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丨燕园骄子——追忆黄继忠先生

2023年9月28日，黄继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一

1978年10月初，北京大学，燕园，学生宿舍32楼，一楼。那是我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同学大多数来自北京，前一天都回家了，楼道里格外安静。

早饭后，我拿着换洗的衣服来到宿舍对门的盥洗房，打开水龙头，刚把衣服泡上，楼道里突然传来歌声，是《逛新城》，只听得一道欢乐明快的女声在唱：“雪山升起了红太阳，拉萨城内闪金光，……”

我觉得有点奇怪，32楼是男生宿舍，哪来的女生大清早在这里引吭高歌呢？正纳闷，那歌声竟转为男女二重唱，一道浑厚愉悦的男声接着女声唱道：“女儿在前面走呀，走的忙；老汉我赶的汗呀，汗直淌，……” 再往后，越发热闹，男女二声扮着父女的角色，彼此呼唤着，应答着：

女：阿爸哎

男：哎

女：快快走

男：噢

女：看看拉萨新面貌

男：女儿耶

女：哎

男：等着我

女：噢

男：看看拉萨新面貌

女：快快走来快快行呀

男：哦——呀呀呀呀呀 …… ……

那一男一女，声情并茂的歌声，传递着极为欢快愉悦的心情，把这首“文革”前的老歌演绎得惟妙惟肖。

我怀着几分好奇，走出水房，想看个究竟。歌声是从水房斜对面、楼道最西头那间宿舍传出来的，宿舍门没关，歌声径直飞到楼道里，一无遮拦。

我走过去，在门边探过脑袋向里面扫了一眼，那是一间大房间，有普通宿舍的两三倍大，显得有点空荡，挨墙放了几张双层床，靠里面的两张床的下层有散开的行李，旁边地上是几只行李箱，离门不远的小书桌上放着洗漱用品，……

男女歌者兴致正浓，男子是一位中年人，高挑，略瘦，戴眼镜；女子中等偏高的个子，看似二十多岁。两人相对而立，笑颜盈盈，一呼一应地对唱，边唱边辅以手势和身姿，全然是一场身心投入、手舞足蹈的表演，那歌声洋溢着浓浓的喜悦和欢快，在房间里、在楼道里回旋 ……

曲终，我正转身离去，男歌者发现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对我边招手，边招呼：“来来来，同学，请进！请进！”

我这个新同学，不免有点局促，走过去，向歌者问了一声好。

男歌者微笑着，友善地看着我，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听说我是西语系英语专业的新生，他爽朗地一笑，说道：“我就是英语专业的老师，我叫黄继忠。这是我女儿，麦儿。”

我一听也笑了：“哦，这么巧，您是黄老师。” 我转向麦儿，点头打了个招呼，心想，刚才是一对真正的父女在二重唱啊。

黄先生告诉我，他离开北大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昨天夜里刚刚回到校园，在这间宿舍临时过了一夜，等待学校安排住房。

那是我初识黄继忠先生的情景，可以说是“先闻其声后识其人”了。然而，回想起来，我当时并没有认识黄先生其人，也没有听懂黄氏父女情深意长的对唱。

北大西语系英专77、78级毕业合影

二

黄先生回到系里，给我们年级的一个班讲授英语精读课。很快，有关黄先生的经历、故事和传说在同学中间不胫而走。后来，在与黄先生接触过程中，听他本人讲了一些往事。 再后来，读到知情人发表的回忆文章，了解到更多关于先生身世的细节。[1]

黄继忠先生于1923年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富裕的诗书之家，早年丧父，其母竭尽所能，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少时，黄先生在乡间接受蒙学，后随外祖父在上海读书，并延聘教师在家讲授国学经典。抗日战争时期，黄先生就读于迁校到成都的燕京大学英语专业；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回迁北京。1949年，黄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留校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燕大被拆解，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黄先生转到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执教。

