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亲历了阿富汗的战乱、贫穷与无助

编者按：《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3》是《侣行》节目第三季的纸质书，张昕宇与梁红带领团队，西行2万千米，穿过罗布泊，探访难民营，一路经过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走过全球80% 的战争国家，用生命做赌注，还原了战火笼罩下的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真实场景。

1.没有眼泪的孩子们

在喀布尔，我们尝试去靠近一些阿富汗人，跟他们聊天，听听他们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生活。各种让人眼角发酸的倾诉，似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黑暗笼罩，被恐惧束缚，悲惨和意外始终如影随形。

我经历过汶川地震汉旺现场，我进去过摩加迪沙的难民医院。今天，我们走进了喀布尔的一所战争伤害急救医院。

在战争国家的白色建筑里，似乎是一个收容悲伤的容器，满满地盛放着一个个渺小人物的眼泪、不解、疼痛，和绝望。

医院是国际人道组织援助的，有一些无国界医生在这里服务，救助战争受伤病患。进去前，我们还被搜了身。一方面防止恐怖袭击，另外一方面，里面那些身体和心灵都饱受战争伤害的人，武器出现在他们眼前都会是莫大的刺激。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意大利女医生，吉奥吉娅（Georgia），戴着厚厚的眼镜儿，留着一头卷发。她向我们介绍，这里接收的所有病人，都是因为枪击、地雷、炸弹袭击等遭受到伤害的不幸者。

吉奥吉娅和几名同胞在这里工作，但是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伤员送到这里。于是他们就着手教一些当地人手术和急救的知识，让他们帮忙参与治疗救治。吉奥吉娅告诉我们，这里的所有治疗全部免费，医生和志愿者们，不会去问他们的受伤原因，也不会询问其政治派别和信仰。为了不刺痛他们，也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

所以，进了医院她提议我们，如果要拍摄最好先征得病人的同意，而且最好不要把镜头对准孩子。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外面的那些轮椅上的雄鹰，在坚强地活着匍匐前行，而这里面的很多伤者，可能根本就不能活着走出医院。

医院院子的一角，修建了一个简易的儿童乐园，里面摆放着一些玩具，它们只是静静地摆在那里，甚至落了灰，并没有孩子在陪伴着它们。

病房里一溜排了长长的两派病床，每张床都没空着，被患者占据。人很多，却异常安静。病人们都安安静静地待着，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无神，木讷空洞。或许它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行走在路上被流弹击中，跟家人在屋子里被落下的炸弹炸到，跟朋友闲聊被突然的爆炸波及……命运的无常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如此清晰而震撼。

似乎在战争国家，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如困牢笼，无人可以幸免，平安只是一种奢望。

我们走过一个小男孩的病床，他眼神呆滞地盯着天花板，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个孩子来自阿富汗东部的边境地区，本来他和小伙伴们正在巷子里追逐玩耍，突然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他扬着笑脸奔跑的步伐，被几颗突如其来的子弹给截停，他的腹部中枪，童年里被烙上一道深深的伤疤。

见到我们的摄像机，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拍照。拿着照片，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个孩子已经这这里有一段时间了，吉奥吉娅医生说，再有四五个礼拜他就可以下地走路了。伤痛在慢慢的愈合，希望植在他心里的阴影也能逐渐散开。

另外一个孩子脸上还罩着呼吸器，整个身体都被厚厚的纱布给包裹了起来。他是昨晚才被送到这里来的，昨晚城南发生了交火，这位4岁的小朋友，在家里被几颗流弹击中。

紧急手术挽救了他的小生命，他的眼神里满是惊恐，似乎还挣扎在昨晚的惨剧里。见到我们手上的机器，他脸上的肌肉扭动起来，瞳孔放大，小手乱挥。我们赶紧收了起来。

4岁的孩子，刚开始懵懂地认识这个世界，战争却抢先跑来“问好”，并在他的体内留下几颗冰冷的子弹，让他的人生在伤痛和恐惧中起步。梁红走近她，想给他一些安慰，一个抚摸；她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眼泪“唰唰”地就下来了。

病房的角落处，床上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躯，那是一个8个月大的女婴。“庞大”的氧气面罩几乎完全遮盖住了她的小脸蛋，身体的大部分也被严实地包裹着。女婴的小手无力地在空气中摆动，嘴里发出微弱的“咿咿呀呀”声，眼睛半睁着看着病床边年轻的母亲。

她的妈妈年纪应该很小，围巾遮挡下只露出一张满是伤痕的脸，呆呆地坐在孩子的病床边，如雕像般在那里看着前方，纹丝不动。脸上的那种表情无法言说，是在控诉这莫名的伤害，是绝望地妥协接受了这无边的黑暗生活。

