作的过程，无论最终呈现出何等水平，都尽力让每一段研究对得起学术初心。
澎湃新闻：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袁超：坦率地讲，我个人接触到的青年学者扶持政策可能相对有限，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单位设立的科研启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如果算扶持政策）以及《探索与争鸣》推出的系列青年学者扶持活动。项目类扶持为我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但项目制本身也存在分散研究议题的风险，青年学者需要警惕。《探索与争鸣》的青年扶持计划为我提供了两次非常宝贵的学术分享机会，实现了2篇论文的顺利发表和1篇论文获奖。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对您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有所助益？
袁超：我获得的是2014年首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当时我还在人大读博士，未参加课题研究。如果说有帮助，那就是当时在北大听了一场杨光斌教授讲座，主题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相关。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袁超：我最新发表的研究是专著《“淘汰”与“逆淘汰”：干部结构转换机制研究》，这个研究有着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博后出站报告背景。无论是干部淘汰问题还是逆淘汰问题，都是事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该研究对干部淘汰和逆淘汰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构建起其与干部结构转换之间的机制性解释，进而观照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运行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努力尝试提升国内关于干部淘汰和逆淘汰问题研究的学术深度。
澎湃新闻：在强调“学术未来感”的当下，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结合当下，放眼未来？
袁超：我在从事的另一项研究，也是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研究——时间性与社会权力，恰是一项立足当下、承继历史、放眼未来的研究计划。在数字智能变革条件下，我尝试与曼的社会权力理论对话，初步提出“社会化技术权力”的概念，并结合时间流予以“技术的权力惯性”和“权力的技术逻辑”两方面本体论建构，为拓展社会权力理论作出积累。未来这项研究会进一步观照人类政治变迁中的权力秩序（权力关系形态）问题，我认为时间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权力秩序问题。
澎湃新闻：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这一奖项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袁超：获得这个奖项，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激励作用。想想对于一个尚未踏入学术职场、对学术征途充满热情的博士生来说，能获得如此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主办的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会是何等心情？简单来说，一是无比激动、二是建立自信、三是倍感鼓舞。因而不无夸张地讲，荣获此奖让我在学术征途的起点即获得了理想主义的力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能够始终如一地认为，保持初心是学术研究的内核，向内用力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照现实是学术研究的归宿。
澎湃新闻：您对于未来有志于参与《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青年学者有何寄语？
袁超：坚守学术初心，坚持向内用力，坚定观照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