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人 | 任溶溶：“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上）
原创 沈家祺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我国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于2022年9月22日逝世。任溶溶通晓英、俄、意、日四种语言，一生除了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还创作了众多儿童诗歌、故事、小说、童话，他不仅是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也是我国儿童文学领域的高产作家之一。
任溶溶介绍我进入中国作协
知道任溶溶先生的名字，还是我小学时在图书馆读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上海《少年报》发表了儿童文学处女作《金藤》。不久，我受邀参加了少年报社组织的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签名时，我见到了任溶溶、圣野、孙毅、章大鸿等一批沪上著名少儿文学作家。会上，任溶溶操着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发言，他对儿童文学的创新发展充满信心，结合自己创作经历，谈了儿童文学作者要深入儿童生活的实践感想。
《没头脑和不高兴》书影
之后，我在《少年报》和《好儿童》《广东儿童》《课外生活》等全国少年儿童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并受邀参加由少儿社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少年文艺》召开的创作座谈会等。在这些会议上，我多次遇到任溶溶，他还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他的工作地址和联系电话。每次会议结束，他总是亲切地和我握手道别，一点也没有作家的架子。
记得一次会议间隙休息，我向他请教儿童文学写作经验，他说：“我觉得搞儿童文学创作的人，一要有一颗童心，二要深入到儿童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参加活动。只有不断发现儿童在生活中的天真烂漫，才能写出他们所想和在关心的问题。总之要写儿童看得懂的文章，在写的过程中要学会当老小孩。”把儿童文学作家如何从生活中取材，又怎样巧妙通过写作表现出儿童生活的特点，说得十分到位。
每次开会，凡他先看到我时，他总会客气地说：“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只要舍得挤出时间创作，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抓紧时间的人，才能写出数量多和质量高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末，我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入会申请表。在看到介绍人一栏时，我就打电话给任溶溶，请他当我的入会介绍人。他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好事，我知道你这些年写了不少文章，你什么时候过来，我乐意当你的介绍人！”
深秋的一个午后，我去了任溶溶办公的地方。那时任溶溶虽已退休，但仍被返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担任有关指导工作。当我到他办公室门口时，他早已在走道上等我。他的办公室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有书香味。当我把我这些年写过的作品送到任溶溶办公桌上时，他笑着说：“我知道这些年来你挤时间写了不少作品。其实，自从那年我们在《少年报》开会认识以后，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文学创作。”那一刻，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着任溶溶手握钢笔，在介绍人栏中，十分认真地写上“任溶溶”三个字时，我感受到他对年轻代作者的无比关怀。
在谈到创作时，任溶溶说：“凭达到一定量的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入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同意陈伯吹先生说的话，作家就是要写出作品，没有作品的人当作家，是伪作家。”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时谈到各自出生地，发现我和任溶溶小时候的出生地都同属虹口，且相距不远。我告诉他，我从小出生在虹口河南路和海宁路交界的石库门小区。他听了笑着说：“巧呀，我的出生地也是在虹口，是在虹口区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从虹口闵行路至海宁路很近。”于是我们的心更贴近了，大家从此无话不谈。
年少流离 辗转粤沪两地
任溶溶祖籍广东鹤山旺宅村（今鹤山市古劳镇）人，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1923年5月19日生于上海虹口区。任溶溶从小活泼聪明，很讨人喜欢。1927年，父亲送他进入一家私塾读书，一位朱姓教书先生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干强”，寓意是根好干壮之意。但任溶溶只去过一次后就没再去，那里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任溶溶看到那些比他年龄大和个子高的孩子，感到既陌生又害怕。后来，父亲把他送到离家不远的一所私人幼儿园。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后，由于国内诸事多变，父母就带着任溶溶离开上海，回到了广东老家，住在广州西关文昌路处。
