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江青︱回望——比雷尔与我（三）
1976年的夏天，比雷尔第一次请我去猞猁岛度假，我一开始游移不定，没有接受，后来跟幼石商量（那时我还没有介绍他们认识），幼石很肯定地对我说：“我要是你就会去，可以借此机会多了解这个人。现在的男人都斤斤计较，哪里还会有人给你买机票请你去玩？去！”就这样，我认识了比雷尔的隔海近邻森钩（Singo）岛上的米娜和翰竣克·贝仁森夫妇（Mina & Hendrik Berensson）。翰竣克靠打猎、捕鱼、造船、做木工，以及一份灯塔领航员的工作维生；而米娜靠织地毯、毛衣、 手套、 袜子等手工针织品出售以维持家计。他们育有三儿一女，都是在岛上长大的。我和他们认识时，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从六十年代中期比雷尔当他们邻居开始，便成了贝仁森家族近二十口之家御用的“私人医生”——看病开药推荐医生都是家常便饭。米娜的手工针织品大包、小包提到夏季的手工艺市集上，与翰竣克做的各色木制器具如水桶、水瓢等一起贩售。我们家有一大堆他们的杰作，有些是逢年过节时他们送的礼物，大部分是好心的比雷尔趁他们不在市集时去“偷偷”购得的。比雷尔知道翰竣克喜欢用有香味的木料做抹牛油的小刀，也需要特殊的杉树在熏烤食物时用，在猞猁岛上砍到这类木材，就会要我分开堆放在一边给他留下。虽然贝仁森夫妇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比雷尔认为他们独立又自尊，在自食其力与大自然为伍的生活经验中有大“智慧”，近距离观察大自然或许是人生最好的教材。比雷尔喜欢在岛上砍木材、采蘑菇、捕鱼，他没有想到我这个城市“动物”会爱上岛屿生活，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陪他去捕鱼晒网。后来我们两地通信时他称我为“渔妇”，我就只好称他为“渔夫”！
2004年米娜走后不久，翰竣克完全无法自理生活，住进了老人院，老人院的位置是我们去岛上必经之路，所以常带着他平日喜欢的酒菜去探望他。翰竣克说：“不能出海捕鱼，对我来讲生命失去了意义。”
2007年，他就像船驶过后在海上留下的层层波浪，渐渐地被大海吞灭了。我在《故人故事》“隔海近邻”这一章这样描述：
近来想到比雷尔和翰竣克之间这特殊的情谊，让我体悟出：科研是在找寻未知，而捕鱼何尝不是在寻找未知呢？“赌博”的心态竟如此贴近。不同的是：“一个在科学的海洋中捞捕，一个在自然的海洋中捕捞。”
八十年代末期放暑假前，夏志清教授应马悦然教授约请，到瑞典来给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考试当评委。夏先生很早写了封信给我，信中说夫人王洞会与他此次同行，瑞典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王洞又是第一次来欧洲，请我务必照顾一下。偏偏那段时间我不在瑞典，只好告诉夏先生，我先生比雷尔会代劳，请他放心。
结果，考试完毕马悦然夫妇度假去了，留下比雷尔一个人，招呼一对从未谋面的夫妇。比雷尔的研究室有几十个人，儿子汉宁还小，只能开车给夏先生夫妇送到一个景点，回去工作，然后到托儿所接了儿子，回头再去接他们夫妇，继续为我做接待工作。夏先生夫妇在斯德哥尔摩玩得满意吃得开心，对比雷尔的热心和诚恳印象深刻，也十分感动。其实比雷尔连夏志清的名字都没有搞清楚，只告诉我替我接待了一位“疯狂教授”。如今夏先生也远行了，我和王洞单身在纽约，有时会结伴看电影、上馆子、旅游，她总是不忘告诉我：“比雷尔真是个大好人！”
九十年代初期，偶然的机缘，我们去看画展，认识了从北京来瑞典的画家许彦哲，开始有了交往。他年纪不大，然而要我叫他老许。老许是位很有才华的画家，为人耿直诚恳，瑞典语相当流利。1995年我们搬了一次家，城中老公寓没有电梯要爬五层楼，为长远计，早搬家为上策。我们正好看中由水塔改装成的复式公寓，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同在一区。搬家可是个大工程，光靠搬家公司不行，因为要扔掉、送走的，远超要搬去的，老许和几位年轻力壮的朋友帮了大忙。我突然灵机一动，搬去之前，可以在空无一物的水塔公寓中给老许开个画展，因为水塔本身的建筑构造很特别，隔间和柱子很适合布展挂画。这样做一举两得：开画展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艺术家；大家可以在画展期间过来一并参观新家，新家招待会就免了。比雷尔欣然同意这个好主意，也起劲地帮忙张罗。开幕那天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我们订购了两张画，也有其他朋友跟进。