黄先生生性坚毅刚直，奋发进取。抗战期间，身为热血青年的黄先生曾投笔从戎，加入“青年远征军”，担任翻译官。在北大教学工作之余，多才多艺的黄先生担任北大工会的文体委员，还兼任本系教工工会的组长。在建国后一系列社会运动中，黄先生积极投入，努力“改造思想”，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这种以满腔热情拥抱新社会、力图为建设新中国发光发热的态度，在“接受改造”的“旧知识分子”队伍中相当普遍，而黄先生则属于表现突出者，甚至有点激进。据知情人回忆，1957年，黄先生莫名其妙地坠入了历史的陷阱，成为燕园里的“极右分子”之一。甚至，《北京日报》还专门报道了所谓黄继忠的“真相”。一夜之变，旦夕祸福。就这样，年逾而立的黄先生，昨天还是北大的一位积极进取的青年教师，今天就成为一个“极右分子”。黄先生被开除公职，押送到清河农场劳动改造。同时，黄先生的妻子因受其株连，起先降级留用，后又以“补划”的方式被追加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宁夏，在“苦瘠甲于天下”（左宗棠语）的固原地区劳动改造。当时，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不满十岁。组织允许这对“右派”夫妇带着孩子劳动改造。于是，黄先生带着儿子生活在清河劳改农场，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在固原的劳改农场。本是北大燕园里的一个幸福家庭，从此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有一次，黄先生跟我说到当年农场生活的片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民大饥荒，劳改农场的情况格外艰难，黄先生和农场难友们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还要正常从事劳动。最可怜的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却吃不上一顿饱饭，消瘦羸弱。许多次，黄先生放工后带着儿子，到收完红薯的地里，用手扒开土垄，在暮色朦胧中寻找比小指还细的残余红薯根茎，用以充饥。忆及往事，黄先生叹而不怨，但神情悲戚而凝重，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后来，儿子被母亲接到宁夏去。据同一农场的“右派”难友回忆，黄先生送妻子和儿子到茶淀火车站，凄凄惨惨告别，孩子大哭，高喊着，我爸爸是天下最好的爸爸！最好的好人！感动了车上车下的众人。这件事，清河农场三分场的干警和众人都知道，无人不同情。

黄先生宁折不弯，对于强制劳改的现实无法理解、无法接受，在极度悲愤中曾数次试图自杀。1962年的那一次，几乎丧命。周绍昌讲述了事发的过程，那天黄先生偶然有机会去北京，“在前门大街一头钻进大公交车底下，要寻死。也是命不该绝，开车的是个老司机，在前门外开车总得格外小心。他眼尖，打老远就看见便道上一个大个子两眼发直，神色不大对，等临近了，猛地见这人咬牙闭眼愣扑过来，老司机在刹车上使劲一踩，咯噔一下子车刹住了，前轱辘刚刚轧在黄继忠腿上，腿折了，可命保住了。多悬！”带着伤痛的黄先生被押送回清河农场，严加管制。

几十年后，回头看，越发清楚，黄先生属于那一批国学、西学兼优的知识分子，学养深厚，后辈难以望其项背。无论在讲堂为人师表，还是遭流放沦为囚徒，黄先生在骨子里仍是秉持传统文人情怀的一介书生。即使蒙冤劳改，备受煎熬，生不如死，黄先生仍不时寄情笔墨，写诗作文，抒发胸臆。巫宁坤的纪念文章提及黄先生多年后寄给他的“《风尘诗钞》旧体诗十八首”，都是作于那段“风尘岁月”的感怀诗篇。谨转录两篇如下。

1964年春，黄先生获准远赴宁夏固原探望妻子儿女。离别数年，满腹悲情；千里舐犊，泪眼送迎。再度辞别亲人，踏上回程的黄先生挥泪写下七言绝句《入塞曲》。

入塞曲

（一九六四春正月，自囚地出塞舐犊，盘桓盈月，羌笛催人，小儿女送父远行，泣不成声，余亦泫然。）

莽莽黄沙迷落日，骊歌又起锁阳西。

苍山白野追风去，耳畔空余儿女啼。

文革期间，黄先生被遣送回乡，到江西吉安的老家执行监督劳动。1976年冬，长女麦儿新婚，偕夫婿前来省亲。十年久别，父女重聚，得以一叙衷肠。可怜情长聚短，再度送别，黄先生作长诗《送麦儿出塞》，抒发了“父在天涯儿地角”的悲切思念之情。

