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延绳钓：走出还是出走？⑤非遗与渔业可持续发展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定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三种类型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规则。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已有多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编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三项人类非遗名录，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也于2005年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制定了国家、省、市、县4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11年又公布并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仔细研读过非遗相关条文，厦门港老渔民们发现他们使用了大半生的放绲技艺，亦即各种千变万化的延绳钓渔法，非常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方面定义中的其中四种，亦即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社会实践及仪式、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尽管非遗项目的申报，还需要按照流程从区县级开始逐次升级。虽然这是首次对延绳钓渔法开展比较系统的收集和梳理工作，在渔民们的热情推动和积极配合下，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为中心的申报资料，很快被整理成文。
刚刚完成一年多拍摄纪录片《沙坡尾》的公益众筹组织乡愁影像计划，因获得了永源基金会微光项目的资助，继而投入纪录片《延绳钓》的拍摄，以视觉人类学专业手法记录了厦门港渔民出海从事延绳钓作业的过程，以及5位老渔民的口述历史，为非遗申报提供了精彩的影像资料。
得益于纪录片这种大众传播介质的助力，以非遗为主题的厦门港延绳钓短视频，先后获得凤凰视频和澎湃视频的推送，并引起主流媒体《中国海洋报》、《福建日报》的关注报道和著名自媒体三明治的深度报道，对延绳钓渔法的申报不无推动。王嘉琳从影像行动主义的研究视角对该纪录片的助推作用撰文做了专业分析。
延绳钓（放绲）渔法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在地方文化部门于2017年8月开放受理时即递交了全套材料，同年10月进入公示，2018年2月通过评定并予以公布。
其间，厦门港渔民还第一次经由陆路走出去，在浙江舟山到海南万宁的东海沿岸和南海沿岸，在台湾东海岸和西海岸进行考察，并与多地从事延绳钓作业的渔民同行展开交流。
舟山沈家门渔民自从放弃子母船作业，带鱼的渔场对于小型单船而言太远，遂根据不同季节采用延绳钓捕获沙鳗、虎头色、黄婆鸡、鮸鱼等鱼类。延绳钓捕捞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遗的台州玉环，目前主要在坎门延续单一的鳗鱼延绳钓，未能全年生产，其钓具、渔法及效益都具有较大的可提升空间。宁德霞浦全境沿海的个体作业已悉数改为地笼网和定置网，延绳钓几乎退绝。福州连江仍采用小型单船延绳钓采捕鳗鱼和近海近礁的鱼类。漳州龙海渔民跟着效仿厦门港渔民的延绳钓鱼法，其作业海域和频度颇为超常。福建最南部的东山和诏安，当地人称为“放紧”的延绳钓依然在近海常年钓捕黄旗带、枪仔、湿丁、红花鱼、白鳗等鱼类。在广东汕尾，渔民使用延绳钓捕马鲛鱼和枪鱼。在海南临高和万宁，仍采用延绳钓钓取马鲛鱼。
在台湾，东海岸的花莲新港、花莲渔港、宜兰南方澳渔港，以及东北角的马岗渔港，目前都有普遍使用延绳钓渔法，钓取鬼头刀、鲔鱼、旗鱼、红鱼、拻面、石班、鱸鰻等鱼种。基隆八斗子渔港则保留红目鲢鱼（大眼鲷）延绳钓、镖旗鱼渔船在渔季间隙的临时性延绳钓，以及小型单船杂鱼延绳钓3种形式。在西海岸的高雄渔港，延绳钓渔法更被广泛采用，大绲钓鲨鱼、鲔鱼，小绲钓石狗公，红喉，黑喉等鱼种。离岛的澎湖风柜至今还专门从事延绳钓渔业，马祖南竿延绳钓冬季钓鮸鱼、假黃鱼（春子）、白利鱼，春夏季钓石斑、黃鰭鲷、石头公等鱼种。位于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地历史探索分馆，位于澎湖的海洋资源馆，都设置了展示延绳钓渔法技艺的专题展区。
此外，菲律宾吕宋、民都洛、棉兰老三个主岛的沿岸，目前还在广泛使用延绳钓渔法。
2017年9月，海洋与水下文化遗产国际组织代表、国立东京海洋大学教授岩渊一行专门来厦门港沙坡尾考察延绳钓渔法。同年11月，厦门港老渔民代表余龙发应邀参加第三届亚太区域海洋文化遗产学术大会。这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支持的国际研讨会，历来有遗产地代表和遗产传承人参会直面交流的传统，本届余龙发的出场，向120多位各国与会代表介绍了厦门延绳钓的奥秘。