老许家和我们新家很近，跟女朋友分开后，他去意大利买了条黑色的德国杜宾犬，取名Max。他自己省吃俭用，但对Max好得无以复加。他住在公寓中，犬吠声令邻居颇有意见，比雷尔就请老许带Max去岛上住，可以住在小木屋客房中，没想到一段时期下来，比雷尔教他开船捕鱼，两人聊得投机，成了忘年交。后来老许得到画廊邀请开展览，比雷尔就去画廊买他的画，还跟我说：“帮人要帮到底，虽然私下买画除去画廊佣金可以便宜很多，但我的目的是希望画廊看到这位画家有市场，将来会再邀他开画展。”
比雷尔往生前两天，已经搬到瑞典中部的老许才得悉他病危的消息，坚持要来医院探视他，我告诉老许比雷尔已经完全失智，不能开口也不能张眼，但他还是开车远道而来，告诉我人的听觉是最后才消失的。入病房后，他抓着比雷尔的手，热切地重复告诉他：“我是老许，来看你啦！”不料比雷尔的眼角渗出了泪水。那晚，我一口一口咽眼泪，老许陪着我在病房守候了一整夜。
熟朋友跟我说玩笑话：“比雷尔的研究工作室就是个‘难民营’。”意指他用了很多需要工作的“外来人”，研究室就是一个小联合国，东欧、中东、南美、亚洲国家的人，比例远高于北欧国家的，加上艺术家需要工作支持创作，也属于“难民”，在他办公室打杂。“外来人”无论在生活、工作习惯上还是语言掌握上往往有困难，尤其用英文写作发表论文时，更容易错误百出，比雷尔又事必躬亲，需要花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帮助、弥补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他有耐心又不厌其烦，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比雷尔葬礼的教堂中鲜花铺天盖地，来悼念他的人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之后，教堂的主持人问：“此人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给他送别？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景。”要知道，那时比雷尔名义上已经正式退休了，可见一个人的诚心暖意会带给周边人美好的追忆。比雷尔和前妻玛格丽特（Margareta Blombäck）仍然是同行、好朋友，我们跟她全家众多兄弟姊妹一直亲密无间地往来，在比雷尔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但去医院探视他，也来参加了葬礼，葬礼后对我说：“你很幸运遇到了比雷尔，他有颗特别大、特别暖、悲天悯人的‘心’！”
葬礼的教堂和长眠之地是比雷尔自己挑选的，临终之前比雷尔千叮万嘱：“葬礼越简单越好，要许多鲜花，但绝不允许悼词。”简单是最难为的，虽然在他指定的教堂中举行葬礼，但他没有宗教信仰，便不适合有宗教仪式。葬礼上总不能让来宾在铺满鲜花的教堂中静坐，请教熟识比雷尔的朋友Enland Josephson先生，他帮我挑选了两首颂赞大自然的诗歌，请瑞典皇家话剧院资深演员佩尔（Per Myrberg）朗诵，也请到了曾和我合作过 《大地之歌》的女中音伍烈嘉（Ulrika Tenstam）演唱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在天上”，选自《海景》（In Haven from Sea Pictures）。最后，伍烈嘉演唱马勒的《大地之歌》第六章“告别”，作为葬礼结尾。原因是我在构思编排《大地之歌》时，每天在瑞典家里的工作室中，反复播放这首音乐，尤其以最难处理的“告别”为最，此段乐曲乃我的挚爱，虽然是为工作反复在听，仍然感动万分。一年下来，比雷尔对此章乐曲耳熟能详。我将“告别”的最后几句唱词，原德文、英译、中译都印在葬礼印发的程序单上。郑愁予中译歌词：
可爱的土地到处都是，
