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是北师大历史系78级学生，也是同班同学的英语老师

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在陈其笔下，这个教师或许是“滥竽充数”的，那段经历却足以使他释然而感动。几天前的教师节或许没有给“误人子弟”者留下位置，但我们决定在今日推送陈其的来稿，记录下这份曾经由时代赠予他的教师节礼物。

每到夜晚，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独坐炕头，黯然神伤。在万念俱灭的绝望时刻，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学习英语，以打发百无聊赖的夜生活？

我在北大附中读初中时学的是俄语，是彻头彻尾的“英文文盲”。我特地从北京买回当时走俏的《灵格风英语》，带上父亲年轻时用过的《英汉词典》，以《毛主席语录》英文版为基本教材，以凿壁偷光、萤囊映雪之毅力，从ABC开始，努力攀登英语高峰。通过艰苦努力，英语水平有神奇般的提高。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的确是句至理名言。正是那晚炕头上相对随意的冲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3年底，终于通过病退，回到北京。已经23岁的我，赋闲在家，年纪轻轻，靠啃老度日。

文革后期，北京的基础教育十分凋敝，教师奇缺，特别是海淀区的“山后”（颐和园万寿山山北）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更是惨不忍睹。他们到北大、清华和科学院家属委员会挖掘“优秀青年”，以补充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聊胜于无”，他们饥不择食，当即录取我。我摇身一变，成为光荣的“英语教师”，月薪37.5元。

虽然英语水平尚可，就是不会管理学生。黄帅和张铁生鼓舞下的孩子们，不思读书，遑论学习洋鬼子的语言。我上课的教室里，总是秩序混乱，一地鸡毛。虽然误人子弟，自己的英语水平却突飞猛进。领导很不满，我就更颓丧，感到前途一片暗淡。

感谢邓小平果决的政策，给了我接受大学教育的最后机会。1977年高考，只有初中肄业学历的我，数学极差，但英语成绩颇佳。北师大英语系通知我到校口试。可惜因政审不合格（父亲57年的问题）加之口语水平一般，抑或年龄偏大，最终名落孙山。1978年，我矢志不渝，再次报考师院英语系。人算不如天算，只因优异的英语成绩，误打误撞，鬼使神差，居然被北师大历史系录取了。

虽属乌龙，心里依然兴奋。实际上，北师大历史系与北大历史系相比，并不逊色，同样是大师云集，阵容强大。

1978年，我终于结束“英语教师”生涯，怀着“误人子弟”的愧疚之情，离开了农村学校，开始了新的人生。

金色十月，阳光灿烂，秋风送爽，蹬上自行车，驮上行李，风驰电掣般地到校报到。

辍学十年，岁月蹉跎，时光虚掷，跨过高中，在28岁时, 梦幻般地开始了大学学习生活，融入新的人群。历史系78级是个可爱的大集体。全班八十余人，除港澳台，几乎所有省市都各有2-3名代表，北京有16人之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60多，女16人。年龄的历史跨度较大，40后（46-49年）十几人，50后呈压倒之势，60后寥若晨星。最长者三十有二，最幼者芳龄二八。五湖四海的男女老少凑在一起，好不热闹，充满生机。

第一学期，正当如饥似渴地吸取历史知识时，辅导员刘老师找我谈话。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经十年动乱，师大公共英语教师奇缺。你是英语教师出身，希望你勇于救场，在学习的同时负责你们班英语慢班的教学任务。”

本人当时心情复杂，虽不便婉拒，终有几分踌躇。主要顾虑是：自己徒有“英语教师”虚名，连小孩儿都调教不好，遑论这些品学兼优、老成练达，又期许甚高的的“大龄青年”？更何况，其中不乏优秀教师。

尊敬不如从命，硬着头皮上架。报名慢班的有二十来个“学生”。本班特点是：个个求知欲强烈，态度端正。南腔北调，众彩纷呈；学历不同，性情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既然参加慢班，就是因英语基础较差，但学习热情高。如此这般，决不可怠慢他们。

为了避免将他们引入歧途，必须严肃抓好基础建设。在学习26个字母时，当从认识音标、读准音标开始。我搬来自己的留声机，让他们反复跟着唱片朗读。现在想来，也是过分较真儿。光是在发“th"音时就颇费周折。恰似俄语中的“p"这个卷舌音，把老老少少们折磨得着实够呛。好在大家不厌其烦，热情不减。

身为“教师”，但纯属自愿性质，分文不取。历史专业学习负担其实不轻，但每周两节课，我尽力认真备课，批改作业，出考试卷，自己刻蜡版，印刷油印教材。虽然辛苦，但充满乐趣，更被“学生们”的热情所激励，被他们的“尊重”所感动，因为这是我在中学教书时从未获得的心理体验。

一个学期后，历史系终于找到科班出身的正式教师，我的半工半读生活便随之结束。

毕业后，每当与老同学们聚会，慢班同学都会提及这段小小插曲。感恩也好，调侃也罢，终是一段充满温情和乐趣的谈资。  

我的努力，不知对他们在校学习和日后专业发展有何影响，但比较释然的是：我真的尽力了。“同学们”，无论如何，请海涵这位滥竽充数的临时“老师”吧。

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张炜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