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协情缘｜纪世瀛：北京市科协是中关村的播火者和保护神
从1963年到2023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已经走过60载春秋。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60年来，北京市科协充分发挥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团结引领首都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首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京市科协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精选了数篇由科协人自己书写的科协故事，其中既有亲身从事科协工作的难忘回忆，也有与著名科学家交往的感人故事。让我们透过这些真挚的文字，品味其背后蕴含着的炽烈浓厚的家国情怀，感受一代代科协人与党同心、与时代共舞的使命和担当。
北京市科协是中关村的播火者和保护神
撰文｜纪世瀛（北京市科协荣誉委员）
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历程，人们不禁要问：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是怎样诞生和发展的？是谁第一个支持、保护了它？一段历史告诉人们真相。
突破
1980年8月28日，在中关村88楼筒子楼的103室我的宿舍里，陈春先和我做了一次长谈。
陈春先介绍了他考察美国硅谷的情况。他讲到在美国考察旧金山附近的硅谷、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所形成的两个“技术扩散区”，讲到中关村知识高度密集，有条件建成中国的硅谷。
我与他一拍即合，我激动地说：“我早就感到中关村地区的强烈反差了，大墙内外两重天，墙内是中国科学院，集中了那么多人才，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墙外是东升公社，不敢说刀耕火种，也还是一点科技的味道都没有的笨工业。你说怎么干，我还是听你室主任的。”
“室主任没用，咱得找个新形式，在科学院老框框里干，门缝儿也没有……”
“完全正确。”
陈教授和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个工程师，两颗心相碰了，发出了无声的巨响。一个了不起的事业就从88楼103室开始孕育。
创建新的模式——
科协是最好的平台
谈话中，科协和学会的凝聚性和包容性给我们以启示。当时我们搞的GHB-I核聚变试验装置，需要一个巨大的陶瓷真空环形放电室。我负责主体工程结构设计，最大的难题是把分为五大块的陶瓷环粘接起来，这样工艺中的技术还是空白。最后是上海市粘接学会把分散在各单位的粘接工艺、原材料、机理研究、真空材料各方面的专家组织起来承接这项任务，只花了一万元就解决了问题。
我一下子找到了“门缝儿”。“对！学会，我们都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学会很超脱，既不归科学院管，又包容那么多专家！”
“你不是学会副理事长吗！争取科协的支持！”
“听说北京市科协的赵绮秋很支持咨询工作，咱们请赵绮秋帮助在学会系统打开一个口子！”
“好，太好了！”
陈教授和我的心中树起了一个信念：要创出一条新路，在中关村建起中国的硅谷，形成一个新技术扩散区。
开始我们预计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上，当我与崔文栋、宛振斌、蒋涛等科技人员将设想一谈，立即得到热烈响应；向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汇报后，先后得到她和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党组副书记孙洪的支持，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这样诞生了。
科协支持——
第一把创业之火在仓库的角落点燃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崔文栋、纪世瀛与一室的宛振斌、蒋涛、连仲祥、张敏生等工程师和几名刚来的大学生加班打扫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库房，把破烂堆到库房的东半部，在西半部腾出了大约五平方米的一块空地。东、西部之间挂了一块蓝色的塑料布，放上一张旧三屉桌，收集了几个小凳子，这就是10月23日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大会”的会议室，也是北京第一个科技开发机构的办公室。
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就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仓库角落里诞生了！
在窄小的会议室里我介绍到会的同志，宣布今天到会者就是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主要骨干。
人还没介绍完，大家就用掌声迎接了一位“客人”，她就是赵绮秋。这位北京市科协咨询部的副部长是参加成立会的最高领导，她的到来给这个会增加了一点点官方的色彩。
崔文栋、曹永仙两个副组长简要讲话后，我提出管理方面的一些想法征求大家的意见；诙谐风趣的崔文栋讲他实干的宗旨；耿直开朗的曹永仙说他要马上开展什么项目……
赵绮秋代表北京市科协坚决支持大家大胆地探索和试验，转达了田夫、孙洪同志对服务部设想的支持。老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干、一块儿探索、一块儿试验。”她习惯性地一挥手：“出了什么问题我跟你们一起承担责任。要想改革就别前怕狼后怕虎！”这句极普通的话却成了我们的上方宝剑！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第一个科技开发机构就诞生在科学城里一个小小仓库的角落。
科协领导
鼎力保护
1982年1月，在北京市科协全体委员会上，当时的中科院物理所领导对服务部的工作提出了尖锐指责：“学会服务部搞咨询工作发津贴，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在科学院还接任务，搞乱了科研秩序。”他的发言引起了一片议论，一些尚未了解情况的人也提出了不少疑问，“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的罪责非同小可，委员们希望有关领导把问题调查清楚。