送麦儿出塞

送别复送别

送别几时完

今年送儿去塞外

何日重返旧家园

夜语殷殷哭声咽

朝登征程泪阑干

犹忆抱儿膝上时

钟爱胜于金玉囝

阿父遭难放北海

……

十年不见儿一面

父归江右儿出塞

从此骨肉两茫然

岁月常随东流水

儿忽亭亭父鬓斑

万里山川长跋涉

儿偕夫婿来相探

欢叙苦短月未半

离笛催人风尘间

三

历经“风尘岁月”的毒火涂炭，感悟荒唐世道的人情百态，诉诸文字，化为诗句，读来令人感叹不已。然而，又有谁能说，读者确实感同身受地体味了作者的血泪诗篇？！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黄先生全家面对这现实，欲辩无门，欲遁无路，除了死亡，唯有忍受。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的黄先生，最终不得不拖着伤残的腿，回归现实，以“罪大恶极者”的身份，“活着”，“忍着”，“熬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978年的秋日，黄先生突然收到北大返校工作的通知，那是何等的悲喜之情！何等的人生感慨！

阔别二十年后，1978年10月那个周六的夜晚，远道而来的黄氏父女，一路风尘回到燕园，在学生宿舍仓促落脚，恐怕都来不及细想，就带着旅途的疲惫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秋高气爽，换了人间！——当年押出燕园去劳改，今朝回归燕园来工作。漫漫二十年，那是历尽磨难的二十年！浸透血泪的二十年！不堪回首的二十年！流放归来的黄氏父女，重返燕园，如临幻境，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真可谓“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于是，便有了开篇的那一幕，父女二人情深意长地呼着、应着，对唱、重唱，载歌、载舞，借着《逛新城》的词句和旋律，纵情宣泄那被扭曲、被压抑了二十年的激情 ……

追忆当年秋日清晨的那一幕，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眼前，依稀可见父女二人唱和、舞蹈的身影；耳边，隐约回响着父女情深的对白和《逛新城》明朗欢快的曲调；心中，却泛起那如泣如诉、父女惜别的诗句：送别复送别，送别几时完？今年送儿去塞外，何日重返旧家园？夜语殷殷哭声咽，朝登征程泪阑干 ……

四

黄先生刚返校就有传闻，说他业务能力强，讲课讲得好。开课后，果然名不虚传，听过他讲课的人有口皆碑。我当时不在他教的那个班，为了领略先生的风采，到他班上蹭了一次课。站在讲台前的黄先生，自信从容，神情专注，给人一种自带气场的感觉。先生讲课很投入，无论说中文还是说英文，吐词清楚，语言节奏感强，表述流畅，显然既有扎实的功底又充分备了课。讲课时，黄先生善于将要点化为问题，向学生发问，启发学生思考。对于学生答错或答不出的，他会耐心讲解。学生回答正确的，他会肯定地说，“Right!” 遇到回答得好的，他会赞赏地说，“Exactly!” 尤其强调“a”的重音。

有一天听同学说，黄先生在自己门上挂了“免战牌”。黄先生就住在大餐厅南边的教工宿舍，我顺路去看了一下，门上果然挂着一个小牌，写着“正在工作，请勿打扰。有事请留言”。旁边有一个小盒，里面装着纸片和铅笔。这在当时的燕园相当罕见。那个年代的北大，办公用房长期紧缺，教师普遍在家办公，备课、批改作业都在家。学生有事找老师，要么在课前课后，要么直接登老师的门，无论有约还是无约。所以，教师宿舍或住家的门通常都是“开放的”。[2]

黄先生挂“免战牌”自有其道理。黄先生不仅课上得好，翻译和研究也是高手。五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先生就翻译出版了萧伯纳的《鳏夫的房产》和另外两部小说集，深受好评。1957年之前，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重译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名著，林纾版的《黑奴吁天录》（即黄译《汤姆大伯的小屋》），后因他被打成“右派”未能完稿。然而，黄先生从未放弃翻译的念头。据难友周绍昌回忆，在劳改农场冬季农闲的时候，黄先生常常默想着修改译稿。“他说，为这本书，当年颇费了心血。他期盼有朝一日能把它出版，介绍给读者。他的记忆力特好，推敲、修改，都默记在心里。”

