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知人间困厄的基础上，收获一点星光
说出托底的话来
——评薛超伟小说集《隐语》
文/郭冰鑫
薛超伟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隐语》终于出版，一篇篇读下来，首先获取的印象是，原来在作者笔下各样的凝停和滞重里，能显出日常人生这样规模的具体摇动。它们往往发生在故事的感性表面，读者无需凭借，就能从字里行间直达自己久未触及或尚未发现的内心感受。
这话说来仿佛废语，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作家必然拥有用文字直达人心的技能，但实际上作家们的这项技能正在丧失，它所依赖的写作者的敏锐感受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正在无可挽回地衰退下去。薛超伟带着这样九篇小说一路走来，倒像是在传承一门行将失传的古艺。他似乎不用区分就自然懂得，内心感受并非来自意义的获得，而是一种人所共感的心绪折返，这使他的小说隐隐露出一种透明的质地，使人情物理得以无蔽。苏珊·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中写道：“透明是指体验事物自身的那种明晰，或体验事物之本来面目的那种明晰。”薛超伟的小说具体呈现了这种明晰显现出来的过程。中篇小说《水鬼》是这部小说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作品，薛超伟在2014年的创作谈里曾就小说结尾这样写道：“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可能就像我们无论从哪条回忆去追溯童年，它都已经无法改变，无论往哪里写，都是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延迟了四万字的结局。就像做谜语一样。想出了谜底，拼着命编谜面。就是这么个过程。”
在将近十年前，薛超伟就有了写“谜”的自觉。多年后他更以谜语为背景做了篇小说，也就是今年年初发表在《当代》杂志的短篇小说《隐语》，他以这篇小说的题目做了人生第一部小说集的总题。在小说集后记薛超伟又一次写到谜面和谜底。“写它（《隐语》）之前，我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个女孩子，她生得清丽，一只眼睛却有些斜视，我为此感到惋惜。她在我脑海里停留，她左眼像一个谜面，右眼像一个谜底。”看来薛超伟并不只被制谜吸引，他着迷的是谜面和谜底的同时存在，它们既在同一张脸上，却又要费了力气去找寻。
小说《隐语》沿用了古人猜谜的用词，作者用一个“射”字将谜面、谜底连在一起，比如“罗敷”射“夫秋”，“雀戏”射“载弄之瓦”，“棋声丁丁”射“子路有闻”。这个“射”字我以为用的很恰切，力量、方向和直达目的的决心，都照应着小说中简秋榕和阿嬷，父亲和简秋榕，阿嬷和姨婆彼此抵达的强愿，就像父亲把目光落到“裂素”这个词上，便是要越过它的意思，猜射它的底。一个词的底是什么，一个人和一段关系的底是什么？父亲用“陈玄”来答，他自己解释说：“白色裂开了，陈列出黑色。意思是，拔断白头发，现出的是黑头发。”这话的托出，便是薛超伟在写作上的“透明”，父母子女之间的本相，也许就是白头发黑头发，茬茬拔断又在原地现出，恨不能时光倒转，却终于无法回还的前后相继。但他愿意在小说层面实现亡人生人在时空上的共存，使回还成为可能。小说最后简秋榕意识到原来父亲就是小时候接住自己的那个祖先，这之间脉脉的情感是破土而来的，也应了父女此前对谜底要有出处，要有典故的讨论。父亲问：为什么要有出处？女儿是以作为归处的“目的地”来答他的。
对一个将出处写作归处的作者来说，谜和人都不是孤伶的。尽管薛超伟写作的人物带着些隔绝的气质，但他们并不算特殊，也没有迥异于世上另一些人。薛超伟不是一个遁世者，他对人世情理的熟稔和在意决定了“隐语”的目的不是隐，而是说出托底的话来。我们如今在文学作品尤其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中看多了孤零零的个人或者失去社会性需要，或者空有社会性需要而无从得到满足的故事，有时不禁怀疑写作者是否还有勇气去书写人活在世上，有父母子女，有爱人朋友，除了坏处、埋怨和伤害以外，还有怎样的增益。我们能在薛超伟的小说里收获感动，也许不是因为共感了孤独无力，而是因为我们和小说里的人物一样在复杂的关系网络和各样的落空和失望里仍有需求，并且这需求薛超伟总能在一定程度给到人物和我们以满足。这种满足不是虚浮的安慰，是在深知人间困厄的基础上收获的一点星光，这也是我常觉薛超伟心怀善意的缘由。
