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东欧的“二手时间”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史称“东欧剧变”。人们曾经深恶痛绝，同时自己的生活又深植于其中的世界观解体，长期承袭的生活方式被迫重置。《回访历史》是伊娃·霍夫曼在东欧游历的记录。她在那个历史时刻回到故乡，见证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正在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创造他们的历史”。借由与当地各阶层民众的谈话，以及对所见所感的忠实记录。
在霍夫曼游历的国家里，改变几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罗马尼亚外，改变都是在全面非暴力且几乎没有遭遇统治力量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随着历史改变的推演，这是最佳状况的剧本，是披着柔软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发生在那里的更深层的转化，其实是更戏剧化，也经常是没有方向的。人们一方面欣喜地拥抱自由，同时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心怀忐忑，对价值多样化的转向谨慎怀疑。霍夫曼追本溯源又谨慎地探究这一切改变，将历史背景融入个人的文化观察，让读者由此窥探东欧各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
【波兰】
访问一家出版社时，我向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友人博莱克提及，希望能会晤曾经担任过审查员的人。
我认为这件事对他可能有点为难。“没问题，”博莱克却一口答应，“这里有个人认识不少那样的人，他可以帮忙安排。”几分钟后，一个矮胖的男子手提硬壳公文包走进博莱克的办公室。他在出版社的商务部门工作。
“你想找一个以前担任审查员的人？”在博莱克提出我的要求后，那人问道。“那不必麻烦了，你面前就站着一个。”他边说边躬身行了个礼。
“真对不起，我不知道……”博莱克结结巴巴地说。我始终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省得大家尴尬。
对我而言，人们为何经常会刻意迎合其职业的刻板形象，始终是生命的一个小小的神秘之处。也许我们的工作会改变我们的外貌，就像和另一个人长久在一起也会如此一样吧！不过，米哈乌·马利茨基肯定是根据昔日官方公务员的理想原型塑造出来的：身材健壮，有个大啤酒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动作笨拙。他的头发理得很短，接近平头，藏在厚重镜片后的眼睛几乎让人看不清楚。
那天我们共进晚餐，结果几乎是话匣子一开，我对他的印象便全然改观了。他能言善道，用词精准，诙谐机智，而且逻辑清楚。他讲话声音单调，速度极快，而且带着一种犀利的客观性，不论是对自己、对他的职业，还是对以往和当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样。我在其他共产党员身上也曾注意到这种腔调。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对人类行为保持“客观”的训练显然是有效的。在我们长时间的对话中，他从未企图博取我的同情，或佯装出任何尴尬或道歉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担任审查员的工作抱持着完全有意识的讽刺态度。事实上，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知悔改、心存怀疑的审查员。
“也许我这样承认并不好，”他开口道，灰色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兴味，“不过，我就是把我在公司的工作看得像是……呃，一个游戏，一场马戏，一出介乎卡夫卡和米洛杰克之间的喜剧。当然，喜剧和悲剧只有一墙之隔，但是首先展开的是喜剧，后来，笑声才从嘴角消失。”
这贴切的文学比喻，还有他所使用的跟英国情报员在提及他们情报单位时完全一样的用词—“公司”，马上逗乐了我。但是当初他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呢？“呃，你知道的，”他说，“生命中很多事就是这么发生的。”马利茨基在大学主修地理这个在市场上并不热门的领域，所以当他在大学布告栏看到一个小广告，提供审查局的工作机会时，便去应征了。“半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半则因为好奇。”结果获得录用。
我很好奇他接受过何种训练，毕竟这是项非常复杂精细的工作。哪些规则是公开的，又有哪些是潜规则？“喔，我们当然有法典详列了各种规则。一般而言，我们有三大方面的禁制：军事方面，军事隐秘性是完全正当的，只是有些被夸大了；经济方面，如果伤害到国家利益就会被禁—这点倒是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比如禁止公布工业污染数据；还有文化方面，标准当然比较政治化。不过这只是基本原则，真正比较细微和隐晦的部分，就只能通过看老审查员工作来学习。”