花朵逢春开放，草长如茵，
又苏生了！到处都现永恒，
远方啊总是碧空！
永恒……永恒……
在比雷尔的葬礼上，我选了一张他在大海上，眯着眼含笑，驾着小船，看着远方，乘风破浪驶向天际的照片，而我在舞台上处理《大地之歌》的尾声——一叶扁舟驶向彼岸，驶向永恒。当然，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比雷尔特别关照他弟弟Lars不要将他骨灰龛带回老家Kelix祖坟埋葬，他的遗愿是选择紧临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墓地Norra begravningsplatsen做长眠之地，理由是他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接受教育，也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汉宁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入医学院学习、工作，末了他也在那里跟人生告别。他的恩师和诸多好友都葬在这个墓园中，他想在那里长眠和他们为伍做伴，当然最最重要的理由是离我们家不远，我们可以经常去探望他，跟他“谈谈心、说说话”。
他的墓碑，我挑了在猞猁岛上最经常用的大石片桌面，那里景致绝佳，离主屋近，用树做的条凳围绕着石堆，石片是从地势稍低的石崖那里搬上来的，安置在石堆上当桌面用。风吹日晒，用树做的条凳已经换过几轮了，但石片一直安然无恙。来访的客人都喜欢在那里围坐，桌上也永远堆放着吃的喝的，大家在松树下谈天说地，享受松风海景的同时，也享受饭前饮酒的快乐时光，岂不是最合适用作比雷尔的墓碑？自然本色的墓碑来自他最爱的猞猁岛，桌子周边有他此生最温馨美好的记忆——快乐时光！
葬礼之后的招待会在家中举办，也是比雷尔再三嘱咐我的：“葬礼后的招待会一定要让朋友们吃好、喝好，千万不要将就马虎！”我当时在一个日夜颠倒晕晕乎乎的状态，完全无法顾全细节，幸好二弟江山和三弟江川第一时间赶到，我们的好朋友Ingle、Ake Hakansson伉俪是瑞典餐饮业老前辈，一切细节包括菜单、布置、用具都替我包办。我们合作多次的女指挥Kerstin Nerbe精于厨艺，她用岛上采的味道浓郁的黑松蘑菇配蒜蓉奶油加白兰地制酱，她知道那是比雷尔的最爱，也是客人们最钟意的食品，尤其是在比雷尔情有独钟的猞猁岛上采集，特别有意义。招待会大约前后来了百多人，大家夸赞招待会的精美和高质量，我只记得大盆黑松蘑菇酱转眼就一扫而空。我说：“这是比雷尔最后的宴请，我只是完成他给我的托付。谢谢你们来参加葬礼。”事后我才知道，主厨是诺贝尔奖晚宴赫赫有名的大厨，因为Ake告诉了这位大厨比雷尔平日的温文为人，他深受感动，自告奋勇地承担了那天的重责大任。
最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比雷尔三十年如一日，每天跟他住在Kelix镇的小阿姨Marta通电话，每通电话起码三十分钟。比雷尔老家在瑞典北部，一个离北极圈不远的Bredviken村，父亲早逝，母亲是四兄妹中的老大，我跟比雷尔认识时，他母亲、我婆婆Estrid Johanna健在，她喜欢我盘发髻的发式，因为古朴又干净利落，她跟比雷尔弟弟Lars全家在Bredviken村比邻而居，已经开始有老年痴呆症的迹象。阿姨Marta最小，退休前在小学执教，跟丈夫膝下犹虚，所以一直对大姐Estrid的两个儿子视如己出。Estrid 病情慢慢恶化后，必须搬入老人疗养院去住，Lars夫妇全职工，有一女二男尚在上学的孩子，疗养院在Kalix镇上，离村子有段距离，因此只能在周末时探望母亲。适逢Marta丈夫在那段时期过世，因此住在镇上的Marta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看护大姐Estrid身上，每天风雪无阻，步行去疗养院陪伴姐姐，送点心、梳头、讲故事，明明知道最后阶段姐姐已经不认识自己，仍然不嫌不弃，尽心竭力地呵护着心爱的大姐，直至她撒手人间。