梁红上前握了握小孩的手，再也绷不住了，扭转头捂着嘴哭了出来。

这安静无声的病房里，那些无光的表情，那些呆滞的眼神，是这个国家、这些人民生活痛楚的残酷表达。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拥抱这个世界的美好，还未绽放成一朵鲜艳的花儿，就已经受到战火的摧残，早早地凋零败谢。

梁红含着眼泪问吉奥吉娅医生：“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活下来？”

吉奥吉娅看了一眼孩子，无奈地说：“愿真主保佑。”

梁红没有再问，快走几步出了病房，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哭了出来。我心里也完全不是滋味儿，默默过去揽过她的脑袋，让她靠在我的肩头。

眼泪从来都没法浇灌出希望，也无法愈合伤痛。我们被感染的情绪，被击中的悲伤，却又无法释放。

行走越久，见得越多，愈发增添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对这个世界的那些残忍，那些无名的无端的伤痛，我们走过，我们亲历，我们无可奈何。

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富汗这个国家看上去是一直处在倒退的轨道上。

三四十年前，喀布尔街头看不见武装车，也不是举目皆枪；姑娘们可穿得花枝招展，花布衬衣高跟鞋，短裙长发蝴蝶结，想怎么拾掇自己就怎么拾掇。

然而现在，已经有国际组织给阿富汗冠上了这个名头：全球最不适宜女性生存的地方。在这里，接近90%的女性遭受着歧视和暴力，每年有超过七百名女性被杀。要知道这个国家，总共才2700万人。

宗教是变异的民俗，仿佛看不见的牢笼，将女性们牢牢禁锢其中。而看得见的牢笼，也每日与她们为伴：布卡（Burkar）。

进入这个国家，我们看不见任何成年女性的脸，一袭或黑或白的长袍，把她们从头到脚包裹住。外面的世界，只留给他们一方网眼儿来窥看。

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对于女性的歧视和荼害，在法规条例里，令人发指地存在着：禁止女性上学接受教育、禁止暴露自己的身体、禁止穿颜色鲜艳和紧身的衣服、禁止与丈夫以外的男人说话……可以说，她们的世界被局限在小小的一方屋子里，可以说话的人也仅仅只有丈夫儿女，而且他们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对等的。

塔利班政权已经倒台，然而他们留下的乌云始终未散，不止女性，男人和小孩依然生存在其遗毒之中。而且塔利班依然在这个国家广袤的土地上，仍无处不在地存活着，无形地威胁着每一个人。

我们在阿富汗的向导，叫迈赫迪（Mahdy），他的妻子——准确地说他的家庭也是受害者。迈赫迪的妻子叫巴托尔（Batool），在伊朗长大，是一位独立、自由的女性，他们俩在互联网上相识，并最终跨越国界，在现实里走到了一起。2008年这对恋人完婚，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伊朗来到阿富汗生活。

接受开放思潮教育的巴托尔，见到阿富汗的广大女性竟生活在如此的环境之中，决心要为女同胞们做点儿什么。她自己率先力行，拒绝布卡出门，并且开设了女性培训班，帮助女性维权。还坚持写博客、写诗，把自己的眼见和呐喊，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

直到有一天，一封塔利班的信摆在了迈赫迪家的门口。警告巴托尔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则他们会针对她实行暗杀。

无可奈何之下，巴托尔只得再次离开国家，离开自己丈夫和家庭，独自逃到了国外。

塔利班不当权了，但是他们依然威胁着安然生活的众生，除此之外，那些沉珂顽疾的思想，也存在于很多极端民众的思维里。在阿富汗，杀死一个女人实在是太容易。

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一位女警察，因为其性别被无端杀害。一位走上街头，倡导女性平等自由的姑娘，人群中一个极端分子高喊一声“她撕毁了《古兰经》”，这位勇敢的女性就被狂怒的人们，当街乱石砸死。

走在喀布尔街头，我们看到的除了满眼残破的建筑，还有那些步履匆匆、穿着布卡沉默走过的女人。我总会去想，面罩之下的这个人的样子，此刻她有着什么样的表情；她们是否会笑，她们是否还心存希望，有脱下布卡的那一天。

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快二十个年头了，交通工具和互联网的存在，已经让这个世界的联系更加亲近，沟通更加便捷。而在这个国家里，女人们与外在世界，始终隔着厚厚的一层布。

一个国家的倒退，我们不想去关心政治，不想去关心宗教，不想去关心经济，只想去关心其国民的生活。时代在前进，这里却在沦陷，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资料上、照片里，知道阿富汗以前的样子，我现在身在其中看着它现在的样子，我想畅想一下它以后的样子。可是，眼前眼见的种种，让我的脑海里始终勾勒不出一个有色彩的画面。