对于审查员，他将其区分为几种。“有比较老派的忠贞党员，他们就只是为工作而工作；有些是为政治前途而工作的；还有愤世嫉俗的共产党员。比如我们主管，我敢说他就是个‘公然愤世嫉俗的共产党员’。”说到这里，马利茨基比了个引号的手势，“一个真正撒旦型的情报分子。他的专长是教会历史，曾经跟几个神父聊天，负责审查他们的手稿，他的博学令人惊叹，可以轻易驳倒一些还不错的神父。”
“当然啦，也有些审查员是笨蛋，经常沦为大家的笑柄。比如有个女的，硬是拒绝一本研究四万年前地理构造的书使用‘德国’一词，因为根据规则，必须使用民主德国或联邦德国。就有那种拘泥于字面意思的笨蛋。”
我问他，对于比较细微和隐晦的规则，他倾向采取什么态度。他再度毫不犹豫地以波澜不惊的语调回答：“从开始我就尽量不去审查，不去干预。在做决定时也宁愿不去请教我的上司。因为第一，我喜欢权力的感觉；第二，请教上司再做决定太浪费时间。不过基本上，我都是站在作家那边。当然，其中有些作家是我比较尊敬的……有时候，我跟你说，有些手稿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最有名望的作家之手。他们应该自己做点编辑工作才对。”
我追问如果他自认站在作家那一边，那多大程度上他能帮作家侥幸避免删节？他自由裁量的余地有多大？
这一次，马利茨基的回答让我大感意外。“你知道，”他沉默片刻后回答，“这些都是如何诠释的问题，我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诠释任何事，可以让某一件事表示某种意思，或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你知道的，在文学领域，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
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这句话有种怪异的熟悉感。不知如何，马利茨基从他公司隐秘办公室内所探索出的结论，竟然和西方最老练的文学评论家所阐释的概念相去不远。没有什么事有意义，或每一件事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或许会使用不同的措辞，不过其实几乎是相同的概念。一个主修地理，先前对文学并无特别喜爱的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层级的批判性领悟力，真是令人吃惊。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公司显然是应用文学批评的最佳学府。审查员的工作就是操弄文字，而操弄是去神秘化最快速的方式。这种真正的政治游戏和多重诠释的批判性游戏，会在某一点交会；当然，对作者而言，它们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审查员没有批判上的优势，但是却有比较具体的权威；透过实际修改，他很快就能体认到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基于他的有利地位，马利茨基甚至可用诠释不足的方式，故意略过文章明显想要表达的意思。东欧作者经常使用暗讽及寓言式语言，以期“通过审查”，他说这种方式之所以可以规避审查员，也就是绕过他本人，并不是因为审查员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重点是，”马利茨基解释道，“我永远可以跟老板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弦外之音，单纯只是字面的意思。’然后我和老板就都可以假装这里头真的没有什么。毕竟社会主义下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光和喜悦的大家庭，任何事下面都不应该有阴暗面。所以这是绝对可行，甚至是最好的方式—不要去挖掘外表下面潜藏的东西。”
不错，马利茨基的文学教育是优秀的，而就像任何专职的评论家一样，他和作家越来越相互依赖。他喜欢那些被指派给他审查的作家，对这些作家有着很高的期望，当他们无法达到他的标准时，还会觉得幻灭。因此在某一阶段，他很自然地就开始逐渐往隔开他和其他人—也就是作家们—的界线靠近。脱离公司的举动是从他现身一个学生社团开始的，那个社团邀请他去参加一项有关审查制度的讨论会。他先是请求公司允许他接受邀请，结果公司拒绝了，不过他还是决定去参加。他觉得此举会冒很大的危险吗？“冒险，冒险，人们都夸大了那些危险，”他尖刻地说，“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把我关进监狱吗？充其量，只是失业而已。”
不过，在社团所见的情况却让他一点儿也不开心。“当然，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应该受到批判，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批判应该建立在正确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对真实不感兴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只想妖魔化。当然，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会替你自己增添某种分量。”他耸耸肩，“他们只想分析我这个人。他们很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做我所做的事。我已经尽量保持礼貌，尽量和善地跟他们交谈，还面带笑容；但是隔天在学生圈里，我的笑容却被描写成虚伪的笑容，那是因为理所当然地，如果你是审查员，你的笑容就一定是虚伪的。”