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

痛失二十年的黄先生，一旦回归燕园，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挂出“免战牌”是为了争取时间专注于工作，对有事登门的访者也是一个提醒 ——黄先生没有聊大天的闲空。借其“右派”难友的说法，“文革”结束，冤案平反，许多知识分子“于兴奋之中，痴痴地拼了命投入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终于，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黄译《汤姆大伯的小屋》，偿了先生的宿愿。与此同时，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并发表了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论文，得到杨周翰教授极高的赞许。

黄继忠在北大西语系英专77、78级《同学录》留言和题诗

尽管黄先生惜时如金，但在我们那一届英语专业的所有老师中，他是与学生“业余交往”最多的一位。在学生心目中，黄先生的形象是积极、正面、向上的，大家普遍认为，这位命途多舛、一身正气的老师值得由衷景仰。而黄先生对学生，则有着真诚的关爱和内在的亲和力。班级组织活动，有时会邀请黄先生。如果抽得出身，他就会来参加。记得有一次活动，大家轮流出节目，轮到黄先生，他唱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那慷慨悲凉的词句，由先生那历尽人间沧桑的男中音唱出，让人听之动容，印象深刻。先生选唱《满江红》无疑是与岳飞有共鸣，所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正是先生长年流放归来的切身感慨吗？！

还有一次班级活动，破天荒地办了一场舞会。黄先生也应邀来了，成为晚会的明星。据友人回忆，当年在燕京大学，年轻的黄先生“西装革履，能歌善舞”，属于风流倜傥之辈。此时，黄先生已年届花甲，但他那近乎一米八零的个子，挺拔的腰杆，饱经历练的气质，可谓帅气不减当年。当然，黄先生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取决于他的人格魅力。无论怎样，在场的女同学谁都想跟黄先生跳一曲，她们轮番上前，主动邀请黄先生。不过，虽说是外语系，我们年级的女生会跳舞的真没有几个。黄先生心知肚明，以体谅而优雅的姿态，带着那些跃跃欲试但又不得要领的“舞伴”，踩着乐点，悠悠地走着步子，一曲又一曲，……

1980年，黄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两人同为燕京大学的校友，也都是刚刚平反的知名“右派”，组成北大教授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国门初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出国访问也还是稀罕事，大凡出国回来都要组织讲座介绍见闻和观感。记得黄先生在讲座中介绍了访美经过，并举例说明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同学们努力学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代表团回京途中经停香港，黄先生在港的亲戚送给他一台双卡收录机和一批音乐磁带。讲座几天后，班级借用北阁举办了一场“交响音乐会”，黄先生用那台双卡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是卡拉扬指挥柏林交响乐团的原版带。播放前，黄先生就贝多芬与《命运》做了讲解，顺便提及，北阁曾经是燕大的音乐教学和举办小型音乐活动的场所。

1982年元月，我们这批同学毕业。[3] 离校前夕，同学们各自写几句话，附上自己的照片，制成一页，汇总为一份《同学录》。黄先生应邀也写了几句，[4]并赋诗赠别如下：

七八年秋，以劫后余生重返燕园，得与七七级诸君切磋琢磨。诸生多俊逸英发，有浩然正气，窃为社稷称幸。荏苒三秋，又赋骊歌，谨录拙句以赠别。是为志。黄继忠

无题

曾经沧海强为水，常效蓟台伯玉悲。

日暮漫岭春去也，燕园草木自葳蕤。

黄继忠与北大西语系英专77、78级部分同学合影

五

我虽不在黄先生授课的班上，与黄先生还是有些个人往来。大约在1981年初，黄先生与北京人民出版社签约，翻译出版一本美国科幻短篇小说集。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翻译，我当然很乐意。于是，他给我其中一篇的英文原稿，译成中文后的篇名是《千年雨》。故事是关于宇宙探险，几位探险者来到一个荒凉的星球，正赶上那里下雨，那是一千年才有一次的雨水，随着降雨，千年前散布在荒漠中的植物种子纷纷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许多昆虫也从千年蛰伏中苏醒，一些奇特的生命现象出现了，周围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降雨带来的湿润季节结束，旱季袭来，植物枯萎，昆虫匿迹，一切重归荒芜。要等上整整一千年，下一次降雨，这个星球上才会出现新一轮生命周期。故事比较简单，但所体现的宇宙视角、生命周期、生态意识、人与自然关系等观念，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有新意的。

