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前的今天，那个叫本雅明的人决定去死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40年，瓦尔特・本雅明死于法兰西宾馆，该宾馆位于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包港。
当地医生拉蒙・维拉・莫里诺诊断本雅明死于脑中风，但是，人们通常认为他死于服用超量吗啡导致的自杀。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出身德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裔哲学家、文化评论家和散文家。曾带着本雅明翻山越岭进入西班牙的丽莎・菲特蔻称，“他身上携带的吗啡足够让他死上好几次了。”
作为“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欧洲最后一位文人”，本雅明的死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2002年，人类学家陶西格拜访了本雅明在小镇的坟墓，创作了一本前所未有的书《本雅明之墓》，展开了一场人类学写作实验，给予了人们深刻的哲学和人类学冥思。
01
“传统横扫而过，哪儿都没有他的名字
本雅明死后几个月，汉娜・阿伦特去那里寻找本雅明的墓地。然而，除了她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风景，阿伦特什么都没找到。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政治哲学家、作家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我找不到他的墓地，”她给哥舒姆・肖勒姆写了一封信，“哪儿都没有他的名字。”
然而，根据包港市政厅提供的记录，本雅明有一位名叫福豪・古尔兰德的朋友，后者于1940年9月28日，也就是本雅明死后两天，支付了75个比索，为本雅明租用了一个为期5年的“墓龛”。
哥舒姆・肖勒姆在一本有关本雅明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结语：“那个地方确实很美，但本雅明的墓是伪墓。”
阿伦特不仅没能找到本雅明的名字，更不幸的是，哪怕找到了也是一个假名或一座伪墓。
包港的本雅明墓碑对肖勒姆而言，那些照片清楚地显示了一个刻有本雅明名字的木制容器，上面的名字字迹潦草。在他看来，那不过是“陵园看守者的发明，他们考虑到访客打听的次数，发明了这个把戏，以确保自己能够得到小费”。
就这样，本雅明的人生结束了，即便他曾被乔治・斯坦纳等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在死后，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他的墓地成为人们赚取小费的把戏。
在陶西格看来，肖勒姆把他的主角埋葬在世俗的审判之下，而非真实的墓穴之中。
“若是敌人获得胜利，哪怕是逝者，也将失去庇佑。”本雅明去世前不久在《历史哲学论纲》写下了这句话。
伏案写作的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一切都不该被遗忘，当下之于过往，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义务。
就本雅明本人的死亡而言，那些强有力的叙述试图介入并且控制他的死亡。那些叙述，不是和他生前作品当中的思想毫无关系，就是微妙地反驳了他作品中的观点。
人们对于本雅明之墓的过度崇拜和关注，令陶西格感到不安，似乎他的死亡比他的生命拥有更多意义。
他指出，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曾经反对传统、对抗传统，到头来却往往发现自己被传统横扫而过。
02
“真理是否像本雅明一样注定失败？
本雅明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从小衣食无忧，他关注并同情犹太复国运动，但是却并未走向那种极端。
事实上，他和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有所关联，但是又毕其一生都保持着距离。
陶西格甚至设想，本雅明会是第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吗？当陶西格在前往包港的列车上，看到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以色列反击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以色列士兵开着装甲车和阿帕奇直升机，入侵巴勒斯坦的城镇和难民营。
当时，士兵们用眩晕弹和催泪瓦斯阻止记者们靠近现场，至少有两名记者当场中弹。
以联合国为首对以色列在西岸城市杰宁的战争罪行进行的调查也在以色列的反对下胎死腹中。美国总统和美国媒体都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必须为他们的暴力行为负责。
没有人试图去理解巴勒斯坦人这么做的动机，也没有人去报道他们在难民营和监狱里的日常生活。巴勒斯坦人未经审判就被以“行政拘留”的名义关押在那些监狱中。
相反，周日杂志中长篇累牍的报道，描述的都是以色列精英突击队狙击手的痛苦心理。但是，可曾有一期周日杂志关注过巴勒斯坦人内心的痛苦？
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种族隔离的关卡制度中，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每天都在侵蚀他们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变得四分五裂，地界变得如同蛛网般纠结，而这个制度还在不断限制着他们的流动。人们会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以色列的书写方法似乎史无前例。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贫困交加的巴勒斯坦难民，图片来自北大出版社《犹太人3000年》。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似乎都不能发声。他们不仅不被代表，而且不能被代表。或者，按照果尔达・梅厄曾说的那样，他们并不存在。