2月6日，正月十三。北京市科协的孙洪和赵绮秋到物理所找所长交换意见。本来老赵不让孙洪去，孙洪已五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天寒地冻，行动不太方便。但是，怎么也劝不住，她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心里踏实不下来。”
孙洪和田夫都是陈春先最早的支持者，这也坚定了老赵要把这事协调成的信心。
所领导对孙洪和老赵重复了以前发言的内容，集中一点就是“钱”。赵绮秋耐着性子听完了所长的话，极力压住自己的火，耐心地向他做了解释：
“咨询和扩散工作是个新生事物，具体做法都在摸索中逐步完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是科协系统的机构，不属物理所领导，它接受学会的监督。学会刚开完常务理事会，服务部的财务是完全公开的，服务部的同志用他们全部的业余时间开展工作，只发给每人每月不超过30元象征性的津贴，陈春先等几个主要领导没拿一分钱。至于搞课题的人没钱就不愿搞科研了，应当用另外的方法解决，吃大锅饭，完全平均主义也不是个办法，请您理解。”
孙洪副主席也表态说，对于陈春先、纪世瀛的做法，我们是支持的，具体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帮助。学会的工作还要请所里多支持，我们也要求学会向所里多通报情况。
老赵讲了几句肯定的话，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不去和研究所争任务；如用单位的成果、器材、场所，要征得单位同意，并要给补偿费；外事活动要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审批。
物理所领导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向中科院领导作了措词强烈的汇报。气氛仍然很紧张。
2月26日，赵绮秋和陈庆国出席了在服务部的蓝色木板房里召开的等离子体学会的常务理事会。老赵介绍情况之后，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谈镐生讲，“现在是人员单位所有制，是积压人才，是巨大的浪费。咨询工作辛辛苦苦，是有创造性的劳动。”力学所科学家潘良儒说，“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敢于动脑筋，敢想敢干，北京市科协是支持的，领导也要敢于支持，我国的好多事情才大有希望……”与会的同志都很受鼓舞。
会上，赵绮秋提议，为了用事实回答对服务部财务的怀疑，可以根据国务院财务大检查的要求，由北京市科协组织有关人员检查服务部的财务，此提议一致通过。
３月初，赵绮秋、陈庆国和科协的一位会计师到蓝色板房里，仔细地查阅了服务部的账目，结果只有给科技人员个人的津贴是用工资形式支付的（这就是所谓的白条），而且上面有三个领导的同时签字，其他没有任何问题。随后把这些情况及时地通报给了物理所。
科协始终是改革者的坚强后盾
然而，1982年4月初，老赵突然听说科学院要立案审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她要赶到科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去汇报陈春先、纪世瀛创办服务部的来龙去脉，用摆事实讲道理，争取更多的人支持。
中科院纪委要查服务部的账。而我坚决不让查，理由很简单：服务部是北京市科协的下属单位，科协怎么查都可以，而且科协已经在三月份组织了查账，从头查到尾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服务部不属中科院，为什么他们要查服务部的账？我火冒三丈，冲着陈春先连连发问。
老陈也没有特别好的理由，“账，北京市科协都已经查过了，没什么问题，让他们查查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决定再一次向市科协领导当面汇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几乎是“冲”进市科协的，见了孙洪副主席就是一通的牢骚。孙副主席始终面带微笑，以欣赏的眼光审视着这个耿直热情、执着的年轻人，不断地安慰着气冲冲的我，最后把我带到田夫的办公室。在我又一次激动的陈述之后，两位领导都非常热情地做了表态：“北京市科协坚定地支持你们，请你们相信，我们始终会站在你们这一边！”“你们的账我们查过了，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点我们心里有数，过去我们不让他们查账，是为了保护你们，今天又同意他们查账，也是从另一方面保护你们、支持你们。查了账没有问题就再无话好讲了，至于造谣的问题，最后也不是他们一家说了算！放心！我们保护支持你们到底！”我虽然还不满意，但面对两位资深的领导只好不再说话了。
我坚定地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倒自己，谁也打不垮我们，方法只有两条，一是坚定自己，二是再次争取领导的支持，我们一定会有希望。”
常言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他们又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准备再一次用自己的血汗创造新的春天。
保护神的呼唤
1983年1月25日清晨，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使我们夫妇吓了一跳。
那些天，服务部的问题总是困扰在我心头，让我经常失眠。现在国家还如此落后，把科学技术扩散出去能够变成巨大的财富，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动点真格的，搞点科技开发工作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搞改革的历来没有好下场”的警告在耳边回响，而内心深处的我死活不服气，干又干不下去，就此罢手又不甘心，这样激烈的内心争斗苦苦地困扰着我和我的妻子，这比日夜不停地加班加点要痛苦得多。昨夜，我四五点钟才朦胧入睡。妻子担心我的心脏病会发作而无人知晓，辗转反侧也很晚才入睡。邻居小王又喊又叫又敲门的时候，我们夫妇还在梦里。妻子听到敲门声不由心里一紧。天晓得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慌张中根本听不出外面在喊什么。我急忙起床揉揉那已经充满血丝的眼睛，慢慢才听清小王在喊：“快打开收音机，听听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喊声里带着高度的兴奋，我不由得心里一震，打开门冲到楼道里。没等我发问，小王就兴奋地冲着我大声地喊：“这下子你们可以翻身了，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说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肯定你们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在做梦呀！我一句话没说，脸没洗，饭没吃，就想着去找陈春先和老崔。
