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为什么难以改变？看完这些你就明白了
一个西方人这样描述他在印度目睹的一件事：“一个过路人生病了，躺在村道上已整整十来天了。由于村里的人不知他的种姓身份，怕污渎了自己，因此，没有任何人去关心他。他就这样在全村人的眼皮底下死去，先是小孩用石块扔他，后来又任由豹狼啃他。”
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按照自己的出身分别属于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并且终身固定不变，在职业、婚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其严格制约。
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古代历史中也曾有过种姓制度，但在印度，种姓制度最为森严，存在时间最久，一直延续到今天。
1947年印度独立后，从宪法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然而在实际社会运作与生活上，种姓制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种姓制度可谓印度社会最鲜明的特征。
为什么种姓制度在印度难以改变？王红生教授在《印度会崛起吗？》一书中，多方位地剖析了印度种姓制度存在的深层原因。
著名印度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红生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3月5日5时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图为2019年12月4日王红生教授做客人大史学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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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永久束缚在枷锁之中的贱民
印度社会有四大种姓，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是祭司，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商人和农民，首陀罗则是供人役使的奴隶。
印度四大种姓：持乐器的婆罗门、持武器的刹帝利、持秤的吠舍、持瓶子的首陀罗。
贱民被排除在印度四大种姓之外，他们没有种姓身份，实际上是第五种姓，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倍受印度种姓的压迫和凌辱。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
面对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各地的贱民为自己的生存展开了斗争。1950年代初，贱民们在当时通过的宪法中有关维护贱民权益的条文推动下，开展了拒绝搬运尸体、抬轿子的运动。
贱民采用的比较普遍、历史较久的斗争方式是脱离原来信奉的印度教而改信其他宗教。他们认为使他们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是印度教，只要摆脱不平等的印度教，皈依其他主张平等的宗教，他们就能摆脱压迫。
然而，宗教皈依并不能给贱民带来自身的解放，皈依其他宗教的贱民状况依然如故：经济上仍然一贫如洗；政治上，不仅印度教徒仍把他们当作贱民，即使他们所皈依的宗教的其他教徒也仍把他们当作不可接触者。种姓制度的毒素已渗透到印度的各种宗教之中。
印度一个“达利特”家庭（图源《中国青年报》）
尽管改信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也激起印度种姓制度维护者的仇视，他们对改信宗教的贱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1981年2月19日泰米尔纳杜邦米纳克西普拉姆村的1000多名贱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以此为起点，在以后几个月中，在泰米尔纳杜邦的其他许多地区掀起了贱民改信宗教的浪潮。
种姓制度维护者在国民志愿团的组织下，对米纳克西普拉姆村及其附近的贱民进行了劫掠和残杀，导致5个贱民丧生。
孟买的印度教教派组织散发了名为《改变信仰——一个民族的危机》的小册子，组织印度教徒上街游行，叫喊“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的口号，洗劫穆斯林商店，杀害穆斯林。
印度种姓阻挠贱民改信伊斯兰教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加强印度教徒的团结，解救所谓的民族危机，印度《政治经济周刊》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婆罗门并不想把贱民同高级种姓结为一体，印度民族团结的谎言丝毫也打动不了贱民们的心，国民志愿团以穆斯林入侵的危险作为借口镇压贱民，只是妄图使贱民永久束缚在种姓制度的枷锁之中，反而加深了印度教徒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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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种姓制度维护者的行政当局
印度历届政府都自我标榜为贱民利益的保护者，而且，也确实通过了不少维护贱民权益的法律和法案。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捞取选票、骗取贱民信任的手段。
事实上，在印度种姓与贱民的冲突中，印度的行政当局往往站在种姓制度维护者一边。在米纳克西普拉姆村贱民皈依伊斯兰教事件发生后，英·甘地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鼓动人们去反对皈依的贱民，制造出一些事件，好让政府有借口参与镇压。
在1979年比哈尔邦贝尔奇村发生11名贱民被屠杀事件后，当时的人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查兰·辛格在国会中极力将之说成是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引起的械斗，以此掩盖这一事件的种姓压迫的实质。
各地邦政府也效法中央政府这种做法，如1982年1月24日在中央邦发生14名贱民被杀害事件，邦政府极力证明被杀者都是臭名昭彰的恶棍，以此为杀人者洗刷罪名。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种姓制度维护者迫害贱民时，他们得到了军队和警察的支持。
印度警方殴打一个“达利特人”
印度的军队和警察与别的国家的军队和警察不同，他们具有明显的种姓因素，特别是在军官阶层，据统计，在独立后的15年中，有8000人进入国防部，其中只有9人是贱民，印度国防部承认“印度的军队是以种姓为基础建立的”。
印度的警察也主要是由印度种姓组成的。军队和警察的种姓成分决定了他们在印度种姓和贱民冲突中的态度。
在许多地方，当国民志愿团血洗贱民村时，警察往往视若无睹、听之任之；而当贱民奋起反抗时，警察则全副武装出动镇压，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贱民群众。警察的这种做法，不仅不会被政府惩罚，反而会受到奖赏。
1982年4月3日，比哈尔邦马杜巴里县巴鲁艾哈村的贱民与婆罗门地主发生冲突，马杜巴里县警察出动并开枪打死了6个贱民。为此，马杜巴里县的官员们受到了比哈尔邦政府的奖赏。
不仅如此，杀害贱民事件不会引起其他种姓的劳动者的普遍愤慨，甚至一个邦、一个地区迫害贱民的事件也不会引起其他邦、其他地区的贱民的强烈抗议。
泰米尔纳杜邦的人可能对斯里兰卡的动乱予以关注，但对阿萨姆邦的流血冲突则看作如同发生在异国的事件。劳动人民之间缺乏团结往往为高种姓所利用，造成许多教派冲突、种姓冲突、民族冲突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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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种姓制度隔离的语言
建立一个不分种族、语言、教派的统一的印度民族是一百多年来印度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理想，但是，种姓制度造成的严酷现实把他们的理想化为泡影。
在印度，语言是划分民族的重要标志，印度以语种众多、方言多如牛毛闻名于世。这种状况的形成同种姓制度有关。
一方面，种姓制度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排斥和隔离，人们社会交往范围极其狭小，扩大了各种语言的差异，即使是相毗邻的地区，同一语种，但由于不相往来，随着世代推移，人们在发音语调、词汇选择上也会出现很大差异。
另一方面，种姓制度往往人为导致语言上的差异。例如，“在泰米尔纳杜邦，婆罗门地主为了突出自己的种姓地位，尽量在自己的谈话中使用很多从梵文中来的含有夸大和虚饰成分的词汇，非婆罗门则使用标准的泰米尔语，不可接触者，他们大部分是农业雇工，他们的语言被认为是粗俗不堪的。”
在劝说印度人民放弃种姓制度的印度圣雄——甘地
一个统一的民族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语言，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必须有一种全印度通用的语言。
独立之初，印度政府就试图将印地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同时，考虑到当时英语比较通用，因此，在1950年颁布的宪法中，将英语和印地语一道作为印度官方语言，并以15年为限，15年后，将印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1965年，15年期满之时，印度政府宣布将印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这一决定在印度许多地区引起反对的浪潮，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迫使印度政府同意继续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今天，英语仍是印度最通行的语言，这是对印度独立的绝妙讽刺，也是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婆罗多民族的鼓吹者的一大打击。
原标题：《印度种姓制度为什么难以改变？看完这些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