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数术︱建星与南斗：中国二十八宿的星象组成与星占内涵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从中华文明土壤中发展出来的传统星象体系二十八宿，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图1），其形成也许可以追溯至周初。沿着赤道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宿，从战国起，它们的名称和星象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包含的星宿乃至各星宿囊括的星数历代均有所不同。最新出土的清华简《五纪》完整记载了二十八宿的名称，比如：
四维算行星：建星、牵牛、婺女、虚、危、营室、壁、奎、娄女、胃、昴、浊、参、伐、狼、弧、咮、张、七星、翼、轸、大角、天根、本角、驷、心、尾、箕。
图1 战国曾侯乙墓（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出土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文字
“四维算行星”指罗列或辨认或观测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星象，这里的“行星”指的是二十八宿，而不是后世的五大行星。其中建星、浊、伐、狼、弧、咮、天根、本角、驷这9个星宿并不见于后世常见的二十八宿组合，那么这些星宿仅是名称的不同，还是存在组成星象的根本区别？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文字，只有斗宿而无建星，可见战国时期在箕宿和牛宿之间，建星和斗（南斗）宿是一对可以相互替代的名称或星宿，二十八宿存在不同的星象组成系统。
对于建星，唐代天文星占学家瞿昙悉达编纂的星占文献《开元占经》引用了战国时期天文星占学家石申的星占记载：“石氏曰：建星在南斗北。西星入斗七度少，去极一百一十三度少，在黄道内一度。”明确指出建星这个星宿在南斗星宿的北边。由于建星在唐代的星图中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图2），每个部分由三颗星组成，这里的“西星”应该指西边的三颗星，它们已经进入了斗宿即南斗的范围，这证明了建星和南斗为两个不同的星宿。
图2 韩国藏《天象列次分野之图》局部：建星和南斗
这一说法在《史记·天官书》中也能得到支持，《天官书》记载有“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据《开元占经》引《石氏赞》的说法，建星有六颗星，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记载相同，而南斗也一直由六颗星组成。由于两者位置相近，星数又相同，战国至汉代的文献中有时将建星作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时用南斗取代建星。《史记·天官书》中有一处位置用南斗，另有一处用建星。《史记·律书》中用建星而不用南斗。战国曾侯乙墓漆箱盖、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周家台秦简《日书》中的二十八宿均用“斗”，即南斗的简称，而不用建星。而从战国至汉代的历史文献记载，除《史记》以外，《吕氏春秋》《礼记》记载有建星和南斗两者，《淮南子》中记载为南斗。
二十八宿是用来标记日月及五星位置的星象坐标体系，从观测角度讲，作为坐标点，建星和南斗位置相近，而且星数相同，这一点可从星图（图3）中看出，建星六颗星位于黄道的内侧，而斗宿（即南斗）六颗星大部分位于黄道的外侧。
图3 苏州宋代石刻星图局部：建星、南斗和箕星
但是从星占角度讲，日月五星运行到建星，还是南斗，预示的含义或内容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这两个星宿的星占内涵并不相同。《开元占经·南斗占》部分记录了不同文献记载的南斗星占内容，其中南斗各星的象征含义都不一样，例如：
石氏曰：南斗魁第一星，主吴；第二星，主会稽；第三星，主丹阳；第四星，主豫章；第五星，主庐江；第六星，主九江。
