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延绳钓：走出还是出走？②厦门港，玉沙坡

1575年（万历八年）7月，一个由菲律宾西班牙总督拉维札列斯派遣的使团，搭乘福建水师的战船从马尼拉来福建，欲以协助生擒被围困在吕宋岛的中国海盗林凤为条件，换取西班牙人在福建开辟贸易港口与领地。使团团长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的这段生动的描述，是目前发现的对厦门港最早的文字记录。时至今日，如果乘船进入厦门湾，依然能看到类似的情景。

厦门港外侧原本是一个上弦的月牙型的半岛及海湾，湾外沙滩连片，故有玉沙坡美称。玉沙坡分沙坡头与沙坡尾两段，沙坡尾比沙坡头长许多，其头尾之分大抵是以存留到上世纪初的龙王宫为界。以玉沙坡为中心的厦门港，是厦门岛上最早的一个港口，其因此而得名，并延用到21世纪初。

现存地方旧志对厦门港的地理描述，最早见于康熙癸巳年版《大同志》：“蜂窠山，在厦门，去中左所城南三里。高悬如蜂窠，前望海中有沙岸如带，若隐若现。又有七星石，森列海面。”这基本上把厦门港的地貌和水系景观描述得比较清楚。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编纂的《鹭江志》，对厦门港的地理描述就更为清晰：“玉沙，在厦港，环抱如带，长数百丈，上容百家，税馆在焉。风水淘汰，毫无所损，每商船出港，取数百石作重，终岁不竭，宇宙中异事也。”

厦门港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地图上，是在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的《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厦门港一词现存最早的实物记录，是港内岸边一块巨石上镌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摩崖石刻。

在地理位置上，厦门港是台湾海峡和浙南、粤东渔场的中心节点，也是东亚、东南亚和台湾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渔业与木帆船运输业的发展，促使临近泉州沿海地区和漳州河下游流域的劳动力流向厦门，逐渐形成和壮大了厦门港聚落。厦门港渔民自称讨海人，根据所从事不同渔法又分为几个群落，并且以其渔法或渔船归属和命名，例如钓艚的、钩钓的、网艚的、夫妻船等，各个群落之间联系不多。讨海人把在岸上生活的人称为山顶人，后者主要是从事渔业用具及生活资料供应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农民。厦门港聚落讨海人与山顶人两个主要社群之间，如非必要并不往，渔民们生活在以渔船为中心的封闭社会空间，以避免纠葛。对于讨海人而言，他们的天地是在大海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一辈子在陆地上都未走出厦门港。

厦门港聚落的传统边界，西至镇南关东南的寿山宫、和尚湾一带，南至玉沙坡海滨，东至镇北关以内的鸟坑圆，北至碧山岩山下的狭窄台地，陆域面积约1平方公里。清代中期厦门岛所在的嘉禾里属同安县绥德乡，厦门港保先是属附寨社辖，后又划归和凤社。到了民国初期，厦门港发展成厦门市的四个行政区之一，一幅1:4800的厦门公安局警界地图，详细标明了管辖厦港区分局的范围，实际上反映出厦门港聚落的辖域。1946年5月统计，厦港区辖有14保、191甲、3820户，22444人。1949年初统计，厦港区辖7保、122甲、3605户、18710人。

1839年道光版《厦门志》，对厦门港的相关记载就比较详细，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卷首绘图中首次出现了对玉沙坡地理形势的山水图绘，而稍早之前一幅厦门舆图中描绘的玉沙坡则更为写实。该志书还记载了玉沙坡俗称海沙坡，这个地名俗称到了20世纪80年代，厦门港人还在普遍使用。

1825年厦门舆图的厦门港玉沙坡局部  大英图书馆 图

民国初年厦门市政建设由海军警备司令部主导，时任厦门警备司令林国庚知人善任，延揽长于建设的惠州人周醒南为会办，沿鹭江修筑堤岸、铺设马路，华侨纷纷返厦投资，市政建设于1926年至1933年之间突发猛进，厦门港的自然地理景观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玉沙坡的沙坡头并入鹭江道驳岸，被填成陆地；市政当局于1934年筹建厦门港避风坞，在沙坡尾龙王庙侧挖一条海沟疏通湾内海水，成为后来的沙坡尾避风坞的船只出入港道。

厦门港为全市渔业的集散地，渔业是厦门港聚落最重要的一个行业。厦门港的渔区海域，主要在台湾海峡，并且延展到浙江南部至广东东部以外的东海。以中原土地为中心的中国皇权政治，历来对民间的海上活动管制严厉，渔船也在其列。清代初期的福建渔船只准用单桅，船只宽度不超过七尺，并且不许跨省作业。到了清中期才准许采用双桅，船只宽度不超过一丈，冬春渔讯准赴浙江定海、镇海、象山三县钓带鱼。

随着渔船尺度的增加，厦门港渔民延绳钓作业的海域，也渐次从台湾海峡头坑岭底，到二坑岭底、三坑岭底、沟肚（海峡中线），以及澎湖外，越来越往外海及远距离发展。1870年前后，厦门港船老（舟代）陈有金前去惠安县大岞，在大港湾一处叫做三脚富六脚乡地方，延请当地造船师傅定制了第一艘三桅厦门钓艚渔船，船舯部较为浑圆饱满，稳性很好。其主桅的桅顶，有别于其他中式帆船装置兼做船旗识别的风向标，而换成类似古代官帽的桅笠，成为近代厦门港渔民的一种自我认定。其后，厦门港渔船的船型陆续改换成钓艚，最大的一级钓艚可背带1艘舢舨和5只竹排出海，在6-7级风力下还能捕鱼，作业范围和作业效率一步提高。