我向黄先生请教翻译的要诀，他让我译完后至少校改两遍或三遍，而译文究竟好不好可以通过朗读来检验。他说：“语言好的文章总是朗朗上口的。”当时，学校给外语系每个宿舍配了一台录音机，那种有两个大转盘的老式磁带录音机。我把《千年雨》的译文朗读、录音，反复听了几遍才定稿。后来，我向我的学生和其他人介绍过黄先生的方法，即用朗读检验译文。尤其在处理某些难译的片段时，借助于朗读修改译文，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黄继忠（中间戴眼镜者）1983年在新疆师大讲学 

1983年，黄先生应邀赴美国讲学，一时没有信息，周围同学与黄先生的联系中断了。1986年底，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讨论班。在北京出发前，朋友祝宪（我们在北大同宿舍）告诉我黄先生在佛蒙特州的一所大学教书，并给了我黄先生的电话号码。我抵美安顿后与黄先生通电话，聊了分别后的情况。当时，我已读完硕士留校，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工作。黄先生告诉我，他在讲授中国文化的课程，并在翻译《论语》，准备出一部新的《论语》英译本；他还说到女儿黄麦，麦儿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距离华盛顿不远。我与黄麦通了电话，说了些初到美国的感受，她说了在美国大学读书的情况。

1989年春，我再次来到华盛顿。当时祝宪正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工作，我们联系较多。大约五六月间的一天，祝宪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黄先生的女儿去世了。我大吃一惊，跟他反复核实，是否是黄麦？是否是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的女儿？祝宪确认了，是黄麦，本来就要毕业了，已经在准备参加毕业典礼，突然猝死，没有任何先兆。

如此大不幸的消息，难以置信，难以接受。我的第一反应是给黄先生打电话，可几次拿起电话，几次都没拨出去。我不知道接通电话后该说什么，怎么说。

晴天霹雳！无法想象黄先生是如何获悉、如何接受此噩耗的。这时的黄先生已是走向七十岁的人。回想当初，先生年富力强之际无端蒙难，身陷囹圄数十载，“以劫后余生重返燕园”，惠泽吾辈学子，再以花甲之年赴美，耿耿于教研著述，如此暮年壮心，唯酬君子自强之志，何期年届古稀，他乡痛失爱女！命途坎坷，无以复加！

呜呼！—— 上苍有眼，何以如此！大地有情，何以如此！

六

离开华盛顿，我去费城，投入另一段学生生涯，埋头于课程和论文，时而身不由己地卷入生活的漩涡，仅偶尔与黄先生通过问候电话。新世纪初，我回国到上海工作，不久获悉，黄先生因病于2001年5月回国就医，8月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有知情者追忆，晚年的黄先生“由于长年伏案笔耕不辍，积劳成疾”。此绝非虚辞，黄先生最后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主要奉献给了《论语》和《道德经》的英译及相关研究。在黄先生开译之前，英译《论语》就已有约三十种版本。但所有这些译本，包括其中被奉为“佳译”的本子，都不入黄先生的法眼。作为一个中英语言功底和中西文化积累都很丰厚的学者，同时也是富有翻译经验的译者，黄先生对《论语》有深刻的理解，对译本有犀利的评判能力。先生认为，古代经典的翻译尤其要强调“信”，主张以“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方式将原文的“真实意涵”传递给读者。为了厘清2500年前《论语》在当时语境中的“真实意涵”，黄先生可谓穷经皓首，在查阅海量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还与相关专家探讨切磋。据北大秦汉史学家张传玺教授说，黄先生赴美后“努力研究《论语》”，“不断写信向我垂询”。从已发表的书信看，两位先生隔着太平洋鸿雁传书，围绕《论语》探究的问题细腻而深广，令人感佩。

译者是否能够用译入语（英语）流畅表述原文的意涵，这是直译的一大难题。黄先生凭着扎实的功底、深入的研究和锱铢必较的态度，一方面以简洁、准确的英语表述原文，一方面辅以详尽周全的注释，使这一难题得以克服。

