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天地丨红色期刊——《上海报》的工农通讯员实践
革命时期，报刊作为传播最为广泛的大众媒介，具有重要的宣传、动员功能，是中共对内、对外宣传的最主要工具。中共早期报刊的主要受众是知识分子群体，主要任务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缺乏对基层群众的适配性，以致于如广受读者信任和赞美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也有读者反映“语言颇为晦涩”“文字理论稍嫌过深”“不消说工人阶级读了困难，即使没有政治常识的中学学生也要读了吃力。”从这一点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报刊的宣传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吸取以往的经验与教训，逐渐改善宣传的工作方式，比以往更加重视工人、农民的力量，并开始关注联系群众等有关工农通讯的问题。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在“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工农通信问题，要求在宣传工作上亟亟实行工农通信的决议，并提出组织工农通信员的方法。到1930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在《红旗》上刊登《中共中央党报通信员条例》，将“通信员”一词改为“通讯员”。自此，中共早期的通讯员制度开始初具雏形。
△《上海报》刊载的《工农通信员的建立与训练》一文
1929年初，为使党的宣传工作“达到极通俗而适合于工农群众的需要”，中共中央酝酿于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之外另办地方性小报。4月17日，由江苏省委主办、李求实主编的《上海报》创刊，该报以一般工人群众能读的通俗小报为定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上海报》大力发展通讯员队伍：从1929年4月到12月，共发展了62名通讯员，其中工厂53名，农民1名，学校8名。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4月，增至76名。在工作过程中因斗争而被资本家开除，失业改业的通讯员约20名。总计先后约有一百名。
△1929年4月至1930年4月，《上海报》发展的76名工农通讯员的行业类别
为加强对通讯员的培养，报社印制了“采访须知”分送给各通讯员，同时建立各区域特派员与通讯员的密切关系，用个别谈话，或召集数位通讯员一块开会的方式去训练通讯员，对通讯员的新闻写作给予具体的指导，使每个通讯员都能站在阶级利益上，将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就地活现地描写出来。这些通讯员来自群众，能够真实地反映工农生活，弥补了报刊编辑囿于身份、精力等原因难以深入群众的不足，在为《上海报》提供稿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或以简单的署名落款，如：祥、保、冬、水、泉等，或不进行署名，只刊登消息。这些报道标题醒目，语言通俗，文字简短，号召性强，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诸如：《杨胖子混饭吃》《赶狗运动》《毛饭桶真坏》等等，很好践行了《上海报》的“群众化”方针，深受群众的喜爱与信任。截止到1930年8月14日停刊，《上海报》每期都有数千份发行量，最高日销量达8000份。
△《上海报》的工农通讯员投稿
《上海报》的工农通讯员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它诞生于革命时期，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在建设和改革时期，践行群众路线依旧是新闻事业不变的主旋律。
研究室 黄秋雨 供稿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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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研究天地丨红色期刊——《上海报》的工农通讯员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