记得我们去北部参加比雷尔母亲葬礼时，比雷尔再三表示，自己离老家遥远，照顾母亲全是弟弟和小阿姨的辛劳苦劳，老家的祖产不取分文，全归弟弟所有。大姐去世后，比雷尔感到Marta一个人住在镇上孤苦零丁，于是开始了只要他人在瑞典每日一通电话的习惯。北方人晚饭吃得早，比雷尔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谈话内容无非是时事新闻、瑞典天气、她的失眠症、胃病进展如何，我们家今天晚上会吃什么，谁做，怎么做，她在看什么书，自己又在看哪本书，交换心得……打电话前，比雷尔总是先倒杯酒，拖把舒服椅子在电话跟前坐下，然后有问有答、有说有笑，时间在不经意中缓缓过去，久而久之，日复一日，像一种不可侵犯的仪式，我和汉宁都习以为常，从不打扰也从不抱怨，只等电话挂断，才开始属于我们晚间的家庭生活。
2008年9月底，比雷尔知道自己来日无多，郑重地让我把电话移到他床上，他靠着枕头，吃力地拨通了给Marta的电话，然后从容温柔地说：“对不起，亲爱的Marta，我想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给您打电话了，请您多多保重，我多么爱您！再见！”大概是不忍听到Marta的哭泣声，他讲完想要讲的，就轻轻挂断了电话。
10月2日，比雷尔往生，第二年夏天我带着汉宁去北方探望一百零三岁的阿姨Marta，一见到我她就拉着我的手，第一句话是：“青，你知道吗？没有比雷尔给我打电话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我猛然想起，在比雷尔走后没多久，他的前妻玛格丽特感伤无助地跟我说：“青，现在我再也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提问题，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事情了……”他俩是大学同学，同拿生化博士、医学院同时毕业、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一同走过人生漫漫长路。每个新的一天开始——上班前，玛格丽特必定会给比雷尔打电话“报到”，我开玩笑：时间准确如闹钟。
写《回望》，翻看到我在2009年6月9日在猞猁岛上独自一人随手写下的笔记：
比雷尔，你在哪里？
树林中？桑拿室？
在作渔夫或在作樵夫？
亦或你在岛上的书房中阅读、画画、写作？
比雷尔，你究竟在哪里？
我不相信灵魂
但此时此地你无所不在
你是鸟啼声
你是游鱼
亦或你变成了海里波浪的涛声，不断地在跟我交谈？
让我用钓鱼竿把浪钓上来
写到这里，我已再写不下去了。
尽管我在想自己剩下来的也许是无多的时间，但能在这里与花鱼鸟虫做伴，与自然相依，已经足矣！
最让比雷尔放心不下的是猞猁岛，2008年4月，我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排练歌剧《茶》，由瑞典飞往北京。离开瑞典前，我陪比雷尔上医院，知道他的前列腺癌虽然已经是晚期，但还在控制范围内，结果我在北京下飞机时，比雷尔已经入院。他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我病情，然后提出要求：“答应我，青，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卖掉猞猁岛！”我被这句话击懵了，无端端的万里之外闪过来这么一句，我完全反应不过来，只是张口结舌地“啊？啊！啊？！”比雷尔知道我慌张得不知所措，就说：“我就是怕有万一，所以要你答应，我好放心！你懂吗？”“我答应，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永远会将猞猁岛保留下去！！……”然后我讲了什么，完全都不清楚了，应当是安慰他罢，也为自己“抛夫弃子”而悔恨交加，但长期以来养成的敬业、自律，使我无法临阵脱逃。在这样的情绪下，开排前夜，我在街上走路跌倒，脚踝骨折上了石膏，第二天坐着轮椅开始排练《茶》。
六十年代中期，比雷尔和玛格丽特两口子偶然中买下这个五万多平方米的猞猁岛，岛上有两栋小木屋，共同拥有岛的两兄弟各住一栋小木屋，屋子虽小，五脏俱全，结果其中一个兄弟早逝，另一兄弟决定脱手。
比雷尔和玛格丽特成为岛主后，他们请建筑师设计，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劈林造路，盖了栋全木材结构、一应俱全的房子，外加码头和桑拿浴室，原来的两栋小木屋成了温馨的客房。
