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高适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让无数观众梦回大唐，当关于长安的诗句逐次响起时，亦让无数人为之感动。电影巧妙地将大唐的繁华与边塞的危机化为明暗两条线索，而当渔阳鼙鼓震碎这片锦绣，露出了腐朽的肌理时，这明与暗、黑与白最终交织在一起，让这时期的人物，在漫长的灰色调中走向了终章。
盛世大唐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然而撑起这片山河风骨的却是边庭将士的血与汗，征夫思妇的泪与怨。大唐之长安与边塞互为表里，所谓的长安三万里，何尝不是边塞三万里！
唐初以来，北有突厥，西有吐蕃，东北有奚、契丹等族，时降时叛，边防压力巨大。为抵御外侵，唐睿宗时首设节度使，用以统筹辖区军镇的军事调度；至玄宗时，唐朝先后设置了朔方、河东、幽州、河西、陇右、剑南、碛西、岭南八道节度使（后碛西被分为安西、北庭，幽州被分为范阳、平卢，遂成十道节度使）。
电影以高适的视角，串联起了大唐的一段故事。电影中高适第一次从军，投时任幽州长史张守珪帐下，抵抗奚与契丹。而在一次唐军兵败后，高适看到主帅张守珪犹在帐中饮酒作乐，愤而写下《燕歌行》。
奚与契丹均出于鲜卑，为宇文别部一支（一说契丹为匈奴遗种），后相继败于北魏，从此分别发展；隋末唐初，中原战乱，这给了两族发展壮大的契机。武则天时，边将侮辱契丹，契丹兴兵，屡败唐军，遂成边患。
电影中的这一段实际上是将几个历史事件融合在一起，进行了艺术加工。历史上，张守珪并非庸将，纵观其领兵，多身先士卒，智勇兼备。其任瓜州刺史期间，在一次修筑州城时，吐蕃军来犯，众人失色，唯守珪镇定自若，命人摆酒宴于城上，吐蕃疑有伏兵，便引兵退去。这堪称唐朝版的空城计。后镇幽州时，守珪战绩也颇为出色， “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新唐书·张守珪传》）。
而《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批判何人，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所刺为张守珪，有说所刺为安禄山，也有人说非实指一将一时一事，而是高适根据多年来对边塞的体察，将边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集中与概括。
实际上，高适对张守珪一直多有敬佩，他在《宋中送族侄式颜》一诗中写道：
大夫击东胡，胡尘不敢起。
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
部曲尽公侯，舆台亦朱紫。
当时有勋业，末路遭谗毁。
……
此诗赞颂了张守珪一生的勋业，可见高适对张守珪的感情。但张守珪一生中确有两大污点是洗不掉的，一是他为部下隐瞒败绩，贿赂朝廷派来调查的使臣，最终事泄被贬，不久因背疽发作而死；另一件事，是他在幽州时赦免了一名盗羊的杂胡青年——安禄山。
安禄山的影视形象，截图自电影《妖猫传》
天宝十一载（752），高适作《送浑将军出塞》：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
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
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
银鞍玉勒绣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
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
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
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
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
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
塞下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
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
远别无轻绕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诗。
此诗刻画了浑将军（有浑释之说与浑惟明说，亦有学者考证，二者实为一人）的名将风采，同时也将他自己经世济民、定国安邦的政治抱负蕴于其中。在此诗的后四句，高适巧妙点出了浑将军的主帅哥舒翰，并以“绕朝策”与“仲宣诗”两个典故渲染了哥舒翰的神武。不久后，高适入哥舒幕府。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天宝十四载（755），天地崩摧，“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
电影在此处转到高适与哥舒翰在潼关之上感慨高仙芝与封常清含冤枉死之事，这里值得一说。所谓“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肯定是不包括高仙芝与封常清等边关将士与边地百姓的。从天宝六载（747）至天宝十三载（754），二人多次率军与大小勃律、大食等西域诸国交战，杜甫《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便是借汉武故事，表达对玄宗时频繁的西方战事的痛恨与讽刺。但陈寅恪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
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在古代，地缘环境往往决定了王朝的军事重心与政治面貌，远非“穷兵黩武”可以概括。
安史之乱爆发后，高仙芝与封常清先后率临时招募的市井之徒与安史叛军作战，兵败后退守长安的门户潼关，史载监军边令诚在玄宗面前诬二人“无故弃地，贪污军粮”，于是玄宗命斩二人。学者对此多认为是玄宗此时对蕃将极度不信任而顺势除掉二人。封、高二人死后，朝廷起用哥舒翰镇守潼关，而哥舒翰同为蕃将，想必此时亦是心有戚戚焉。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八个月前，哥舒翰因中风而致偏瘫，其镇守潼关时，将军中事务分旗下诸将办理，导致政出多门，军无斗志。后玄宗听杨国忠谗言，逼哥舒翰尽快与叛军决战，哥舒翰“恸哭出关”，中伏兵败，部下反叛将其绑送安禄山处，最后投降叛军。
潼关破，将士血尽，帝王胆寒。此前辅佐哥舒翰守城的高适，建议玄宗散尽库藏招募士兵与叛军死战，不被采纳，玄宗丢下臣民仓促奔蜀。高适奔赴行在，迁侍御史，后升谏议大夫。肃宗登位，拜其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至德元载（756），唐肃宗以永王李璘阴谋叛乱、割据江东之罪名，派高适率军围剿，此时李白为永王僚属，永王败后，李白按罪当诛，李白写信向好友高适求救，高适未作理会。后因郭子仪搭救，李白被判流放夜郎，适逢大赦，李白回到浔阳。
[唐]《明皇幸蜀图》（局部）
很多人看完这段故事，说高适凉薄、不念旧情，或说他身居高位后患得患失，甚至有人说高适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必都是因诗仙的光环太过闪耀而苛责高适了。
哥舒翰兵败投降后，高适在乱军中追上了奔蜀途中的唐玄宗，丝毫不顾个人安危为哥舒翰辩解，直言潼关失守，军中、朝中均有责任：
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沉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饮酒，不恤军务。……南阳之军，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新唐书·高适传》）
在升任谏议大夫后，“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平定永王之乱后，“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高适一直因“敢言”而得罪权贵，可见他并未因身居高位而唯唯诺诺，更谈不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蜀州刺史任上，高适对老友杜甫多加照拂，更是“政存宽简，吏民便之”。
《旧唐书》评：“（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又评：“君子以为义而知变。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所谓“达”，大多学者释为“显贵”，但在高适前后，还有苏颋、张说、张九龄、李绅身居相位，比高适还要“显贵”，所以高适的唯一性便说不通了，或说此“达”并非只有“显贵”这一层含义。而纵观高适一生，他每在关键节点处都有精准的预见性：守潼关时，节度使“各持使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高适建言不可，不被采纳；唐玄宗以诸王分镇四方，高适切谏不可，后永王叛乱；围剿永王时，高适发布《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永王部下军心涣散，背离永王，“各求自白”；任蜀州刺史时，上疏建议将东西两川节度合并，以防蜀乱，而“疏奏不纳”，后果如高适所料，东西两川互相攻伐，蜀中变乱。可见高适对时局可谓洞若观火，成败皆如所料，故“达”者，应有“达见、达识”之意。
《旧唐书》点校本
电影的最后，程公公道出了高适在暗中相助了李白，此事虽于史无据，但我想，这样的安排不负“君子以为义而知变”的评语，而那句“为大臣所轻”，谁说不是“负气敢言，权幸惮之”“恶适敢言，短于上前”所致的呢。
原标题：《边塞，高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