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与彼之间：一所美国大学里的政治正确“三国杀”

文｜梁晨

编辑｜薛雍乐

交了在美国大学的第一篇政治学论文后，我被教授叫去谈话。那位白人教授挠了挠他天生红色的头发，认真地对我说，称呼白人可以用“那些白的”（the white），但用“那些黑的”（the black）称呼黑人就不可以，因为在美国奴隶制时期这个称呼有歧视色彩——当然，黑人们自己用就没关系。

也是刚到美国没多久，在一节社会学课上，我用“他或她”（he or she）来称呼一个性别未知的假想对象。教授更正我说：只用男性的“他”（he），或者把男性“他”放在女性“她”前面，都涉嫌性别歧视。不过，只用女性的“她”（she）却是可以的，或者用复数的“他们”（they），哪怕假想对象只是一个人。

当然，对我这个刚到美国、因为中文发音都是ta而在英语里也“他”“她”不分的留学生来说，这毫无压力：放飞自我，让舌头随机分布在两个代词上，便可强行解决这一问题。

这大概算是我对于美国“政治正确”的“初体验”。近些年，尤其是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反对政治正确”为口号竞选成功之后，美国社会对此的反思越来越多：政治正确本应指反对所有类型的歧视（包括种族、宗教、性别、性向、身体残缺等），但如果很多人，尤其是白人，把政治正确当成对自己的压迫，如何才能促进社会各界的彼此包容呢？

在我们这座被公认为左翼自由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公立大学，以及以大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十几万人的小镇，政治正确被视为圭臬。但在这里的三年中，我开始发现“人人平等”、“反对歧视”宏大叙事下的暗流涌动。在逐渐深入的接触中，我的许多美国朋友们就像在“三国杀”里“跳反”一样，展现出他们对政治正确或明显或潜在的违背。

话术

来到美国三年，我已经记不太清刚来时对这座国家的印象，但总觉得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重视各个肤色和信仰之间的彼此尊重。甚至，如果说这种尊重在其他社会更多是“应当做”的礼貌，那在美国，这种尊重则是一种“必须做”的要求，问题只是有没有矫枉过正而已。

尤其是那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当选，整个校园和小镇里充斥着一种活泼而严谨的“政治正确”氛围。刚来的我主要是从美国“高考”SAT和美国历史中听到这个概念，更多把它当作一种有趣且颇具挑战的扫雷游戏。挑战在于，心里再怀着尊重也会撞上雷区；有趣在于，每个雷区都让我更多地理解美国的历史对当前的影响。

应该说，我和不少留学生朋友们在大多数时候是非常喜欢这种自由主义（liberalism）思潮的。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你就可以自由地信仰宗教，穿奇装异服去上课（一些学校还有期末集体裸奔的传统，据说有点辣眼睛），喜欢任何一种性别的人，或者宣布自己是不婚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在大学中被诠释成一种自我选择的权利：我可以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成为任何一种自己想成为的人，并且有权利得到他人的尊重——这就是我理解中美国的“政治正确”。

但总有一些偶然的时刻让我意识到，尽管这座大学城的绝大多数人都宣称自己支持自由主义，但这里并不是它表面看似的那种乌托邦。政治正确时常演变成一种话术，被用来掩饰矛盾，而不是为了表达尊重。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参加一堂学校强制参与的品德课（品德课通常是为了讨论如何在多元种族文化间宽容和解，学校希望以此让每个学生意识到尊重彼此的重要性）。在课上，老师鼓励每个同学说出自己不希望被别人误解的地方。

一个有点婴儿肥的女生说，我不苗条，但我不希望别人误解我很懒惰，因为胖有很多原因，比如服用激素。一个戴着头巾的女生说，我是穆斯林，但是我不希望别人误解我同情恐怖分子，我们内部也有很多教派。

这着实是个不错的活动，我想，可以让大家打破误解，创造共识。

直到有一个黄皮肤的姑娘举手说，我是亚裔，但我不希望别人误解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不想说中文。

课堂上照例响起掌声，像之前每个人说完之后的掌声一样。

只有我和身边另一个中国留学生默默对视一眼：这句话着实听起来不怎么顺耳。我理解亚裔美国人有自己的归属感，但是当别人都在“误解”这个词后面加贬义词的时候，她说不想被误解为中国人确实有些冒犯。但那个姑娘坐下的时候笑得很真诚，貌似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不妥。

我默默举手，没直接怼她，但照搬了她的句式来暗示自己的抗议：“我是中国人，但我不希望别人误解我是亚裔美国人，因为我不是。”我心想，要是你觉得这种句式没问题，那我这也就不算挑衅，要是你真有歧视中国人的意思，那我也算是提醒和反击了。那姑娘听完脸色不太好，看来至少是觉得我这么说让她有点不舒服。

然而课堂上照例响起掌声，就像之前每个人说完后的掌声一样。

那位姑娘没有起身反驳我，也没有人指出我们俩发言中潜藏的问题。那不差分毫的、简直有些机械化的掌声似乎渲染出了某种荒诞的和平。

大概就是在那之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政治正确作为表达尊重的方式和作为掩饰冲突的话术之间的区别。