1928年春天，任溶溶进入广州一所私塾学校学习。他每天一早起床，就要读《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还喜欢读《论语》《孟子》等，受到私塾老师的夸赞。任溶溶对我说，其实他小时候爱看的书很多，那时候他不大喜欢看《红楼梦》，因为不符合他活泼好动的性格。但长大后，他在反复琢磨中看过多遍。
课余时间，任溶溶还喜欢看连环画。在上小学二年级时，他看完《济公传》后，就能从头到尾讲出来。一天，他对母亲说：“我其实也会写这样的书。”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他写出了400多字的《济公传》续集，令父母大吃一惊。后来这篇文章由家人投稿给当时的广州《越华报》，虽没有被采用，但文学的种子从此便在任溶溶心里生根发芽。
1931年秋，任溶溶进入广州岭南大学岭南分校学习。他对电影这种新事物很感兴趣，除了读书，业余时间就喜欢跟随父母去看电影，还会写出电影的主要内容，贴满家里的墙和屋外的墙。任溶溶风趣地告诉我：“这其实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
除此之外，任溶溶还学习绘连环画。学校课余和假日期间，他喜欢和伙伴们到马路上逛书报摊，看到对胃口的书就会翻看一阵子，并学会“一目十行”的快速阅读法，但书中的精彩情节他记得十分清楚，一脱口就能讲出来。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任溶溶从广州去了母亲的老家旺宅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历经三月鏖战，最终日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1938年春，又传日本侵略军准备野心勃勃进攻广州。为避战火之乱，任溶溶随父母离开了旺宅村，从广州回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广东人在上海办的岭南中学读书。当年秋季，他又转入一所名叫雷士德工学院的初中部读书（位于今虹口区东长治路505号）。
回到上海后，任溶溶看到上海的文化氛围比广州更浓，特别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些电影院，除了放映少数国产片外，大多数放映的都是美国好莱坞影片，包括有名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上海国泰大戏院。任溶溶随父母看了一些电影后，依然和几年前一样，学画电影海报，然后贴在家中和小弄堂墙壁上。小弄堂里的人见了都说：“这个小广东真聪明！”
爱国赤诚 夜过长江参军
为了保密，也为了防止家里人找他，任溶溶决定用日期“十一七”化名“史以奇”。当时，带队的王益见任溶溶改名为“史以奇”，想了想说：“姓还是保留着。”就这样，任溶溶的名字就改为了“任以齐”，这个名字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后。
当时部队里的士兵大多是贫苦家庭出生，读过书的很少，有的战士只认识几个字。任溶溶虽是中学生，但在部队已算是知识分子。他性格开朗，在部队集训几天后，就被教官安排在连队教战士们唱军歌和进步歌曲，还参与了部队编的《战士报》工作。不久又先后被安排在海安、盐城两地的新四军宣教部工作，参与编辑中共地下党出版的《语言丛刊》杂志，还抽空学会了为杂志题图的木刻画。空余时间，任溶溶帮在战场上被日军打伤的伤员写信回家。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任溶溶朗诵了他当年写的两句诗：“少年投奔新四军，追求革命要报国。”
在苏北工作了半年之后，任溶溶突然得了黄疸肝炎，上吐下泻。由于部队缺少特效药，经过调养多日后，他依然没有好转。部队领导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找他面谈。领导首先肯定任溶溶在部队的工作成绩，接着就动员他回上海治病。就这样，1941年春天，任溶溶回到上海。任溶溶父母这才知道，儿子失踪后竟是去参加了新四军。为防止走漏消息，引来租界内日本特务的调查，任溶溶父亲决定为儿子换一个生活环境。
1942年，任溶溶父亲用多年积蓄下的几根金条，在上海泰兴路的“四维邨”买了一幢房子，此地是公共租界，日本人管不了。其间，任溶溶除在家服药休养身心，就是外出散步。他经常去淮海中路地段最繁华的书摊翻喜欢的书看。一天，他看到一本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觉得很有看头，就买回家埋头看了起来。后来，任溶溶就学着把它改编成了剧本。他的一个热心于戏剧的朋友看了后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表示可以召集演员演出，就把剧本拿到了家里。谁知当天夜里，这位朋友的家里不幸失火，剧本也被烧掉。任溶溶知道后很是难受，也从这时开始打消了写话剧的念头。
病情好转后，任溶溶进入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幸成为了著名教育家、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语言学家郭绍虞的弟子。任溶溶刻苦钻研，勤奋学习，课余时间自修英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日语。1945年，任溶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毕业时，郭绍虞挽留他在校当助教，可他此时己经准备去一家公司当办事员，便谢绝了郭绍虞的挽留。
机缘巧合 接触儿童文学
