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移民本身导致了反全球化？
移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摘要：
移民政策经常被描述为劳动力和资本之间或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零和博弈。许多人把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归咎于移民和/或移民政策。但本文认为在讨论中缺少重要部分：移民是全球化的引擎，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移民和移民网络有助于扩大经济市场，跨越国界传播信息，增加贸易和投资流量。本文进一步认为，许多学者在探讨中存在因果倒置：与其说是移民减少了对全球化的支持，不如说是贸易、资金流动和离岸外包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精英阶层和公民中减少了对移民的支持。
作者简介：
David Leblang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全球政策中心主任
Margaret E. Peter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
文献来源：
Leblang, D., & Peters, M. E. (2022). Immi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Deglob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377-99.
本文作者 Leblang D., & Peters, M. E.
一、移民与全球化
长期以来，移民一直是公众针对自然灾害、粮食安全、贫困及压迫等危机的一种解决方式。不论移民是个人还是群体行为，是由于推动因素（push factor，即阻止他人留在原地的因素）还是拉动因素（pull factor，即吸引他人前往他乡的因素），这一过程都是东道国和来源国之间的重要链接。图一描述了自1960年以来国际移民人数逐年上升的趋势，图二则反映具体的移民趋势，其中从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移动的移民群体相对人数最多。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群体的物质和信息资本随之移动。从而形成的社会网络也成为传递信息，降低迁移成本的媒介，移民本身也成为全球化体系中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渠道。
图一
图二
据此，作者提出，移民人口是全球化国际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仅侧重于自由化贸易资本的流动，却仍把移民问题看作是各国内政问题。在被迫移民（forced migration）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民族国家体系面对流离失所的民众毫无准备，各国无法处理难民问题中的道德和实际争端。在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tion）方面，现代全球化的核心观念是降低贸易和资本壁垒，而移民是全球化的衍生品而非计划产物。倘若移民本身不是战后国际组织计划中的一部分，为何作者提出两者之间具有重要连结？
二、移民与跨境资本主义
为解答以上问题，作者首先指出了国际贸易在理论与实际上的差异：首先，根据李嘉图（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中应该涉及广泛的贸易伙伴，但事实上国家相对来说更多的进行国内而非国际贸易。其次，国际投资模型预测全球性的投资应该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来规避风险，但实际上大量实证表明投资者更倾向于本国而非国际投资。造成这类现象的非正式障碍主要是在跨境贸易投资的信息匮乏以及薄弱的合同约束力，而移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类障碍。作者主要论述了以下方面：
第一， 移民影响全球货物流通。历史学研究表明，十一世纪的马格里布（Maghrebi）商人，中世纪的犹太人，十九世纪的亚美尼亚人等均有随着人口流动进行跨境商品贸易的行为。
第二， 移民通过侨民网络减少高度不确定的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影响国际投资组合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一方面，侨民网络促进了来源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熟悉程度，导致对特定国家商品和投资的偏好。另一方面，侨民网络通过提供关于来源国的突出信息影响投资决策，通过分享投资机会及程序的信息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 移民影响国际经济援助。一方面，移民通过游说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向来源国输送资金。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将政府开发援助（ODA）纳入防止移民政策（尽管其威慑力已被证伪）。
第四， 移民与祖国亲友间的汇款正在成为国际资金流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三描绘了1980-2020年间汇入除中国外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和汇款资金演变，图表显示，汇款（personal remittances）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三
三、为何出现反移民趋势？
倘若移民能够多方面的有利于全球化发展，为何会出现反移民趋势？作者指出，反全球化的过程中，移民问题是反对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反移民的趋势并非全球一致。图四描述了移民支持率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近60年的演变趋势。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移民仍受到诸多支持。尽管如此，以特朗普为首的反移民政客和例如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的极右翼政党仍在全球北方的许多国家受到欢迎。（注：图a来自盖洛普2021年对美国民众的民调，问题是“您认为美国的移民人口比例应该维持、增加还是减少？”；图b是来自JGSS对日本居民的调查问题：“您所居住的社区的外国人数量在增加，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图c和图d来自欧洲风向标调查数据问题：“当谈及从非欧盟国家来的一名，您对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图四