在小说《化鹤》中，演山身体不好，于佛堂养病，似乎是单活在自己静悄悄的好玩的世界，可这世界不枯不瘦，倒很丰盛。演山有对师父的情意，那情意就能落在师父对她的师父的情意上，最后结成一件佛器。他对父亲有爱，那爱混着父亲每一日的陪伴化到他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变作永远在现在这个点上等父亲来找自己的约定。他思念母亲又怕思念母亲，但心中至少还有对玄远某物的寄托来满足这思念，它们也许会不顾他的顾虑，“自作主张做那信使”，真的把思念传到母亲那头去。演山生命里这些不强烈但慢慢生长的需要，不强求却总能落到小小的圆满处，如同薛超伟在小说最后写的那样，“一池水会照见另一池水，一朵花会衬映另一朵花，他坐在这里，能听到远方的人，能听到很久以后的人”。《万物简史》里的阿青，本来想做个“独自人”，做百鸟不栖树，因生理的欲求做红楼里芸香的恩客，与芸香聊多了这欲求逐渐就演变为一起过生活的需要，两人一起帮衬着过活，阿青得以和芸香，芸香的女儿宁巧组成一个家庭。但家庭的组成就不能不联结着整个宁古村，人们对红楼里的人住到近处，并过上正经日子而愤怒，怨怼。随着芸香的失踪和被害，阿青又有了新的需求，那就是报仇和杀人。小说最后，薛超伟以时空并置的方式，把宁巧对阿青的寻找和阿青对凶犯的寻找写到了一处，如此阿青不知所踪的人生就没有落在空无处，而是落在了宁巧的眼泪中。在《上海病人》中有着社交恐惧症的陈秋，她的日常社交是在一个八百多人的群里试着参与聊天，并认识了阿鱼姐姐和在船厂工作的寂寞的王庆辉。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信任和怀疑，陈秋的心并不闭塞，她需要爱，陪伴，也需要赚钱。她在和人的互动中会表现得局促，偶尔也激进，但这一个反应牵连那一个反应，互动就环环扣起，被薛超伟有效捕捉。所以读者在这样一篇极有可能呈现呻吟的故事里，看见的却是“人会间歇性获得一些勇气，也间歇性获得一些爱意”。
但善意、勇气和爱意只是薛超伟小说的一面，若单只有这温存一面，薛超伟不足以实现对生活的扰动。他不是一个无邪或者说天真的写作者，在文本的根柢上薛超伟明辨得了善恶与是非，并无意间演绎了它们的并进。章太炎所讲“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我们不妨借用来试着理解薛超伟小说内部可能存有的某种隐秘的推动机制。在《水鬼》的创作谈里，薛超伟对自己从小生存环境里的“恶童”直言不讳：“小说里的万寿村是一个诡异阴郁又刻板的地方，里面的很多成年人每天都在克扣自己的生命，无所事事。本来这也是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作者也无权评判，可是它们无聊生活的本身，就是在伤害周围的人。这就是我说的‘被延迟’的童年心绪：不担负责任。万寿村的很多成年人，都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不仅长不大，还是恶童。里面的男人们，几乎让人看不到希望，而女人们都有美好温婉的一面，大概也是因为童年的生长环境赋予的。”薛超伟早已明确“看不到希望”的恶和“美好温婉”的善不仅同源，且有着纠缠和挫磨，所以他总不能在看到一面的时候不去看另一面，这使得他无法轻易在某一端上偏信。从《水鬼》中杨照与陈宁月，杨照的父亲和母亲，杨照的表姐与姐夫等多条人物关系来看，这种纠缠挫磨不仅随漫长的时间龃龉向前，更会互相转化，互相超赶。
小说《春天》讲述疫情初期外部压力对一个经商家庭的冲击，张候松与张志宇父子不得不一起面对家庭的经济崩溃和情感困局，在他们互动的内部充满小恶冒出一点，小善就增长一分，伤苦浮出，感乐亦到来的情形。比如张志宇在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和世界的运转时，会一边想“人生到了某个阶段，父亲就不再是父亲，而是一种功能性角色，是用以团结某种情绪的靶子，用以抗争的假想敌”，另一边又往前退，想起父亲半夜放的烟花让他很小就有了不怕黑的勇气。小说集所收的第一篇作品《同屋》更是在形式上制造多重反转，呈现几个年轻人心态的不断转化。他们会有相互依偎，回出租屋就像真的回家一样的幻觉，又会因生活的实感而立刻幻觉消退，退回到小说开头主人公林远于镜中的误看，再起肃杀的心情。所以他们会说“时间真是神奇。本来有点仇恨和屈辱的东西，现在只留下美”，也会说“时间洪流里什么都会反转，大到山河，小到感情”。
可以说薛超伟以清晰的笔触把握了人和人勾连时那种有善有恶，有是有非，当然还有其他杂质的翻来转去的恒常，他明辨出来，如今印在我们阅读的这些纸上，使很多心绪都有了运动时的轮廓。我记得曾和作者讨论过他的小说究竟重不重故事的问题，那时曾脱口说：语言里就有故事，不是故事里才有故事。写完这篇书评，多少明白了薛超伟小说给我这种印象的缘由。薛超伟偏好静物，他小说里的话，却没有一句是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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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语》 薛超伟 著
他们是长大后的内向小孩，痴迷幽微不可解的风物，奔赴非往不可的人生。
青年作家薛超伟用八年时光，自小镇、魔都、监狱、出租屋、寺庙和封锁期的家庭找到他们，如从海水中找到确定的水滴，缓慢凝结九篇小说。九种风格在此交织：鲜艳的情欲，正面挥霍又反手嘲谑；出尘的清白，人如静物悬停在空白的时间；磷火的微闪，曝光父子错会与性灵的和解；隐忍的想念，彼此交会的社恐青年碰擦出冷冽的光焰……
小说人物那么面熟，像你心疼的朋友或隐秘的自我；又那么疏离，浑身落满热闹或安静的谜语。他们羞赧、敏感、怀抱温柔，脚踩紧窄钢索，走向深远自由。
希望我们，一起凑热闹且彼此不打扰
关于社恐青年，他写透了。
一边害怕、一边向往生活
别怕，长大后的内向小孩
初审：周 贝
复审：王 薇
终审：王秋玲
原标题：《在深知人间困厄的基础上，收获一点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