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对土政策
从德国的立场来看，处于欧洲和伊斯兰文明世界之间的土耳其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国家。两个国家相互间的不适感当然有双方甚至是多方的原因，本文仅单方面探讨德国对土耳其的态度，至于土耳其方面如何看待德国，则留待土耳其和中东研究方家。
土耳其经济危机
从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货币里拉（Lira）相对于美元已经贬值40%。刚刚过去的八月份，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7.9%。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经济严重依赖进口的土耳其，其进口费用大涨，以外币贷款的企业因成本大幅上升而陷入困境，普通百姓购买力下降。
这场危机的直接诱因看起来似乎是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和贸易纠纷：美国因为土耳其羁押一名美籍神职人员，而宣布对土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土耳其马上还以颜色；美国宣布对土耳其钢铝产品提高关税，土耳其进行反制。双方还围绕美国对土军售、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系统、美国长臂制裁伊朗等议题针锋相对。
然而透过这些突发事件，土耳其的货币和经济危机实则有迹可循，基本属于新兴经济体的典型病症：过度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过度借债，过度支出，房地产等行业虚假繁荣。一旦美国提高利率，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这些所谓的明星经济体马上就会被打回原形。
除了这些基本模式之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年来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扩大个人和家族权力、打压政敌、外交上与传统北约盟友若即若离、大玩大国外交、地缘政治游戏等举措，也令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外投资者对土耳其的投资安全和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对德土关系而言，这些都是大背景。
德土关系现状
如果一国领导人的言论能够被认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话，那么德土关系在去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之前无疑达到了谷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是不满德国拒绝土耳其政治人物入境从事政治活动，攻击默克尔采用“纳粹手段”；然后称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为土耳其的“敌人”，直接喊话德国境内的土耳其裔居民不要投票给前两个党。同时，土耳其在2016年政变后以所谓参与“居伦运动”和恐怖主义为由，对三十余名德国公民尤其是记者实施羁押和审判，目前尚有7人未获得自由。在德国看来，这些针对德国公民——其中多数是土耳其裔——的法律行为属于政治迫害。一系列因素叠加，引起德国社会和政坛对土耳其的观感极为负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被德国媒体塑造成“控制欲成瘾”的“独裁者”、“威权政治”的“强人”。（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生于1941年，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99年至今流亡美国。居伦运动是对居伦及其思想追随者的统称，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逐渐超越土耳其国界，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估计全球信众可能多达600万人。——编注）
如果说此前土耳其长年欲入欧盟而未果还更多是因为欧盟的文化和经济顾虑，那么现在土耳其与欧盟渐行渐远，则是因为，一方面土耳其在近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自信心高炽、入盟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对土耳其的政治走向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判断。比如，作为北约的盟友，土耳其从德国大量采购军火，但是随着土耳其越来越单独采取追求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军事行为，比如土耳其在进攻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时投入了德国造的豹式坦克，对土军售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德国国内政治的敏感话题。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对土军售有34例，价值970万欧元；第二季度就分别降为5例、42万欧元。
但是，除了经贸联系、地缘政治和传统的北约框架之外，土耳其对德国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至关重要。德国2015年夏大开国门，不加甄别地接纳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逐渐引发国内民众的不满。这一议题之所以没有灾难性发酵，是因为欧盟在2016年与土耳其达成了一项难民协议，土耳其实际成为欧盟从东南方向阻挡难民进入的堡垒。之前的2015年，经由地中海和陆路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移民总数超过100万人，其中约80%从土耳其出发，经过爱琴海抵达希腊。
虽然这份难民协议一再为左翼人士所诟病，但它确实使得抵达德国的难民人数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在与德国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土耳其手中也不乏可打之牌。
政界如何看待今天的土耳其
按照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判断，土耳其的货币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冲击不大，因土耳其经济的体量仅占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一，土耳其仅是德国的第16大出口对象国；对德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来说，土耳其的分量也完全处于可控范围。
正如希腊危机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欧洲金主柏林一样，此间国际和德国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德国应不应该出手帮助土耳其？当然，这种讨论也要在土耳其主动提出需要德国帮助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否则纯属揣测和空谈。但是了解一下德国国内的讨论，还是对分析德国的国际秩序观以及德土关系有所帮助的。
大联合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传统趋向保守的联盟党不急于表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哈特（Jürgen Hardt）主张，将德国采取行动与土耳其内政必须转向挂钩。他认为，尤其是土耳其总统本人，如果让人从他的言行中无法得出土耳其央行能够独立行动、土耳其是法治国家的结论，那么德国的经济救助就没有基础。
与联盟党的立场相反，对土耳其裔移民持开放态度的社会民主党呼吁德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社会民主党人、前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担心，如果西方任由土耳其危机发展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一个“政治上被孤立的土耳其”。加布里尔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土耳其政策，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一个北约盟友采取破坏其内部经济安全的措施。美国这么做无异于“以邻为壑”，因为土耳其一旦不稳定，欧洲则首当其冲，必须承担后果，比如说难民问题会死灰复燃；也不能排除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像北朝鲜和伊朗一样，“企图获得原子弹以保护自身的安全”。这当然属于典型的加布里尔式惊人之语，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最坏可能”。
社会民主党主席那勒丝（Andrea Nahles）呼吁德国政府应该把与土耳其总统的争端放在一边，“必须帮助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德国的北约盟国，所以维护土耳其的稳定必定符合德国的利益，因而德国政府必须与土耳其维持各种层次上的沟通。社会民主党人、联邦财政部长朔尔茨（Olaf Scholz）电话建议土耳其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
在野各党的意见基本可以概括如下：如何看待土耳其危机对于德国而言事关政治原则。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立场的自由民主党认为，土耳其应该从自身寻找危机的原因，而德国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救助从无法从根本上稳定全球性的金融体系，最多只是稳定“埃尔多安体系”。对土耳其的民主发展一向持批评态度的绿党则认为，土耳其的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民主和法治的问题。一个“大步迈向独裁”的土耳其是无法让外人对其经济和政治恢复信任的，所以德国提供救助根本就是伪命题。
联邦政府：保持接触，宁稳勿躁
尽管存在种种争议，德国联邦政府对土耳其仍旧采取了接触政策。
9月5日，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会见了土耳其外长，并拜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双方就埃尔多安9月28日和29日访问德国进行了协调。针对国内舆论的强烈质疑，马斯对德新社解释了联邦政府的接触立场：“埃尔多安总统访德受到公众的质疑、引发抗议游行是我们国家民主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因此“埃尔多安先生就不能来德国”，“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埃尔多安即将与默克尔总理会谈，并应德国总统邀请出席国宴，然后可能会去科隆会见土耳其裔民众，恰恰是最后一点最有可能引发德国民众的反感和抗议。连远在中国的观察者都没有忘记，埃尔多安与德国国家足球队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的会面，直接引发后者在德国公众压力下退出德国队，以及留下了德国究竟是不是能够容纳外来移民的开放社会的讨论。
默克尔数日后与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实际还有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决定了德国政府“宁稳勿躁”的态度，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主导的北约是德国构建其土耳其政策的重要支柱，因之，眼下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龃龉会让德国在与土耳其保持接触的时候投鼠忌器，不至于表现出双方在如何看待土耳其危机问题上持一致立场。这也是当前国际秩序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