他的言词中带有一丝苦涩和嘲讽，不过他的声音仍然没有改变。经过这次甘冒不韪之举，他开始不再能适应在公司的工作。有一阵子，他还遐想在机构内部组织一个团结工会小组。不过，为了确定我不至于因而高估他，还仔细地加以补充：“那不是我干得来的事。我的性格并非好战或革命型的。”后来他决定到一家共产党青年杂志社担任编辑。
经过种种变革后，他又朝最接近的行业前进了一小步，开始在一家知名的出版公司工作。跟之前的雇主相比，他并不觉得现在的情况有多好。“公司有公司的问题，”他说，“但是那里更有效率。这里连工作的基本精神都没有，这点很糟糕。我的同事只能完成严格规范好的工作，还要先喝杯茶。连做最小的决定，每个人都怕得不得了。不过我想我本来就不该对此感到惊讶。毕竟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他们的存在教导他们的。”
我想我也不应该对他下面所讲的话感到惊讶。“我一直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商业化，必须出版可以卖得出去的书，但是我的意见并不受到认可。我想他们仍受制于共产主义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出版好的文学。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们不会放下身段去担心这种事。沙龙里是不讨论钱的。”
我不应该感到惊讶的，因为不管必须使用哪套游戏规则，马利茨基显然都是个习于操弄的好手，这就只是场游戏。他看透前朝所有信念，包括反制度的信念，包括双方都广为推崇的文学神圣的信念。对于文学创作者，他的评论从来不失犀利。“这些日子有人在玩弄殉道的游戏，”他说，“有个著名的作家，每个人都知道他最大的悲剧是戒严时期从来没有被拘禁过。每个人都被拘禁过，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逃过了。他当时还真的是到处奔走，乞求有关单位拘禁他。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家把自己塑造成英雄的行为，我都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是怎么来到我们单位，无条件接受我们要求做出的改动的，我都清清楚楚。作家的伟大，实在不应该基于他们曾经是被害者。”
的确，他从围墙两边，从里面、外面，从中间、边缘把每件事都看透了。那么，说到底，现在的他对于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须做判断，”他毫不犹豫地以客观的语气回答，“但是应该在时代的标准和氛围下做判断。共产主义因为它的辩证思维，因为它声称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其他道德观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来就是辩证的。”他又加了一句，“你知道，我不是教条主义者，我反对简化论和教条主义。毕竟，绝对价值是不存在的。”
在最后的转折中，我们的对话也接近结束。正准备道别时，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而在送马利茨基走出餐厅时，他颇有兴味地回头看了克日什托夫一眼。“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也许不记得我了，”他说，“不过我以前和他共事过。我负责审查他的作品，一个很好的导演，我非常尊敬他。”
“不，我不记得他，”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马利茨基离开后说，“这种人不是一般人想私下交往的对象。”
至少在最近之前是这样没错。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碰面纯属偶然，但是我却有种对称的感觉，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基耶斯洛夫斯基可谓完全是马利茨基的反面。当马利茨基在玩弄他方便诠释的游戏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在制作纯正道德主题的电影。那些通常都是非常阴暗的影片，探讨现实的堕落、谎言和嘲讽，也描绘人们相互间的责任与不负责任，以及情感、爱，甚至诚信的力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是独特的，但其所强调的责任，一种基于具体人际关系，而非抽象价值的道德，却是战后波兰和东欧艺术家与文人思想中一再重现的主题。这或许源于许多知识分子所信仰的天主教，只不过是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应。不过责任伦理也是对规则、游戏与体制的无道德性，甚至是体制本身的一剂强有力的解药，一种无可辩驳的回答。任何事都可以表示任何意思，但不包括我们彼此间的所作所为。