在非遗申报过程中的走出去，让厦门港渔民开阔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历史上的厦门港延绳钓，主要使用于沿岸渔业和近海渔业。沿岸渔业指采用小型渔船在距离海岸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从事生产，近海渔业则指采用大型渔船在12至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内从事捕捞。1991年厦门港渔船前往贝劳钓捕金枪鱼，延绳钓鱼法首次应用于远洋渔业，而早在1955年，台湾已经开启了金枪鱼远洋钓业，在半个世纪后，更发展成鲔类渔获量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1982年，联合国正式出台海洋法公约，中国大陆也于1996年加入海洋法公约。在该公约的第六十四条，规定对于高度洄游鱼种的捕捞，应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以期确保在专属经济区以内和以外的整个区域内，该鱼种的养护和促进最适度利用的目标。从2000年开始，一些区域性渔业管理政府间组织纷纷成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等国际协定，制定公海在各自区域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管辖目标鱼种的长期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结束了公海自由无序捕鱼的历史。中国大陆地区陆续加入了7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分别为：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和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上述国际海洋渔业管理体系，主要针对各个区域金枪鱼种的可持续利用，在具体措施上则主要为制定和分配配额，禁止人工集鱼装置作业，对围网渔船实行休渔期，而对延绳钓渔船则实行免休渔。20世纪70年代以前远洋渔业的作业类型有单船拖网、双船拖网、流刺网、大型围网和延绳钓，其中拖网和流刺网因对渔业资源有相当大破坏力，其后被联合国及一些海洋国家禁止在大型公海作业中使用。延绳钓是捕捞分散鱼群的一种有效渔法，不受渔场底形、底质及水深的限制，能在一般渔具难以使用的海域进行作业，特别是能最大程度地保护鱼类资源的繁殖，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的作业方式。厦门港渔民说：“延绳钓跟海龙王好像是在谈判，我把你儿子抓来，我把你孙子留着，鱼类就自然而然地就能够再繁殖下去。”
从20世纪下半叶福建省渔获量统计数据看，延绳钓在1950-1960年代保持高产，1976年下降到最低点，到了1980年代有得到恢复。这种马鞍形起伏的变化，其实反映了海洋渔业资源受渔船动力大型化和作业方式单一化的严重影响，以及生产方式与市场需求导向的自我引导。 随着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区域海洋渔业管理要求日益严格，推进渔业资源友好型的生产作业方式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为厦门延绳钓渔法传统技艺的传续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良好契机。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际海洋管理委员会等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制定和推行可持续性渔业标准和海产品可追溯性标准，运用环保生态标签和渔场认证项目，倡导和鼓励可持续性渔业、积极影响人们在购买产品时的选择，促进海产品市场向可持续模式发展。其具体做法，首先是推行渔场认证，符合可持续的，良好管理的水产业环保标准，以促进负责任捕鱼。通过认证的渔场为可持续和管理良好的渔场。其次是推行产销监管链的认证，在产品标签上以明确的标志说明：捕捞来源于良好的海洋环境，此产品可持续捕捞。
至此，厦门港渔民的对延绳钓到认识已经从非遗保护跨越到渔业可持续发展，继而制定出在三个方向同时开展活态传承的计划：1）在地沿岸区域，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及合作，探索出一条融遗产保护、社区营造、旅游体验于一体的新途径。渔民代表提出一个有趣的建议，由他们提供船只，请当地政府组织，邀请相关官员、媒体工作者、社区代表一起出海半天，现场观摩延绳钓渔法究竟如何，然后回到岸上再一边品尝钓获的海鲜料理，一边思考延绳钓的活态传承有没有意义，以及如何传承更好。2）在中国东海与南海的近海海域，厦门港渔民将与多地渔民进行深入的技艺交流，改进当地延绳钓的绲法、饵料及作业方式，提高延绳钓的生产效率，以逐步减少拖网、流刺网等渔法的使用。3）在境外海域和公海远洋，通过延绳钓技艺的传授，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渔民生存与生活技能，尝试建立渔船与料理店合作的经济模式。
厦门港延绳钓的活态传承，是从沙坡尾避风坞启航在家门口熟悉的海域缓缓而行？还是出走到外面径自行事？上船的渔民们已不再纠结，这只是另一个留给社会思考的命题。