我和比雷尔婚后，玛格丽特感到厘清产权为上策，不要将来拖泥带水，所以慢慢地出售了她的部分。这以后，玛格丽特和她男朋友会来做客，我们使用的机会也愈来愈多。汉宁出生后的一个月，虽然是初冬了，我们还是去了岛上，母亲陪伴我们同往，那时节鱼多且肥，记得那年的黑松蘑特多，我们烧起了暖洋洋的壁炉！想到自家的熏鱼、鱼汤，松蘑酱汁，我的口水禁不住地溢了出来，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口齿留香”？
1995年和2006年，岛上大兴土木两次，扩建了主屋、厨房、浴室、走廊，还又试着打了口深井，终于取得了淡水，完成了一个比雷尔口中独立的、可以不求人的“天堂”——其实并不方便，汽车开到森钩码头，卸下行李，把用的、吃的、喝的、书报杂志等装船运往对岸，再从船上卸下，放在拖拉机或手推车中运到屋里，分门别类放置。很多人看来，我们应当换一个一路直通大门的度假屋，才省心省力。但比雷尔感到，这一水之隔，恰恰是他最钟意的“与世隔绝”且绝对自由的天地。
自1976年夏天起到现在，整四十二个年头了，我没有缺席过与世隔绝的“宝地”，与比雷尔心目中的“天堂”合着加起来，该是“天堂宝地”罢！
比雷尔走后这些年来，我慢慢清理他的遗物，在他的书房中竟有那么多他画的水彩和素描，那是他年轻时要当画家的梦想，半退休后他又重新摸索拿起了画笔，画只有一个主题——猞猁岛上的一切。
然而，在书房中，床头柜中，以及每个房间的犄角、走廊抽屉中都会发现他写下的便条、笔记，都是他临时记下又顺手放下的和科研有关的三言两语的 “点子”。每次去岛上度假，他老是随身带着个沉甸甸的公文包，我从来没有看他打开过一次，每次一到岛上，把包放下，就投入“生产劳动”，所以我让他别带包以减轻负担，但他永远固执地我行我素。后来我终于渐渐地明白，他在捕鱼撒网、伐木砍柴、喝酒聊天时，心思留在“包”里，只有在与世隔绝、全身心完全放松的“天堂”里，那些“点子”才会像精灵般释放出来。看到这一类便条，我就小心翼翼收好交给玛格丽特，她可以放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比雷尔的文档中。比雷尔爱科学也爱大自然，在岛上海阔天空，他心智找到了平衡。我的好朋友Patrizia就跟我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对一个地方如此深爱又眷恋。”
至今我一直感到最大的遗憾是，2006年岛上扩建，年底完成了加盖的二楼和小露台，视野宽阔许多，而比雷尔最得意的杰作是放上吨的沙取暖的壁炉，几经波折才得以完成，然而他病体趋弱，扩建完成后几乎没有机会享用。2008年夏天他已经住在医院，还勉强撑着非要汉宁开车带他去猞猁岛上看一眼，路上还非要在渔村停下买鱼好亲自腌制。到了岛上他把鱼腌制好了，但精神不支，漏夜叫了救护车回医院。
我称猞猁岛为“宝地”，是因为我的创作生涯和那里息息相关，这些年来舞蹈、剧本的创作灵感，至今第五本书的写作，几乎都是宝地“出产”。为了我能安心在岛上住下来，七十年代末期，比雷尔就自己动手，给我在桑拿浴室外的休息室中安装了舞蹈把杆。他砍了颗笔直但又不太粗壮的白桦树，削了皮又用细砂纸打磨，然后上了两次透明的油，干透后按我需要的高度安装在厚木板墙上。我一直需要练功，当舞蹈演员时练得多，台上退下后当舞蹈编导也需要身体灵活，否则身体感到僵硬时，脑子也僵硬得不听使唤。如今把杆完好无恙，还在那里，很硬朗，用多用久了，还多了不少滑润和光泽。扶着它总想到他，咫尺天涯！
2008年夏末，日本冈田昌久（Masahisa Okada）先生写信来，他们夫妇要在9月中旬专程由东京来瑞典探望比雷尔，说这是自己由来已久的一个愿望，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探望恩师。冈田在纽约血液中心比雷尔主管的研究室工作多年，早到晚走，十分勤奋，他们夫妇年轻活泼，很单纯。记得比雷尔介绍我是舞蹈专业时，他们马上兴奋地接口：“我们也会跳舞！”搞得我张口结舌。比雷尔不许我将他的病情如实相告，要他们按计划行动。他们到我家时，才得知比雷尔的病情，那时比雷尔除了最亲近的人外，已经拒绝访客，但很想跟他们夫妇再见一面道别，消息太突然，冈田夫妇当场泣不成声，我陪他们去了病房，见面时大家黯然神伤，强作镇定，痛别离、伤别离。几分钟后比雷尔支持不住，访客必须离开，但比雷尔嘱咐他们第二天务必再来看他。比雷尔让汉宁回家找出他已经做了多年实验，但仍然没有全部完成的有关蚊子和血液凝固的论文和相关数据。第二天冈田夫妇按时到达，但比雷尔体力不及，等了一段时间他俩才进入病房，比雷尔让汉宁交给冈田准备好的材料，用最后一点尚存的气息叮嘱说，希望他能继续研究这个重要课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比雷尔仍然穷追不舍科学真理。到那时我才懂得他一辈子对理想的追求是无私的奉献，一心一意造福人类！