这种道德的转向是对谎言与犬儒主义的反击，可算是一种特殊的东欧人道主义，内部蕴含着非常现代的恐怖、讽刺与复杂性，它源自对人们以意识形态和权力为名可以对彼此做出什么事来的切身体验。问题是，当挑衅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不再需要强烈的回应时，会产生什么变化？当审查不是来自“另一边”，而是在出版社内部运作，而且无从得知审查员的真正用心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嘲讽还是只是比较务实时，又会有什么变化？就根本意义而言，这是东欧“改变”的核心所在。是否要出版比较商业化的劣质书刊以维持企业运作，是有识之士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的议题；而东欧已然脱离高挂道德旗帜的纪元，进入以议题为主的时代。
要论东欧知识分子面对竞争的现实，以及混沌不清的“正常”生活时会有什么变化，如今还言之过早。不过与此同时我却有些自私地开始盘算，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其他文人摆脱了审查制度的干扰或它带来的好处，转入这新的混沌道德领域时，会产出多么有趣的艺术创作。
【匈牙利】
布达佩斯的晚间文人聚会，乍看之下，会让人以为是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聚会，只除了这里普遍穿得比较正式，礼貌也比较周全。这个匈牙利的新兴阶级还没有完全习得那种简洁冷漠的矫揉之姿，或故意展现的低调之态。他们的话题包括新的杂志，以及房地产价格——至少在商用地产方面，这里已经远超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每个人都说得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而且大部分还流利掌握其他数种外语。不过，我终究是身在东欧，而不是曼哈顿。一旦开始聊起一些轶事，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激进派的经济学家告诉我，要让工厂员工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工会而加入新的工会，是件很困难的事，原因很简单，原工会仍掌握着饭店和度假温泉——在意识形态和度假之间，大部分人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后者。
当宴会女主人茹饶（Zsuzsa）热切地谈起我在短短数日内所听到的第二个有关窃听的故事时，典型东欧的感觉便更加强烈了。原来在卡达尔时期的匈牙利竟有这么多窃听事件！
宴会男女主人的情况最近大为好转。彼德（Péter）这位活力充沛、非常聪明、双眼永远闪烁着敏锐兴味的男主人，被任命出任一个高级学术职位；而直到不久前，他可还是匈牙利遭到严厉迫害的异议分子之一，没有工作，被不断骚扰长达数年之久。
在那些年间，茹饶和彼德非常清楚他们楼上的邻居就是告密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公寓里有监听设备，楼上的人可以记录他们在公寓中的一言一行，之后再转交给警方。可以想见这两对夫妻平常是不讲话的。彼德性情比较温和，会忍不住在电梯里跟对方点头打招呼；个性比较强硬的茹饶则坚守立场，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然后有一天，楼上的男主人打破沉默，要求彼德跟他聊聊。在小酒馆里，那男的闷闷不乐地喝酒，然后借着酒力承认他已经负责监听彼德好几年了，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份肮脏的工作。他喜欢彼德，良心上觉得非常痛苦。总之，他希望彼德知道，他已经打算切断监听系统。
彼德是个仁慈又理性的人，他劝这位邻居不要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彼德指出，他不做，还会有其他人来做，同时这位邻居还会惹上麻烦，也许会失业。不管怎样，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每次碰面时，邻居男子对彼德和茹饶都显得异常高兴和友善，仿佛卸下了重担。然而之后，他们之间再度恢复阴郁的沉默，彼德和茹饶猜想他们一定又重新展开了监听行动。
那些插曲发生后两年，匈牙利发生了比较重大的改变，这两对夫妻的情况也完全反转。彼德突然被平反，有了名气，还接受访问；邻居夫妻则突然停止了监听游戏。
“从这时开始，故事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变为巴尔扎克了。”茹饶皱着眉头说。某天，她在公寓前遛狗时，楼上的邻居太太走了过来。这次，邻居太太跟她打了声招呼，然后尴尬地企图跟她谈话。她们逗弄着狗，假装这几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事。邻居太太表示很高兴见到彼德出现在最近一个电视节目中。（“她当然很高兴，”有人插口道，“她或许还很骄傲，因为她对彼德太了解了。”）
“不过，接下来这部分应该值得分析一下，”茹饶继续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对，竟然邀请她上来喝杯茶。”