作者指出，大量研究表明，全球化导致了精英人群对移民支持度的下降，尤其是商业精英，原因如下：
首先，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贸易开放导致大量以低端劳动力为主的生产工厂改变雇佣模式。这些企业改为雇佣薪资更加低廉的移民劳动者，影响本国劳动人口对移民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一过程造成了失业问题，并且导致市场薪水水平走低，从而让未转变的企业可以雇佣薪资更加低廉的本国失业人口，降低对移民群体的需求。
其次，全球北方国家内部的产业贸易不断增长，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超级明星公司“(superstar firm)在牺牲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导致薪资水平下降。劳动密集型企业消亡，对移民的低端劳动人口的需求也随之下降。
再次，海外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同样导致全球北方的商业群体对移民的支持降低。大量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外包服务，将生产过程转移至海外，从而减少了对移民至本国的劳工的需求。
最后，自动化生产和节约劳动力的科技产品影响企业对移民劳动者的需求。全球化中逐渐激烈的贸易竞争促使企业寻找高效化使用劳动力的方法，而一旦企业提高了劳动力使用效率，他们就更可能减少对移民的支持。
在商业精英人群对移民支持下降后，政客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就可以考虑更加限制性的手段而无需担心自己失去这类支持者（商业精英也是政客们的传统盟友）。例如，美国的共和党原本是支持移民政党，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都大量赦免无证移民。然而，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共和党提名及美国总统选举，他旗帜鲜明的反移民立场并未让他失去大企业家的支持。商业群体支持率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全球北方移民政策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收紧趋势。
近年来，反全球化的趋势逐步抬头，诸多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特朗普主导的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也让许多跨国企业考虑重新布局全球贸易链。未来的研究应当思考这一趋势如果大规模发展的话，会如何影响全球移民。例如，企业是否会重新选择游说本国政客施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或者选择持续发展自动化来改革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依赖移民劳动力的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对移民的支持率是否会增长？诸如今年日本对移民，尤其是服务行业移民的支持的增高是否源于商业界的游说？
四、反全球化与反移民情绪的真正原因
全球化趋势下，不仅仅是商业界对移民支持率的下降，还有右翼与极右翼政客政党借此获得群众支持。学界对于反移民情绪的来源存在争议，提出的论点包括现实威胁，象征性威胁，以及全球化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等。
现实威胁论认为，大众对移民的看法是基于移民对经济或国家安全的实际（或可感知）威胁。另一论点则关注社会福利系统，认为更多的移民会给东道主国家的社会服务系统带来额外的压力，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排挤（crowding-out）。但实际证据发现，移民也能够带来特殊技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且关于这些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因而，部分学者转向关注社会公益问题，提出公众的主要担忧不仅是自身的收入支出，也包括移民政策如何影响整体经济。例如，大多数人认为移民从低工资的美国人手中抢走了工作，因而反对低工资的移民，尽管移民实际上没有这种影响。
另一非自身收益出发的论点源自于文化偏见。这一论点认为，移民在种族或宗教上的不同让当地人感到威胁，担心移民是否能够被主流文化同化，或主流文化是否会被迫去适应移民。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影响也会导致对移民文化关注的增加，从而带来反移民倾向的增加。
最后，全球化的分配效应同时推动了对移民的反对和对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学者指出，失业等事件和经济衰退导致的经济焦虑增长会导致反移民行为上升，特别是在移民可能成为关键问题的地区。对当下经济损失或对未来损失的担忧引发对地位丧失的担忧，促使人们（特别是白人男性）更加反对移民，支持极右翼政党。因此，移民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代言人（Moore, 1987），在政治活动，尤其是社交媒体中，成为了反全球化政治企业家们的替罪羊，背后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北方国家本身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制度的脆弱。
五、总结
本文论述了移民网络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主序的维持的可能性依赖的不仅仅是国际机构，更是移民群体通过人与人连结搭建起祖国与东道国的桥梁。作者指出，人口出于工作、教育或其他目的的跨国流动，有助于传播信息、规范和行为。这些联系加强了战后机构带来的国际秩序，即使在没有这些机构的情况下，这一秩序也将因此维持。
编译 | Leona
审核 | 崔一丁
终审 | 何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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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真的是移民本身导致了反全球化？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