清道光版《厦门志》是现存对厦门港延绳钓渔业较早的直接记载：“玉沙坡钓艇，家人、妇子长年舟居；趁潮出入，日以为常。十岁童子，驾轻舸鸣榔下饵，掀舞波涛中无怖；计其获利，殆视耕倍也。”

现存最早对厦门港渔业进行专业调查，同时也是最早采用“延绳钓”这个专业术语取代“放绲”方言用语，始于1922年。作者系当时在集美学校水产科第1组就学的2年级学生张荣昌，“渔港俗称厦门港。渔船俗称钓艚，共有150艘。钓艚上所用渔具，春季延绳钓、夏季延绳钓、冬季延绳钓、大鲨延绳钓。”

1930年至1931年间的资料显示，厦门渔业特盛，渔船渔行皆在厦港一带，每年渔业出产约值百万余元。另外一份同期的资料载明，厦门大小渔船120余艘，渔民约4000余人，主要集中在厦港一带，每年渔产约值百万元。

到了1933年的再一次专业调查，厦门港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总数1900人以上，渔行总数20间，全年产鱼的总价值在75万元以上。厦门港延绳钓的渔区已从1880年时代的东至澎湖、北至深沪、西南至东山港，发展到当时的东至基隆、北至崇武，范围扩大了很多。

1938年至1945年厦门沦陷期间，虽然日据当局以厦港渔业为攫取经济利益的中心，在厦港沙坡尾设立水产公司、银行、牙行、冰厂等，但权益掌控在日本人和台湾籍人手中，渔船数量从沦陷前的300多艘锐减至不足100艘。

厦门光复之后，一份市政府统计室编印的要览，对沦陷前后的延绳钓渔船数量进行了对比，并直指渔获量比战前减少一倍；同期另一份出版物所描述的厦港延绳钓渔业，更加详细：“本市四面环海，为优良之渔场，战前渔船达500余艘，捕鱼境域，常在东锭、北锭、黑 龟屿以及白犬洋海面之间，一级钓艚（30吨以上）且远及澎湖与台湾等地，产量年值千万元以上，占全岛生产之冠……厦门本岛渔村，原有厦门港、何厝、尾头社之分，唯何厝、尾头社两村渔民，则以牡蛎、蛏生产为大宗，而鱼鲜占甚少数。在何厝社，社民均渔而兼农，而尾头社社民则简事咸花生、酸菜等，只厦门港渔民，较为专门而有传统。”

鱼牙行是紧随在渔业后面的行业，渔船将渔获交鱼行销售，由鱼行抽出售款5%作为佣金，每届鱼季时结算。厦门全市25家鱼行都在沙坡尾鱼市场。造船也是服务于渔业的行业。厦门港传统造船业，民国时期“随渔业之活跃，极呈兴盛。该业厂地蚁集大学路与沙坡尾一隅，老板技工悉为惠安籍，各厂工人在十数名以上……不难想象造船业佳况之一斑。”鱼钓制作则是服务于讨海人的配套行业，厦门全市渔业重心在于厦港，该业是以聚集于此，一共有9家。打篾索、滚仔索以及编网等手工业，在厦港有和成、石司等数家，生意均因渔业兴旺而呈佳况。厦门港有海山、东海两家制冰厂服务于渔业。此外，还有一些与造船配套的行业如打铁、制橹等，则分别由惠安人和东山人承担。

厦门港的渔民人口，1946年厦门市政府统计室发布的数据为4503人，其中出海捕鱼的成年渔民人数为2160人，仅占前述同期厦港区居民22444人的10%左右，人均产值约为1万银元。比较特别的是，厦门港渔民家庭中的成年女性，跟男人一样上船出海作业，在茫茫大海中单独收钓的小舢舨和竹排子船上，往往都配备1至2名女渔民。

早先的厦门港渔民主要依靠联姻与信仰围合社会关系，因此也形成了讨海人与山顶人的社群隔离。其内生的黏着力，源自从地理环境、地方性认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到信仰崇拜的自下而上的结构。厦门港渔民主要供奉的神灵是池府千岁，在这里他有另一个被尊为“钓艚王”的化身，也就是厦门港延绳钓渔业的行业神灵。

其后于迄今未考的年代，厦门港渔民在鱼行口盖了一座宫庙，叫做宝（龙）珠殿，供奉钓艚王，成为讨海人的信仰空间，也成为其社群事务的公共空间。1922年，龙珠殿的建筑空间做了调整，一、二楼办起了渔民小学，钓艚王座升到了三楼。1934年，厦门市渔会也设立于此。龙珠殿遂兼具信仰、教育、管理三个方面的功能，从神治走向了人治。

今日厦门港的老渔民依旧坚信，延绳钓渔法起源于厦门港，因为钓艚王行业神灵和钓艚王宫唯厦门港一地独有。

（作者系海洋考古与海洋社会学学者，本文收录于云南大学首届非遗论坛会议论文，分5部分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