战争与和平

其实掩饰冲突没什么毛病，问题在于这冲突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爆发出来。

大一时在机缘巧合下因一篇关于中东地区撒马利坦人护身符的论文获奖之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决心以发际线向上升了一厘米的代价，修了艰涩复杂的中东史，然后跟着学校组的团去巴勒斯坦游历。

除了游历，我们在巴勒斯坦也有些做志愿的含义在。我们在约旦河西岸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山头帮着种树，据说以色列军队一直在用断水断电乃至于用武器胁迫的方式，逼这里的巴勒斯坦人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地方，但离开的人大多会最终成为流浪于战乱地带的难民。而我们去的这个“钉子户”巴勒斯坦人家族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邀请我们这样的国际友人来住，依赖国际援助和武力支持的以色列军队便不敢做得过于暴力。

我们这一行人除了我以外，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来巴勒斯坦的人应该都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当然事无绝对，但那时适逢美国总统选举初期，大家在小组讨论里一致表达了对右翼候选人特朗普的反对之情，暗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

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天，我们互不熟悉，一起做了很多团建活动，一片客套的和气。

在巴勒斯坦的第三天，我们因为在一起种树、一起被地上爬的蝎子和气焰嚣张地来啃树的鹿（是的，中东是有鹿的）吓到而开始熟识。基督徒和穆斯林们带着希望搞好关系的心态开始交流，试探彼此共有的价值观——其实我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些同学在美国本土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在我专心给树挖坑的时候，他们开始了深入的讨论，内容范围很广，但似乎关注点一直在于寻求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共同点。总之最终，他们达成了“人的性格及智商都是后天环境导致的，先天人人同等”的结论，开心地征求我这个“局外人”的意见。其实我是不赞同的，但我不太想势单力薄拿着遗传学知识跟他们较劲，在非母语的情况下也很难用英文妥善地表达很多意见。于是我点了点头，为他们平和交流的努力点赞。

到了在巴勒斯坦的第五天，他们已经吵到不可开交。起因是我们只能在耶路撒冷待一天，由于安全原因不能分开。于是，两派就应该在伊斯兰圣地和耶稣受难地分别待多长时间产生了争议，很快就把问题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一辆大巴车上“战火交加”，就仿佛这耶路撒冷城本身，几个宗教带着彼此定义的“爱”相遇，然后打成血雨腥风。

作为唯一的中立方，也估计是因为我的相对寡言，我很快成为冲突两方私下谈心的对象和绝佳的“树洞”。先是一个穆斯林朋友对我说，团里的那些白人基督徒非常高傲，号称要学习中东文化，却根本不愿意真正理解伊斯兰教。

然后是基督徒朋友哭诉：她觉得在所有涉及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情况下，所谓的政治正确总是要求白人（尤其是基督徒）让步，可是她们难道就没有自己的诉求了么？

接着是另一个穆斯林姑娘跟我说自己有多惨：咱们学校虽然号称是左翼自由主义大本营之一，但却有很多保守主义分子经常去给她们的社团捣乱。

最后是我的基督徒室友崩溃大哭：倒不再是因为这次在耶路撒冷的冲突了，她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因为觉得希拉里不足以成为一个好总统而不得不投票选择特朗普，这让她感到羞耻，但找不到更好的选择。她说这话时抽泣得上气不接下气，羞愧的红色满脸都是。

作为一个绝佳的“树洞”，我为每一个倾诉者保密，扮演了一个耐心的倾听者的角色，但有时候会在心里默默吐槽：这个团仿佛一个大型“三国杀”现场，说好的左翼阵营，过一会儿就跳出一个“反贼”。

这次的冲突无比生动地告诉我，在这所学校，以及在这个美国社会之下，自称为左翼自由主义的“进步分子们”看似构造了一个以政治正确为基石的乌托邦社会范式，但这范式下却隐藏着来自人性的种种难以缓解的冲突。当年的亚裔姑娘在政治正确的语言下无法意识到对他人的不尊重，而我们团里不同信仰的同学们，虽然都号称自己是同样的政治立场，却只能在一些极为牵强的地方（比如“人人先天同等”）取得一致。

“包装”信仰

或许正是因为巴勒斯坦之行让我意识到的政治理论和人性之间的张力，我最终选择了我校的公共政策学院（当然这也是因为它在美国排名很高）。

这是一个有点神奇的专业。学院里的教授们大多有在美国从政的经历，对我们的教育目标集中在培养政客和幕僚上，每天的作业不是写论文，而是写政府公文、新闻发布会讲稿、或者美式社论，美国很多政府部门也会来学院招募新人。这个学院是如此的政治化，以至于教授竟敢公开问学生的政治倾向，而这在美国一般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匿名投票中，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左翼自由主义/民主党阵营。