来到公寓后，邻居太太很热切地到处参观，兴奋地嚷着这一切有多么时髦，多么美好。“喔！我一直很想看看这里装修的结果怎么样。”她说着，不知道自己的话里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显然一直利用监听设备追踪这间公寓的装修工作。
接着，故事转入一个没有文学先例可循的方向，因为这种事只发生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邻居太太热切地转向茹饶。“拜托你，”她说，“你也许可以运用你们的影响力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巴拉顿湖有点家产，但是1948年被那些混蛋夺走了。我们试图拿回来，但有点问题。那些混蛋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不过你们，你们有关系，你们可以帮我们一点忙。”
茹饶说，她惊愕地听着邻居太太的话，勉强含混地回答，她不认为自己有力量可以做什么。故事就此结束，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有人建议，这些素材可以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了，名字就叫《邻居》，两对夫妻的家运盛衰可以延伸到新的时代。东欧形式的邻居，以其特殊的亲密性，可以辗转发展为同心协力或是卑鄙贪婪的关系。这种亲密性凝聚成一道紧密热切的道德古拉什浓汤，东欧民众已经领会了其间的生存之道，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空间和闲情逸致去追求理想中的道德纯净；而在比较富有和自由的国度，我们偶尔会高唱道德纯净的理想，尽管也极少能在生活中具体实践。
间谍与被监视对象之间偷窥似的联结，施虐者和被虐者间的残酷联结，导致面对面的接触对双方都极具冲击性。在听说茹饶的故事后几天，有人告诉我更早时期的一段际遇，也是一次有如普通“邻居”间的晤面，却同样荒诞不经。向我讲述的这名妇人说她在1949年的拉伊克·拉斯洛公审中曾遭受迫害。数年以后，她待在一家剧院的门厅时，有两个男人朝她走来。“你认识我吗？”其中一个男的问道。“不认识。”她先是回答。那男的听了用两手遮住脸部，只从指缝中露出眼睛，正是当年遭迫害时她所见到的模样。
“现在认得了吗？”那人又问。
“喔，对。认出来了。”她回答。
“那我呢？”另一个男的也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更仔细地端详那男子。“你，你是以前经常打我的人。”她回答。
“呃，那你想怎么样？”那男子友善地反问，“我只是奉命行事。”
“对，”她回答，“但你也不需要打那么用力啊！”
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剧院，观赏表演。
【罗马尼亚】
我在罗马尼亚拜访了一位女性朋友安娜，其所任职的新闻界在伊利埃斯库统治下已重新复苏。安娜个子很高，皮肤黝黑，五官分明。在我看来，穿着一件低胸露背长裙的她，有点像土耳其人。
安娜在国家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直到该电台受到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şescu）的青睐。罗马尼亚文化界是埃列娜的统驭范畴，而受到她的青睐绝对不是好事。不知何故，齐奥塞斯库夫人对电台展开清算，一口气开除了大约八十名员工。在执政党反复无常的劣迹中，这类专断的开除也算是罗马尼亚独有的特色，更增添一种残暴任性和荒谬的意味。人们在形容那些年的气氛时，都试图向我传递这种感觉。
我问安娜，她的电台同事有没有表达抗议，联合起来。“你在开玩笑吗？”她发出沙哑的大笑声。“光是送出有一个人以上签名的便条纸便属违法。如果联合起来，你想法律会怎么样？”
但是人们至少会私下表示同情，或商量该怎么做吧？我追问。我把波兰的经验转嫁到这里，但是这里的情况显然不同。安娜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害怕，天气也很冷，要熬过冬天已经够我们烦心了，大伙儿全都待在家里。”
被开除后，安娜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在一家电影院担任售票员，直到身居要职的“某人”，跟另一个“某人”交涉，她才被获准在电影院内部工作，担任经理助理。在那些“事件”后，她一个被判二十年不得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受邀经营一家原本属于共产党的报纸，这才邀请安娜来替他工作。
罗马尼亚就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几乎在一夜间便冒出几百家报纸和杂志；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都是谣言制造工厂，粗制滥造些观点不同的错误信息。安娜当然并不相信扭曲的事实，但她也不相信所谓的新闻客观性。在她看来，新闻记者是具有新鲜想法和观点的人。她负责报道有关政府和政治的消息，但是当我询问她从哪里搜集资料时，她告诉我她是从电视看来的——而电视本身是由政府控制的，另外就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她说比较具有调查或报道性质的新闻模式，在这边只有丑闻记者才会使用，他们侵犯人们的私生活，揭露他们生活中八卦的细节。她不会给自己找这些麻烦，所谓“事实”、“公正”、“真实性”等存在，在这里根本无从取得。但对她而言，这些似乎并不足以构成重要的标准。不过我想也是，“客观”新闻报道的理念还没有完全传到东欧，这又是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这里却不以为然的观念。