1997年，黄译《论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方认为，该译本是“众多《论语》英译本中最精湛的一本”。有汉学家发表书评指出，黄氏译本“准确、简练、忠于原文、注意细节。其辛勤劳动值得高度赞扬” 。也有学者对黄译本提出看法，但那仅代表不同学术观点，并不影响该书作为一部优秀的经典译著而屡屡售罄。目前在售的黄译《论语》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的版本。亚马逊书市的读者评论也很能说明问题，试转译两段如下。

读者A：“过去，我曾多次阅读其他英译本《论语》，总有至少一半语录完全无法理解（completely incomprehensible）。…… [阅读黄译《论语》] 其他译本中许多无法理解的情况现在就清楚了。…… 阅读《论语》不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而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走向一个遥远而可及的文化。”

读者B：“…… 说到底，这个[黄氏]译本或许是亚马逊所售《论语》译本中的‘第二最佳’版本。但我不知道‘第一最佳’版本何在。”

黄译《论语》的副标题明言该书是一个“直译本”（A Literal Translation），[5] 尤其强调的是“信”，即忠实于原著。然而，从学界和读者的评议看，黄译本可谓且“达”且“雅”，是一部熔“信、达、雅”于一炉的经典译著。

199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译《论语》封面

七

晚年的黄先生为研译《论语》呕心沥血，在英语世界铸就这部儒家经典的新译本，意味深长。中华文化是以儒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知识分子无一不是孔儒文化土壤中生发出的“草木”。但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反传统话语，许多人中招，包括黄先生。运动高潮中，黄先生曾“沉痛地揭发、控诉他在江西吉安老家的寡母，称她是剥削者、地主婆，表示要与抚养他成人的她划清阶级界限”。然而，先生本人也沦为“斗争”的直接牺牲品。重获自由的黄先生，痛定思痛，重新拥抱以儒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先生的本色回归。巫宁坤先生曾回忆一件往事：1981年冬，黄先生在巫家小聚，说及当年运动中对母亲的不敬言辞和劳改期间的轻生事件，深为自己的大不孝和不顾家人的行为痛感悔恨，“他十分激动，声泪俱下，我妻子和我竭力劝解，说他既已痛悔前非，何必再苛责自己。”

黄先生对孔儒传统的认同绝不仅限于孝道或个人情感层面，更体现在他那深为儒家思想浸染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唯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黄先生在聚会时吟唱岳飞《满江红》绝非偶然，而是借岳飞的词抒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追求。师生惜别，先生题写的赠诗中有“常效蓟台伯玉悲”之句，借陈子昂（字伯玉）《登幽州台歌》的典故，表达怀才不遇的诗人对家国、斯民的拳拳之心。正是出于这样的“初心”，劫后余生的黄先生才会因目睹新一代“燕园草木”俊逸、葳蕤，而慨然发出“窃为社稷称幸”的心声。

黄先生离世前数月，他的另一部英译经典《道德经》杀青，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先生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甲乙两种版本为底本，结合现存传世的多种版本，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订、校正、比较和注释工作。区区五千言的《道德经》，先生耗费整整十年功夫进行研究和翻译，足见其精耕细作的程度。《道德经》是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经典，各种语言的译本数以百计，英译本尤多。黄氏英译本《道德经》由亚洲人文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一经问世即受到高度评价，认为“它将是一个广受肯定和好评的译本，并将成为《道德经》研究的标准参考译本”。

孔子和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两位人物，他们的著述和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数千年来的中国就是这样，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依然如此。作为一位跻身世界讲坛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黄先生在有生之年能够推出备受赞誉的《论语》和《道德经》精湛译本，为其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为其曲折人生的收官之作，可谓功德圆满！

八

2004年，深秋的午后，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妇人来到燕园，她默默地走进北大图书馆，来到办公室，留下两本书，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位老妇人是黄先生的夫人乔无远女士，那两本书是黄氏《论语》和《道德经》英译本。

默默地来，默默地去，波澜不惊，一切显得那么平淡、恬然。其实，乔女士此行可谓一桩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黄先生与燕园之因缘交集非同寻常，终其一生，先生无愧为燕园之骄子，然而自1983年赴海外讲学，先生就再也没有回过燕园。其间，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黄先生，以耄耋之年的光和热，以“曾经沧海强为水”的精神，将《论语》和《道德经》这两部经典“点化为忠实传神的英文译著”，[6]成就了中华文化远播海外的力作。如今，先生已故，老夫人将浸透着先生心血和精神的遗著亲自护送至燕园，奉献给北大图书馆收藏，岂不是一场魂归故里的仪式？！