这里叙述的是南斗六颗星对应的不同地域分野，但是南斗各星象与地域的分野对应并不唯一。《开元占经·分野略例》部分认为南斗、牵牛两个星宿对应吴越的地域分野，其中南斗对应吴，牵牛对应越，而吴的疆域包括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8个地区。这一对应结果显然与《开元占经·南斗占》部分将吴与会稽等5个地区视为同一级别区域的对应不同。
除了地域分野外，南斗各星还能象征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开元占经·南斗占》又引韩扬曰：“南斗第一星，上将；第二星，相；第三星，妃；第四星，太子；第五星、第六星，天子。”可见，同一颗星象在不同的范畴可以象征不同的内容，它的象征或星占含义并不是唯一，而是非常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也同样突出地体现在不同的象征或星占结果上。同样是象征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荆州占》认为南斗整个星宿象征太宰这个身份的人物。而《圣洽符》却认为南斗是天子之庙，预示着天子寿命的期限，这与韩扬仅以南斗第五、六星象征天子有所不同。差异更大的是，战国时期的天文星占学家甘德认为：“南斗主兵，斗动者，兵起。南斗星明大，爵禄行，天下安宁，将相同心，其星不明，大小失次，芒角动摇，则王者失政，天下多忧。”虽然同样以南斗视亮度的明或不明进行占验，汉代郗萌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南斗明亮，预示着“五谷大熟，其臣得势而亲近，治道和平，风雨顺时”，而南斗不明的星象则预示着“五谷不收，移徙位，直其臣逐，风雨不节，天下病”。即便甘德和郗萌都认为南斗明亮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不明预示着凶恶的事项，但两者涉及的具体事项却存在差异。
位于邻近坐标位置的建星，它的组成星也各有不同的象征含义。郗萌认为这六颗星可以划分为三组，南边的二星，象征天的库房；中央的二星，既可以象征市场，又可以象征作为器具的鈇锧；靠上的二星，是一种旗，象征着天上的府庭。郗萌对这个星宿的划分和认识与唐代和后世不同，如图2所示，唐代的星图把建星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三颗星，而宋代（见图3）的星图把建星六颗星连成一个整体，虽然从唐宋的建星星图中仍可以辨识出南边的二星、中央的二星和靠上的二星，但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个星宿的识别和表现是存在差异的。
建星这个星宿，《诗·雅度览》记载如果它看起来在动，则预示着地上相应区域的劳作没完没了。《荆州占》认为，如果它的六颗星呈现相对的状况，若以唐代的星图来看，应该是两边各三颗星相对的布局，那么预示着天下安宁；如果它的六颗星相互夹杂，颇类似于郗萌描述的两两一组的布局，那么预示着天下动乱，天子国君将有忧虑之事。实际上在同一个时代，由于岁差的变化很小，建星各星作为恒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相对位置的明显变化，《荆州占》描述的不同星象，只是长时期历史段中建星相对位置缓慢变化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建星观测、描绘差异的综合反映，这种变化在同一个时代的星象观测中，若排除主观视觉和各种观测误差的差异，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
对于建星视觉上的明亮与否，石申也给出了不同的星占内涵：“建星明大，则大臣忠孝，帝承天心；不明大，小不齐，则王者失道，忠臣不用。”这个星占判断与南斗明亮与否的吉凶结果非常相似，并且也涉及天子的治理，但建星更强调大臣的忠孝，而南斗更关注天子的得道或失政，重点仍存在区别。