在菲律宾，延绳钓金枪渔业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日据时期的棉兰老岛。战后美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接力，促生了加工供应链寄渔业组织。70年代因美国的分销网络问题，导致菲律宾金枪渔业一度萧条，很快嫁接到日本市场对黄鳍金枪鱼沙西米的市场渴求，在桑多斯将军城建立了渔船—收购—出口体系，使其成为金枪鱼延绳钓之都。其间，后来被尊为菲国金枪鱼工业之父的广东移民Ricardo Ang Sr起了重要作用。他把延绳钓产业移交给儿子Domindo，后者于2001年开了这家餐厅。 菲律宾金枪鱼延绳钓业20世纪70年代一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大的公司与小型渔船船主签订定制收购合约。菲律宾的小型船只叫做bangka，汉译采用意译称为螃蟹船，现在到菲律宾旅游随处可见。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延绳钓同样面临李约瑟难题之问——为什么延绳钓在厦门港达到在传统技法上的最高鱼获效率，而现代延绳钓渔业却以菲律宾棉兰老为中心得以发展? 其答案其实一直在初中课本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里面。
问题与讨论
前面看似非虚构写作风格的描述，实际上是试图以延绳钓渔法为主线，以厦门港海洋社会遗存当前状态为基础，从生产技术、生产资料、生产者、生产关系以及改变生产方式的外部事件等几个层面，自下而上地对其在不同特定历史时期的图景进行复原和重建，结合纪录片和口述历史资料，尽可能将静态的历史资料转化为动态的图景，进入一个渔业、渔民、聚落的真实语境，从而对该特定区域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具备比较全面的认识，共同来思考和探索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解决方案。
首先，有关海洋文化景观是延续真景还是巧布假景的问题，厦门港渔民的一句活态传承已做了最好的回答。
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经过多轮修订，对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分别实行分级管理，对历史文化场域的保护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实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行。表面看似条理清晰的分类管理，实际上因为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而演化为不同的价值体系，分离了物质文化遗产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地成为了形而上。况且现有地分类管理机制，并未完全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规则，容易造成对文化系统的割裂。
对一项传统技术，只有被需要、有市场才是其生存和延续的唯一途径，而一项技术遗存如果是生活中或记忆中的活物，便会保持不息的生命力和延续的可能。
有规划学者清晰地指出，如果沙坡尾渔港功能终结，历史集体记忆抹除，而去聚集文化创意产业，这是与保存无关的创造性破坏。在沙坡尾这个还活着的文化与历史场域，延绳钓的渔船与渔民是厦门珍贵的非物质遗产，是厦门都市转型过程中必须留下的渔业生产文化，是值得珍视的都市保存计划。另外，如果一个孕育出文化的地方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被景区化，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在地居民被边缘化，人为打造的场景项目，终究会被市场淘汰。这对各地时下热门的特色小镇建设、农业—旅游—社区综合体建设等，无不是一种警醒。当然，真做或者假作，最终还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及考量。
其次，有关延绳钓活态传承是主动走出去还是被迫出走，厦门港渔民在申报非遗的过程中，已经跳脱出了这个问题。
1997年，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指出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这种源于文化自觉而产生的文化自信，由文化自信而催生的自发行动，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2017年10月，厦港老渔民们自发聚拢起来，以生产实用和博物馆展藏双重标准，复原制作出两套分别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传统延绳钓渔具。潜藏在渔民性格中的海洋性一旦苏醒，其意识和思想很快跳脱地域、民族甚至国家的藩篱。他们在申报非遗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延绳钓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留下厦门港渔民记录，跨越到传承与分享人类共同的技术遗产，以可持续利用的海洋渔业资源增进人类福祉。
2018年4月1日，老渔民贾阿伯驾着他的无牌小船，前往厦门湾口南侧的鸟尾礁北，下了8篮延绳钓钓具。等转潮时只收回了4篮，另外4篮可能被扫绫的龙海籍船扯断飘走了。这趟开春后的第一趟出海，钓获6只一共6斤4两的春仔鱼，5、6尾鲷鱼、1尾郭鱼、1尾黑翅，还有加网仔等其他杂鱼十几斤，上岸之后售得1200余元。
在沙坡尾延绳钓保存与提升计划中，我们也一直有渔船+市场+餐厅的业态与商业模式设计。遗憾的是，民之口福与官之胃口，时下依然不调，回春妙手在哪?
（作者系海洋考古与海洋社会学学者，本文收录于云南大学首届非遗论坛会议论文，分5部分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