几个月了，几乎一点好风声都没有。中央台怎么会突然广播这条消息？难道是中央领导讲话了，不然中央台怎么会广播这条消息呢！最近老陈、我、老崔和患了甲状腺亢进的赵绮秋，商量过多少次，找过不少的领导汇报，北京市科协田夫、孙洪两位领导，不但支持而且千方百计地鼓励我们。赵绮秋还向市委组织部作了详细汇报，请求市委支持科技体制改革，市委组织部也表示了支持。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突然想到，老赵曾通过新华社对服务部搞技术扩散向中央写过“内参”，记者潘善堂还访问过我，了解服务部的情况。中央台广播这条消息，肯定有点来头。
老陈、老崔住得很近，一个在804楼，一个在814楼，还没等我走到老陈家，老陈、老崔已经兴冲冲地迎面走来。三个人的手不约而同地紧紧地握在一起，又是一句亲切而熟悉的话：
“走，到办公室一块去碰一碰。”
到了物理所，上下舆论大哗，形势急转直上。服务部的骨干们奔走相告，反对的人一下子不知怎么回事，不肯说一句话，各所的服务部骨干、专家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找我们询问。
同月29日，《经济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报道，提到：为尽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而且加了有力的短评：“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要鼓励和支持包括陈春先同志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四化建设出大力。要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创造各种条件，决不能把他们的正当活动视为不务正业，加以限制和阻挠。”
方毅同志元月8日的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在物理所已广为流传。可是，争论还在进行，加之《经济日报》连续的报道，把矛盾公开化了。31日，《经济日报》再次报道：“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问题。”陈春先、崔文栋和我成了风云人物，有人来祝贺，有人来辩论，我们被弄得晕头转向，常常躲到别人家里去安静地讨论一下未来。
乘胜前进
星火燎原
一系列好消息陆续传来，我们就好像久旱逢春雨，心里点起了新的希望之火，大家千言万语一句话，决不能辜负中央的支持，我们要重新干起来。
陈春先睡不着觉了，我和崔文栋再次激动起来了，动过手术尚未痊愈的赵绮秋也坐不住了。下一步怎么办？
海淀区工业公司二楼会议室里，聚集了一批热心改革的“科学家”“企业家”，老赵、海淀区科委领导和我们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角色。围绕着如何落实中央的批示，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达成了共识，推动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来改名为“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1983年4月15日，花园路6号乙门热闹非凡。就在这样一个平凡的春日里，一个平凡的街道工厂里，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成立了。北京的民办科技企业、电子一条街、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就从这里开始了它新的历程。
很快，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会见了我和陈春先，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落实中央批示。按照裴老的指示，由我起草了一份报告。1984年5月9日，裴老批示：此件请宝恒、渤民同志研究，田夫同志了解情况，对自负盈亏的民间实体，我看，我们可以大力支持。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田夫同志当即作了批示：我同意裴老的批示，现在是如何正式承认这个机构，给它一个正式批件，帮助解决问题，使其健康发展。后来，裴老、田老还亲自担任我们的顾问。
科协始终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和保护神。
1984年，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裂变了，一批追求实业的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一个个民办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科学上的核裂变反应给人们一种形象的启示。我们创办“华夏”的行动就像几个中子轰击在一个铀核上，随着裂变产生巨大能量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中子群，陈庆振、万润南、王洪德、倪振伟……一个裂变连锁反应形成更大的中子流。科技界的裂变连锁反应就从这里开始。
回顾那波澜壮阔的岁月，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改革之初是谁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支持了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是中关村的播火者和保护神！
来源：北京市科协宣传文化部
摘编自《科协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