我问她对于她所报道的政府有什么看法，她同意伊利埃斯库的所作所为吗？喔，并不尽然，她回答说。不过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又是那种奇特的模糊其词。安娜显然是个很有活力和智慧的人，但是我在此间经常感到困惑的，是她为何不愿做任何结论，不愿说“是”或“不是”，不愿表达愤怒，不愿明确表达她的观点。
在罗马尼亚的种种匮乏之中，也许最严重的是可供参照的过去经验的匮乏。最近的过去代表的是一种负资产，几乎是纯粹的赤字；如果想要树立新的目标，比如多元化的民主，较远的过去也缺乏先例，缺乏参考点，因此新的理念无所附庸。罗马尼亚历史的特点是断续多于持续，是压制多于独立，是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多于自由主义。
共同的过去为什么、或者会如何影响现在，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不相信光凭记忆就可以保证学到教训，或者保证从经验中受益。但是今日的东欧却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共同的过去对于现在的确事关重大。如果小时候曾有祖母讲英雄事迹给你听，描述他们如何为众人的自由而奋斗；或在高中的时候，读到相关的文章，描绘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家族传说中有个精力旺盛的叔叔，和两个朋友开了一家小店，后来发展成大企业，生产的帽针都出口到了美国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些故事会引导你朝某个标准或行为迈进。这些故事将理想化为实际，会让你相信为自由而战不是空想，相信冒险开家自己的小店是可行的。
有一天，我跟经济学家达扬·达亚努（Daian Daianu）谈起这件事，他认为甚至经济改革也非常倚赖某种社会传承。“没有人知道罗马尼亚要如何转型，”他说，“因为这里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以起步的传统。”
达扬本人在罗马尼亚也算异数，年纪轻轻，短袖运动衫塞在长裤里，一身利落打扮，拥有美式作风和技术治国的专业知识。不久之前，他试图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何以“在基因序列层面有了瑕疵”。不用说，他的研究计划无法从老师处获得多少帮助，后来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出版，原因之一竟然是研究太过复杂，以至于大部分同事都看不懂。他骄傲地告诉我他正在筹划成立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而且已获得西方的资金支持。
尽管信心满满，但达扬承认国家的现状令他完全陷入困境。“问题出在缺乏一个活生生的共同经验，”他说，“波兰有团结工会，已经运作了十年，人们学会了如何团结，如何采取行动，所以他们的改革很快就取得进展了。但我们这里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们习惯等待官方解决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终没有来。我们必须学习自己做事。”
但是一个处于混乱瘫痪状态的国家要如何振奋起来？罗马尼亚的问题，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是是否有鸡、是否有蛋。没有一个已经存在鸡和蛋的过去，他们要如何凭空生出鸡或蛋来？
在阴暗的邮局里，我买了些明信片，结果到手的是几张泛黄的纸张，上面是几幅影像模糊、丑陋至极的布加勒斯特图片。“垃圾！”一名青少年言简意赅地评论一句，他身穿尺寸过大的夏威夷衫，脸上沾着黑色污渍。接着那无赖模样的青少年坚定地跟着我们来到街上。“美国都没有这么贵。”他反抗地宣称。“没有吗？”我惊讶地反问。“没有。”他回答，“看吧！那里两百美金就可以买间公寓。”他拿了张皱巴巴的纸给我看。我仔细查看，原来是一张洛杉矶报纸，看来他已经保存了好几年了。我告诉他，现在他不可能用这个价钱买到公寓的。他一脸狐疑，继续跟着我们，不断提问：“每个月买食物要花多少钱？搭地铁要多少钱？”我努力用些数字满足他，他把那些数字全写在掌心里。“你打算去美国做什么？”我问他。“美国有很多有钱人，我要替他们做事。”“那上学呢？你怎么上学？”“很多伟大的商人都没有上过学。我想安德鲁·卡内基就没有上过学。”说完话，他就跑走了。
啊！是了，这正是最纯真的美国梦，不受任何信息的干扰。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具有真正的企业精神吧。但我的罗马尼亚朋友一脸沮丧。她听说过和那孩子完全一样的故事，企图进入神话之邦，但是很快便被毒品和色情行业吸收了。当然，那确实是更可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