我刚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为什么我们学院从学生到老师都这么“蓝”（偏向民主党），毕业生却有这么多人最后去当了共和党的政客和幕僚呢？一开始，我以为是接触社会现实导致毕业生背叛了初心，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事情比这要有趣得多。

在“税收政策”课上，我们对“汽油消费税”（是否应当因汽油产生的环境污染而对其征税）、“苏打税”（是否应当因肥宅快乐水对肥宅产生的影响而对其征税）、“金融交易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本红利税”等诸多美国或他国现存的税收政策进行了课堂辩论，学生分为三组，两组是辩手，一组扮演议员来投票。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声称支持增税帮助弱势群体的议员，最后总会被成功说服，多数投票“不加税”。“跳反”的原因有很多，有时是因为支持收税方很难列出具体实施策略因而论据薄弱。但更多的是因为过于理想的政治理念屈服于现实：“虽然我觉得该收税，但我觉得怎么收都有问题，所以不如不收”。

最生动的一次体现是在一次全学院的“模拟政策制定”活动上。我们每个人扮演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利益相关方，讨论底特律某城区是否应该征收水费来维修管道，避免社区大范围停水。扮演的对象有议员和市长，也有普通老百姓。我扮演的是当地的监狱长，参与这个政策大概是因为我们监狱是买水大户吧。

一开始的讨论非常正常，因为征收水费是一个基本共识，问题只在于怎么收、收什么人、收多少。直到一个“戏精”同学扮演一个没钱给五个孩子交水费的黑人孕妇，扶着自己强行挺起来的肚子站在桌子上，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嗓子：“但是，水是一种基本人权，不应被收税！”

那一刻，她的眉目之间仿佛闪烁着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光芒，全场七十多人都被震撼了。大家沉默了一下，鼓起了掌，讨论的主题从如何征收水费，变成了是否应该征收水费。

事实上，这个论点非常值得商榷——即使水真的是人权的一部分，也不代表它不能被收税：工作权、财产所有权都是美国人权概念的重要部分，但他们也照样征收劳务税和财产税。可是，当这位同学将一个财政问题上升到道德高度之后，就没有人再敢去触犯这个雷区，具有现实意义的讨论就此被瓦解。

后来我们听说这个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类似的障碍。因为未收水费，直至今日，当地没有钱修管道，还在局部间歇停水。

我在学院学习公文写作时，时常被教授提醒说：你们心里信仰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关键是你们能不能把一个概念尽可能的“包装”（frame）成一个能被大多数人支持的概念。经典例子是，很多共和党富人不希望被征遗产税，便把遗产税称为“死亡税 ”，将其解读为对死者征税，他们的反对声便唤起了很多中等收入者乃至穷人的共鸣。

而我开始发觉的是，或许我“深蓝”的同学们并没有他们号称的那样“深蓝”。至少对于这些初生毛犊的“小政治家”来说，左翼自由主义的光辉或许更多被当成话术和武器，用以阻碍政敌，而非被落实以指导实践的做法。

结语

在美国的三年，我渐渐意识到，特朗普代表的右翼势力虽然强大，但那个左翼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根基之所以脆弱，更多是因为长期以来政治正确的口号掩盖的内部矛盾以及实际问题。

我依旧感谢这个乌托邦的坚守：它让我在因为黄皮肤而被极右白人同学骚扰时可以得到来自学校的帮助；它让和我同宿舍楼的姑娘在被性侵之后敢于报警、堕胎而不被社会保守势力咒骂；它让女孩子敢穿短裙、为了自我欣赏打扮得漂漂亮亮；它让我那个爱上同性的朋友不是在黑暗中隐蔽自己，而是光明正大地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问题或许在于，越来越多的美国“左派”把政治正确视为与生俱来的规则，而不愿再去思考其中的意义、根源、以及变通，也不愿去理解想变通这些规则的他人，以至于在一个左翼的环境中，很多人开始隐瞒自己的想法，而非彼此沟通。

和学院的美国同学们混熟了之后，大家逐渐敢在私下里更多地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很多人后来跟我说，他们其实是很中立的，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左”、那么狂热地拥护“政治正确”领导下的一切社会与经济政策。他们和我申请去同样的右翼智库实习，觉得当年我们关于底特律水费的讨论说到底是没有意义的（甚至那个高呼不应对水征税的同学也心里明白，她只是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也觉得这个学院（或者说当前的美国社会）过分要求每个人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失去了坐下来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的可能性。

我在国内关注美国政治的朋友们，大多依旧习惯用“左翼右翼”、“鹰派鸽派”、“民主党共和党”，甚至“白左”等日渐贬损的词汇给美国人盖章定论。在美国这三年多，在“深蓝”的地界感受口号与真实人性之间的张力，我越发觉得，这些惯用标签对理解美国社会是多么的空洞无力。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更多的美国人活在两个日渐两极化的派系此彼之间。

而我也在我的此与彼之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做了一个见证者。

作者简介：梁晨，美国密歇根安娜堡大学大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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