1945年下半年，任溶溶在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土耳其作家Sadri Eytem创作的儿童小说《粘土做成的炸肉片》，觉得写得很好，翻译成中文后，以“易蓝”的名义寄到了《新文学》杂志。1946年1月1日，这篇文章被《新文学》杂志创刊号编辑看中发表。后来任溶溶对我说：“当时因缺乏经验，把题目译得太直率了，其实应该译作《烂泥做的炸肉排》更顺口。”这一篇儿童文学翻译处女作，也让他与儿童文学领域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知道任溶溶翻译的作品登上了《新文学》杂志后，一位在儿童书局负责编《儿童故事》的同学马上找到任溶溶，说他急需有趣的外国儿童故事，请任溶溶帮助他翻译。任溶溶一口答应。为了使作品翻译得精彩，他来到外滩外文书店寻找有关对照资料。一天，他在书店看到了一本由美国迪斯尼出的书，翻看后觉得里面的故事和画都很有趣，就买回家边看边翻译。从此，他一头扎进了翻译儿童读物的故事和情节中。除了向杂志供稿，任溶溶还加班加点自译、自编、自费出版了10多本翻译的儿童读物，如《小鹿斑比》《小熊邦果》《小飞象》《小兔顿拍》《快乐谷》《彼得和狼》等。当他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我总是相信，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一旦文学的种子播在心中，就不会随意扔掉，只要坚持不懈，孕育的蕾就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上海解放后，任溶溶进入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华东人民出版社）当编辑。这一时期，他负责主编《苏联儿童文艺丛刊》，介绍苏联儿童文学。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由于翻译成绩突出，被安排主管外国文学的编辑工作。在岗位上，他尽心翻译出版了许多好书。之后，他又先后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译文科科长、编审等职。
那时，苏联有不少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任溶溶翻译了不少儿童诗，如俄国叶尔肖夫的长篇童话诗《小驼马》女作家阿格妮娜·莉伏芙娜·巴尔托的儿歌、数数歌、讽刺诗、抒情诗和叙事长诗；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著名作家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等人的文学作品。这些诗文出版后颇受小读者们欢迎。
《木偶奇遇记》的原著作者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卡洛·科洛迪。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当时已有十几个《木偶奇遇记》的译本。任溶溶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反复吃透《木偶奇遇记》的原著内容，力争在通俗易懂上下功夫。他跳过了一些间接译本，直接将意大利文翻译为中文，结果一炮打响，首次印刷就达25万册。
另辟蹊径 翻译大受好评
在谈到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时，任溶溶告诉我，此书以前已由我国小说家、文学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翻译过，是公认的最好版本。当时，叶君健翻译的版本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权被收回，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领导认为，《安徒生童话全集》是世界公认的优秀儿童读物，更是出版社的看家书，在上海书店没有可不行。当领导知道任溶溶译文水平也很强时，就找到了他。经过一番思考，任溶溶接受了这任务。他说：“既然翻译了，我就要尽我的力。”
就这样，任溶溶通过反复通读全文，按照自己理解的意思进行翻译，最后跳出翻译老格局，翻译出“任溶溶风格”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不少读者看了任溶溶翻译的版本后说：“叶君健的翻译版本是中国最早的译本，有他独特的时代意义；而任溶溶翻译的版本贴合原作，是绝对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任溶溶在翻译安徒生的代表作《海的女儿》时，吃透原作内容，注释清晰到位，句式通顺，用词优雅，深受读者好评。任溶溶说：“评判一本译著的说话权是在读者，读者是我创作路上的最好老师。为了让小朋友和儿童文学作家多看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把翻译当成了不可少的食物，争取译得越多越好！”正是对儿童文学的热爱，让他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精力和不竭的文学创造力。
《安徒生童话》任溶溶翻译版
至于“任溶溶”名字的来历，也有段小故事。“任溶溶”其实是他女儿的名字，任溶溶凡对自己翻译作品颇感满意时，就会在文章上署名“任溶溶”三个字。1948年他在翻译出版的《列麦斯叔叔的故事》一书中，首次用了“任溶溶”这个名字，时间久了，最后竟被读者和朋友们直接叫成了任溶溶。特别是任溶溶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时，常有一些小读者给他来信，开头就称呼“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后来他还接到过男青年打电话到办公室，要找任溶溶女士聊天，这让任溶溶常常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任溶溶女儿的朋友来找她玩，由于女儿不在家里，那女孩在门口喊了一遍又一遍“任溶溶”。任溶溶以为有人在找他，从书房走到门口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姑娘来找他的女儿，差点儿闹了一场笑话。后来，当门外有人叫任溶溶的名字时，为防止闹笑话，任溶溶夫人就会打开门问：“你是找老的任溶溶，还是小的任溶溶？”
20世纪90年代末，任溶溶与作者（左）合影
制作：冯 晔
原标题：《【海上名人】任溶溶：“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