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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2018-09-17 17:1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王国维自幼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习读四书五经,他聪颖好学,其弟王国华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时先兄才十一耳,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
王乃誉曾在日记中记载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在父亲的教育下,十六岁考中了秀才后,便到杭州崇文书院就读,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小便喜爱读书,他说,家中的藏书有五六箧,除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外,均已读遍。他对八股文并不热衷,而喜研经史。到杭州后,见友人读《汉书》,王遂用自幼攒下的零用钱买了四史的前四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称此为“平生读书之始”。
1894年,王国维到杭州应乡试未中,与他同去应试的友人陈守谦回忆道:“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三年后,王国维再试未中,此后遂绝迹科场。
中日甲午战争打响,新思潮也迅速地涌入。王乃誉不仅敏感地察觉到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且也及时地将这种变化传达给儿子们。王国维之弟王国华回忆:“中日之战,变攻议起,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王乃誉在致族叔的信中也说:“大儿……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
王国维早年专心学习外文,他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原版哲学著作,是最早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他还将中西学说融会贯通,用西方哲学思想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进行性格分析。他按照叔本华的哲学去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即欲,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先用大篇幅谈人欲,然后将整部《红楼梦》看作是宝玉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研究者认为,按照王国维的理论,“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早年,王国维致力于哲学研究,但日后却转向文学研究。他在而立之年写的两篇自序中谈到转变的原因是由于“疲于哲学”,因为“哲学上之说,大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今又爱其谬误”;而观世界近二十年的学问,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极少,希望自创一新哲学者,“非愚则狂也”,他不愿意只是做一个搜集、整理材料的二流学者。他说:“以余之力,加之于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因为近年来填词,他的爱好慢慢偏向文学,他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他分析道:“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日后,他的《人间词话》、《中国戏曲史》正是诗歌与哲学二者之间的学问。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著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他在本书中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对中国旧文学作出评论,但同时又摆脱了西方理论束缚,以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美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学批评之中。
《人间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三个境界理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又致力于美学研究,他在《去毒篇》中谈到自己为何致力于美学:“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鸦片、赌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鸦片。……前者强国的疾病,后者亡国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后者空虚的疾病也。”他认为,“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此二者中,后者尤其最要之原因。”“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无非欲接此感而已。”那解决之道何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王国维试着用学术揭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他提出的“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学术研究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书早在1904年便写成,但一直没有刊行,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发现。当时在上海的英籍犹太富商哈同,为投其夫人所好,搜购了很多甲骨文,并在哈同花园内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更好地研究甲骨文,便到该校任教。1917年,王国维以哈同花园大总管姬觉弥的名义,刊印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王在书中将罗振玉搜集的甲骨文资料拓印,并对每片的卜辞做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证明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还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
王国维曾四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说自己还是不能弄懂,并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
王国维论近世学人之弊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此三弊今人亦有。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王国维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司马迁20岁时,曾有过一次游历。王国维研究过司马迁的出游路线,发现司马迁游历的路线,与秦始皇南游东巡的路径,多有重合。
王国维说,人的精神每天是从朝气落到暮气,所以上午宜读经典考据书,午后宜读史传,晚间读诗词杂记等软性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王国维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研究学问。他虽盛名满天下,却心无旁骛,专心向学,甘于清贫。1925年,他受清华之聘到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清华本希望他出任国学院院长,但王国维坚辞不就,因为他认为出任院长后必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要为行政事务分心,使他不能专心治学。故此后国学院院长由吴宓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兼理。
徐森玉对许姬传说:“王静安写书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一天,我去他家,静安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书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收来的善本。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候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
隔了一个时期,再到他家,问起《宋元戏曲史》的情况,静安说:‘已看过校样,静等看最后的清样。’这时,他的书房里,桌上、架上、凳子上有关那本书的资料,全都收起,另换下一本书的资料,谈话的题目也变了。”
一次,清华开茶话会,王国维为学生们朗诵辛弃疾的《摸鱼儿》、《贺新郎》助兴。这两首词脍炙人口,但王仓促诵之,皆有遗脱。徐中舒说:“以此知先生不善强记,其谨严精深之学,殆皆由专一与勤苦得来。”
本文摘自《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现代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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