他们像本雅明一样，注定失败。似乎真理本身在接受审判，边界定义真理，并重新界定真理。
03
“他是那种连怎么拿一杯热茶
都需要指导的人
本雅明的失败也体现在他生前的种种境况中——他偏爱现代主义却缺乏对现代的“适应能力”。
丽莎・菲特蔻(Lisa Fittko，1909—2005)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许多犹太人逃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她特别指出，本雅明缺乏“适应能力”，这是她对各式各样无能表现的委婉说法。
这种现象在当时那些逃亡知识分子当中极为常见，他们缺乏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存技巧”或“街头智慧”。这些人都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通常，仆人或者妻子会负责照料日常琐事，而他们则潜心绘画、雕塑，写小说、诗歌、剧本、书评，或是做类似的事。
哪怕贫困缠身，就像本雅明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状况那样，他们也会住在一个廉价的宾馆，吃喝全靠餐馆。就算他们对日常生活中许多现实问题有所关注，也还是会忽略家务劳动中的迫切需求。比方说，谁负责为本雅明打字？
在菲特蔻的评价中，甚至还有一丝鄙夷。一部分由她带领过境的知识分子，不乏自私幼稚之人，他们普遍无法面对现实、脚踏实地。
用她的话来说，本雅明就是那种连怎么拿一杯热茶都需要指导的人。这就不光是我们所谓的“不切实际”了。身处这个世界，本雅明的缺乏“适应能力”意味着无助乃至绝望，而一杯热茶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而已。
丽莎・菲特蔻(Lisa Fittko，1909—2005)，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许多犹太人逃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人不应该能够下意识地做出反应吗？”一次，理查德・海尼曼在采访中这样问她。
“他做不到，”菲特蔻回答说，“我觉得，他只有先发明一个恰当的理论，才能捧起一杯热茶。”
30年后，萨尔写道：“他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思想与行动间存在悲剧性冲突，再没其他人让我有如此强烈的感受了。”
在本雅明身上，这种冲突让人尤其震惊。本雅明对现代主义的热爱，尤其是对蒙太奇、寓言和片段的偏爱，似乎都在让人变得更有“适应能力”，更能适应新奇的环境。
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冲击，本雅明难道不是“厚脸皮”理论家吗？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厚脸皮”就是拥有一道“应激屏障”，增加表皮的厚度来应对现代生活的冲击。
此外，本雅明于1932年至1933年间在伊比萨岛写的那些信件和文章，都洋溢着他对物质文化的热爱，这也是他对自然极具鉴赏力的明证。
但是，如果他连一杯热茶都拿不起来，那这一切又有何用？缺乏“适应能力”的背后仿佛有一种特定的伦理原则，确切来说，那种原则就是不去适应。
这不免令人想起《异乡人》中的那句话：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
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04
“历史的构建应致力于无名者的记忆
有些人认为，本雅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他是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他人认为，本雅明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教的卡巴拉神秘主义。
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边缘人，淹没在他那个时代的先锋派和飞速变动的政治场景之中。
在包港，一块厚厚的玻璃平板用德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和英语镌刻了如下内容：
无名者的记忆比知名人物更难留存。
历史的构建应致力于无名者的记忆。
这出自本雅明的《德语文集》。
为什么要强调无名者？实际上，埋葬在公墓也就意味着，哪怕你下葬时还有名有姓，随着时光流逝，你终将成为无名者。
本雅明纪念碑，背景是墓地墙陶西格在陵园中寻找到了一块齐腰高的卧地石。它未经石匠雕琢，只有一块牌子，上头刻有选自本雅明作品的另一段文字。
他的文本似乎充满各种妙言警句，都适合镌刻在墓碑和纪念碑上。可怜的本雅明。他珍珠般闪光的语句就这样四处散落。
如今，石头上写道：“任何有关文明的记录，都是有关野蛮的记录。”
这样小而沉重的纪念碑是一块假碑，下面没有遗体，坚硬的石头上确实镌刻着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也能像纸片一样，在起风的街道上，任凭时光的突发奇想，毫无目的地四处飘荡。
陶西格提醒我们，就本雅明的哲学和美学视角而言，我们不仅要从看似运作顺畅的象征符号去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更要从符号与它们所指对象之间不得体的搭配中发现意义。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最后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本雅明的身后事就是他最后的文章。
原标题：《83年前的今天，那个叫本雅明的人决定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