倒退已经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残忍，而更加让人心痛和无奈的，是逐渐习惯和没有希望。这是国之殇，民之难。

我们无法去揭开人们头上的黑纱，但是我们可以去揭开布卡下的故事。在喀布尔城南的贫困街区里，我们敲开了一个独居妇女的家门。

屋子很简陋，没有灯，依靠半扇天窗取光。摆设的一些家用品，多是一些从外面捡回来的。女主人叫莎拉（Sara），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依靠平时被别人洗衣物挣点儿钱，养活母子二人。萨拉说，她并不惧怕生活的拮据和贫穷，她害怕是始终笼罩在心头的恐惧。

我们刚进门时，隔着黑纱依然能听出她声音里的紧张。她怀里的小男孩见到我们这些陌生人，眼里没有好奇，全是恐惧。

她害怕敲门声，每当有人敲门她都会心惊胆战，紧紧地抱着儿子，不敢开门不敢言语。她害怕让儿子独自外出，担心一个无端的意外就母子生死两别。

原来莎拉是一位饱受家庭暴力残害的妇女，她的丈夫染上了毒瘾，时常对母子二人大打出手。萨拉说，从自己一出生开始，她女性的身份，就注定了她的生会是一幕悲剧。

在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告诉莎拉有人上门提亲，希望她能出嫁。她和那个男孩仅仅有过十分钟的交流，随后就结为夫妻了。这在我们看来十分无稽和荒唐的一幕，却是阿富汗大多数女性的真实写照。因为她们没法选择自己性别，继而她们的整个人生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生活、教育、婚姻、繁衍、家庭，她们只有被动接受，她们只是男人的从属。

婚后没多久，丈夫就开始对她动手，有事没事一顿痛打。莎拉的生活，除了照料丈夫、孩子的生活，每天还有做繁重的粗活，而且挨打也逐渐成了每天生活里的一部分。她无法反抗，只能默默承受着，甚至眼泪，都只能在丈夫看不见的时候，才能去偷偷擦拭。

这样的状态，让莎拉做了自己的人生里的第一个自主选择，离婚。她本以为离婚了，就可以摆脱暴戾的前夫，然而没想打她的身体和心理，却遭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前夫还是经常来敲门，无端地恐吓她、殴打她，甚至比离婚前更加变本加厉。

听到这里，我们都满腔的愤慨。梁红问：“难道警察不管吗？”

莎拉把手伸进面罩里，轻轻地摸眼泪，然后摇了摇头：“没有人会管，在阿富汗遭受家庭暴力的女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杀，要么就是趁机下毒毒死自己的丈夫。”

这种情势之下，莎拉无能为力，她寻求不到任何帮助和庇护。莎拉说：“我现在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地活着，有人敲门我就会心头一紧，害怕是前夫又来了，害怕他会杀了我，害怕他殴打孩子。可是我们又不敢出门，到处都是袭击、汽车炸弹。”

“可是，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听到这儿，梁红红着眼眶，既有同情也有无奈，而我全是愤慨。这种感觉，这种活生生的故事，实在太让人生气，太压抑。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起身去门外抽烟，想压抑住此刻心头的业火。我特别想破口大骂，在我的世界里，一个男人，对家庭对妻子，应该有的是责任，是关爱。而眼前的这个家庭，不，肯定不止是这一个家庭，它只是一个缩影，告诉我的却是如此的一番景象，所谓家庭就只是一家之主的那个男人的小帝国，他可以肆意妄为，他可以无法无天，于我们而言生命里最重要的妻子、孩子，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可以随意鞭挞的牲畜一般。

我没有再进屋，后面的故事我已经没法再听下去了，我担心自己会失控。可是和莎拉一样，我又能做什么呢？

不是我侠义感爆棚，小时候我们都曾幻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英雄，行侠仗义，匡扶济世，打抱不平。长大了我们变得所谓的成熟了，不再不切实际地想当英雄，但是那些关乎正义、平等和怜悯的诉求，是根植于一个正常人的内心深处、流淌与血脉肌理之中的。

我们可以同情，我们可以愤怒，我们所有成年人的情绪，都可以让自己消化掉。可是这种眼见残酷，却无可奈何，这种深深的无能为力感，让我无所适从，让我坐卧不安，心神不宁。那一刻，我出离的愤怒，甚至是我想去躲避的借口。

梁红出来后，先是一言不发，缓和了很久的情绪之后，才终于开口，转述了莎拉最后的话：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带着儿子离开这个国家，哪个国家都行，只要去一个他找不到我们，无法威胁我们的地方。或者只要能把孩子送出去也行，让他不用担心父亲的恐吓，不用担心路边的炸弹，不用担心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子弹，能够安全的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