鲁迅先生在《自题》中写道，“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明心言志。鲁迅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存在，我无意将任何人与鲁迅相提并论。然而，纵观黄继忠先生的言行和身世，鲁迅诗句的回响，隐隐可闻。

九

秋风又起，我，也已年近古稀，鬓发苍苍，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的人和事不能算少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来人往，事起事落，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都将归为虚无，但人生总还有些难以忘怀的片段或瞬间，亘久而挥之不去，且不时萦回于心头脑际。

有时，夜深人静，睡意朦胧，似梦非梦之间，那些或隐或现的往事像未经编辑的幻灯片，在眼前切换、闪现，看似变幻迷离，又觉身临其境，真切如初。不止一次，眼前的情景切换定格在四十多年前燕园秋日的那个清晨——

黄氏父女，辞别燕园二十载，一朝归来，百感交集，尽管置身极其简陋的临时处所，却也情不自禁，相向而歌，舞之，蹈之，……

我，一个初入燕园的新生，伫立门旁，见证了一出人生戏剧的演绎，却浑然不知 ……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曾在我的记忆中回放过许多次，也曾在与黄先生交谈中提及。然而，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黄氏父女转场来到青藏高原，至高洁净的蓝天漂浮着朵朵白云，苍莽旷达的原野一望无垠，父女二人正沿着那条“天路”指引的方向，一前一后，且唱、且白、且舞、且行，——向着拉萨，——向着天堂。

眼前的场景使我震撼，又有几分疑惑，正欲发问，倏忽间，场景的声音也变了，像是丢了转的留声机，越转越快，反反复复总是父女对白的那几句：

女：阿爸哎

父：哎

女：快快走

父：噢

女：看看拉萨新面貌 ……

父：女儿耶

女：哎

父：等着我

女：噢

父：看看拉萨新面貌 ……

阿爸哎-- 哎-- 快快走-- 噢--

女儿耶-- 哎-- 等着我-- 噢--

阿爸哎-- 哎-- …… 女儿耶-- 哎-- ……

阿爸哎-- 哎-- …… 女儿耶-- 哎-- ……

阿爸哎 …… 女儿耶 …… 阿爸哎 …… 女儿耶 ……

女儿耶 …… 女儿耶 …… 女儿耶 …… 女儿耶 …… 女儿耶 …… 女儿耶 …… ……

恍惚间，猛然觉醒，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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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巫宁坤是黄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同事，周绍昌是黄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两人都被打成“右派”，曾与黄先生同在清河农场为难友。他们二位回忆黄先生的文章为本文提供了部分细节。

[2] 关于黄先生回到北大的住处，在搬离32楼学生宿舍后，曾一度被安置在一间教室居住。周绍昌曾忆及此事，转录如下：听韩大钧说，继忠一家已经回到北京大学。我急急骑了车赶回学校去看他。那时，他被临时安置在原适楼 [即今“俄文楼”] 二楼的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几架从学生宿舍搬来的上下层木板床被用作隔断，分成里外间。睡人的床上挂起蚊帐，屋角、墙根和两张课桌上，散乱堆放着餐具之类寒伧可怜的家什，破落如逃荒的难民。但是，这一人家总算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出发的那个“点”上，归来兮，谁也无权再把他们驱之若牛羊了。

[3] “我们这批同学”包括英语专业的七七级和七八级。七七级于1978年春入学，七八级于1978年秋入学。七八级入学时插班到七七级，算同一届，于1982年元月毕业。

[4] 《同学录》列出我们这批同学四年来任课老师的名单，共三十多位。黄先生是唯一受邀在《同学录》留下一页的老师。

[5] 黄译《论语》的英文全名是：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un Yu):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ichung Huang.

[6] 巫宁坤教授评价黄先生的一段话，值得转录于此：“继忠一生坎坷，劫后余生远离故国，竟能于耄耋之年，不顾体弱多病，独力用直译法将两部古汉语经典巨著点化为忠实传神的英文译著，前无古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