除这些星占内涵外，星占文献对建星还有不同的论述。《开元占经》引黄帝曰：“建星者，一名天旗，一名天关。”引郗萌曰：“建星为天都关，为谋事，为天鼓，为天马……斗建之间，三光道也。”又引郗萌曰：“箕星与建星之间，日月五星之下道也。”引《海中占》曰：“斗建者，阴阳始终之门，大政升平之所起，律历之本原也。”这些引文都提及了建星作为“天关”的含义，即是一种起始点和入口，这种起始点也延伸成了大政和律历的本原和起点，这在本文开头《五纪》的引文中二十八宿以建星为第一宿也可以看出，即二十八宿的计量是从建星开始的，这充分体现了建星作为“天关”的原始内涵，也就是说日月五星的运行也从建星开始计量。只是对于日月五星的运行轨道，郗萌的两种说法略有差异，他一方面认为南斗和建星之间是日月星即三光运行的路线，又认为箕宿和建星之间的位置是日月五星运行的下道，从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南斗和建星之间，还是建星和箕宿之间，郗萌的实际所指应该都是黄道，只是比起箕宿，南斗更靠近黄道，也离赤道更近。因此《开元占经》引石氏曰：“南斗六星，……日月五星常贯之，为中道。”直接将南斗作为中道，虽然石申的中道和郗萌的下道也许并不是同一个语境中的产物，但作为日月五星必然经过的路径，建星和南斗的关键坐标位置是他们两者拥有相似天文和星占内涵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建星作为二十八宿的起始宿、天关，与“斗建”这一词汇相联系。郗萌认为斗建是南斗和建星之间，而《海中者》将斗建视为一个概念，后世经常用“斗建”一词来指称北斗斗柄的指向，北斗斗柄在一年十二个月中分别指向不同的子、丑、寅、卯……方位，从而可以代表时节和月份，因此“斗建”一词经常让人联想起北斗而非南斗。但郗萌的说法给出了古代的另一种观念，古代是从南斗和建星之间的位置来开始计量日月五星的运行，这个点也是律历的一个起点。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古代天文学中以建星为冬至点的记载。将冬至点作为一年的起始点，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突出特征，与西方天文学将春分点作为一年的起始点非常不同。虽然由于岁差的存在，冬至点在长时间段内会发生移动，但早期的中国天文学并没有认识到岁差的存在，以为冬至点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历法中经常将一部历法的起点定在某个冬至点，这个冬至点的位置就有“建星”的记载，《汉书·律历志》记载太初历改历时，将太初历的历元起点就设在“元封七年，复得焉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这个说法也为唐代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和一行所继承。
再看南斗的其他星占内涵，《开元占经》引石氏曰：“南斗六星，……日月五星常贯之，为中道。”引《北官候》曰：“南斗，一名天府，一名天关，一名天机，一名天同，天子旗也。斗北二星，天之府廷；中央二星，相也；南二星，天库楼也，天梁也。斗西大星，天关也，天子正旗也，土官也。”除中道和下道的说法存在相似之处外，《北官候》也将南斗称为天关，而且也将南斗六星分为三组，每组的象征含义如“天之府廷”“天库楼”“天子正旗”“土官”等等与汉代郗萌和其他人对建星星占内涵的描述非常相似，甚至相同。可见，南斗不仅慢慢代替建星成为二十八宿之一，他的星占内涵也逐渐承接了建星原本的内容。
这种承接仍可以从星占文献中寻得蛛丝马迹，许多南斗和建星的星占占辞都将两者并举，显示其功能上的相似性和匹配性。郗萌认为建星的中央二星为鈇锧，而《开元占经》引《黄帝占》认为：“南斗，一名鈇钺。”钺为斧头，或斩具上的刀刃，而锧为斩具的砧板，二者本来就是斩具的一对组合，相辅相成。因此同书引《石氏赞》才会有：“建星六星，为斗承之，主国日月行失绳。”“斗主爵禄，褒贤达士，故曰直，建星以成辅。”从形状上看，南斗斗柄部分刚好可以将建星六星囊括进去，而南斗需要建星的辅助才能发挥作用，透露出南斗的功能和地位在更早的时期属于建星。
为什么建星的二十八宿地位最终会被南斗取代，这很大程度上与赤道和黄道的不同坐标有关，从图3可以看出，虽然建星和南斗都靠近黄道，但是建星离赤道更近，而南斗离赤道更远。二十八宿是沿着赤道的观测和计量逐渐形成的，因此比起南斗来，更应该选择建星，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至少在汉代黄道的观测和计量也变得非常重要，斗宿位列二十八宿也许与黄道的观测和计量密切相关。然而，虽然南斗成为二十八宿之一，但南斗并不是二十八宿的第一宿，建星的起点位置和功能并没有完整地传递给南斗，这一方面是由于二十八宿改为从东方宿开始计量，角宿成为第一宿，另一方面冬至点也不再位于建星，而是缓慢地向西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