2008年10月，比雷尔悠然归寂于彼界。为了打发瑞典冬天真长、真黑、真冷的日子，我在好友史美德的提醒下，2009年开始写《艺坛拾片》（香港牛津出版社2010年出版），书中记下的大部分，都是我个人在艺术创作上的构想，与人合作中的经验、历程。这样做，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分神”。我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
我和比雷尔相识相守整整卅三年，坚实的大地塌陷了，一旦脚下悬空，顿时吊在半空晃晃悠悠的失去了方向，成天拖着半边身子直着眼睛过日子。
其实人都有“根”，生长在这块结实的大地上，但突发了地震，脚下的大地会崩解——然而“根”尚存活着，于是会有其他东西应运而生，人生某个意义上就如此生生不息。
比雷尔往生时，他的好朋友Al已经去世多年，Al的女朋友瑞士籍生化科学家Yvonne Vulliemoz在纽约请我去家中晚餐，餐桌上铺了鲜紫色台布，用鲜红色餐巾，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Al的招牌颜色，平日里Al永远大红衬衫配紫领带或反之，鲜艳夺目，自信十足。我问Yvonne：“你每天还是活在Al的影子里？”她含蓄地微笑了一下，握着我的手说：“青，‘回望’是很甘甜很美好的，有一天你会明白，真的，请你相信我的话，这一天会来到的！”我含着泪苦着脸说：“不可能罢？”
我告诉Yvonne：“最让我不习惯的是自烧自吃自饮自语，最让我缅怀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每个早上，比雷尔去上班前必会小声问：‘青，我们今晚吃什么？’只要我在家，他的午饭就带一个苹果，因为他盼着我们有安静的时光，晚上在烛光下享受家常便饭。”生活其实就是由点滴小节累成的，此刻我仿佛又听到了比雷尔的耳语：“青，我们今晚吃什么？”那该有多好，真的该有多好！
答应保留猞猁岛，是比雷尔走后我面对的最大难题：我因为怕水不会游泳，却要学会开船；丧失了在瑞典的驾驶执照，需要搭公共交通，然后拿着行李徒步近三十分钟去岛上；必须学会处理岛上层出不穷的问题；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面对数不尽的困难。“回望”在比雷尔刚走不久，我失魂落魄地在岛上长时间一个人度日，满脑子胡思乱想：抬头，一只鸟飞来，我以为是比雷尔来看我；低头，一个浪打来，我以为比雷尔来找我说话；闭眼，一阵风吹来，我以为比雷尔在轻抚我的头发。但我确实知道他远行去了，然而，又是挥之不去的“远”在眼前。
整整十年了，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才恍悟Yvonne所说：“‘回望’可以是很甘甜很美好的。”
想想一生何求？生命其实只在弹指一瞬间！
2017年秋天我给香港《明报月刊》写了一段人生小语“面对”：
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眼前景象时常可以瞬息万变：一瞬间天高云淡、一瞬间愁云惨雾、一瞬间碧海晴空、一瞬间浊浪冲天、一瞬间波平风息……这一切，岂不都是无常的人生，滚滚轮转的一瞬间，基本永恒的对照景象存活至今，经历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潮涨潮落、感受到了岁月无情。人生崎岖、人世斑驳，面对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哪样可以逃避得了？感天地之悠悠，天命之不可强求。那就以赤子之心，热诚拥抱人世间的一切，自得其乐地安享“活着”，坦然独自面对生活的海洋！啊——包容万象的海洋，竟如此深沉宽阔浩瀚无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