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彭国翔：纪念蒙培元先生
蒙培元先生，2023年7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
蒙培元，1938年2月9日生，甘肃庄浪人，196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等。
作者 | 彭国翔 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作者授权发布
7月13日中午，接到学生发来的信息，告知蒙培元先生昨晚去世了。这些年来，老辈相继凋零，接到这一消息，我并没有觉得十分意外。但蒙先生是1938年生人，而治中国人文学的前辈很多都寿至乃至寿过90岁。照此先例和经验来看的话，蒙先生86岁过世，我实在觉得还是早了一些。不过，我之所以要写这篇纪念文章，不仅是惋惜蒙先生作为一位中国哲学的前辈未至耆寿而逝，更是由于我个人和他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鼓励和提携。
收到学生的消息时，我正在旅途之中，无法立刻动笔。不过，这恰可以让我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回忆我和蒙先生的交往。接下来的几天虽然仍在旅途，且不免劳累，但和蒙先生之间的往事，则不时涌上脑海。
第一次和蒙先生见面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至少从2000年开始，蒙先生和我就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那年春天，我获得“中华发展基金会”的奖助，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而蒙先生同样在“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下到“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事先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才遇到。
同在异乡为异客，蒙先生又是中国哲学尤其宋明理学领域的前辈，对于正在撰写阳明学博士论文的我来说，自然是难得的请益之机。我在几次一道活动的场合，都曾有向蒙先生问学的机会。那时年轻气盛，还曾对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中的心性本体能否以“实体”名之，和蒙先生进行过讨论，对蒙先生的理解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当时客居台湾的还有金春峰先生，他和蒙先生两位都出身于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又都是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少不了彼此的晤谈。还记得在中国文哲研究所后面访问学人宿舍蒙先生的住处，就至少有一次是金先生来访，而我恰好也在。虽然我也不时插话，但主要是聆听了两位的交谈。具体内容已不复记忆，但宋明理学应该是最主要的内容。
蒙先生原本只有两个月的访期，后来延至了和我一样的四个月的访期。这样我们彼此交流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台湾学界的朋友非常热情好客，经常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和游玩。比如现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史甄陶博士，因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便到北京访学，拜访过蒙先生，也在那时和我认识，便多次邀蒙先生和我外出聚餐和游览。还有一次，是当时尚在华梵大学任教的杜保瑞教授，邀请蒙先生和我到阳明山泡温泉。因年代久远，具体情境以及谈话内容，大部分都已经模糊了，但蒙先生温泉出浴之后，清瘦的面庞泛着红光，说话慢条斯理而不失抑扬顿挫的样子，此时此刻却浮现眼前。
由于台北结缘，返回北京之后，我曾去蒙先生府上拜访过几次，那时蒙先生还住在望京社科院分配的房子。我去的次数不多，每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也都不记得了，但所谈都是学问之事，这一点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历来不喜无谓的社交，拜访真正学有建树的前辈，自然都是谈论学术。而在我的印象中，蒙先生也极少和我谈学术思想之外的话题。我想，这应该是他将心思大都放在学术研究上的表现。
人的时间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一分一秒都不比别人多，用之于此，便不及于彼。对于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代学人来说，能像蒙先生那样从八十年代初即不断耕耘，写出了《理学的演变》（1984）、《理学范畴系统》（1989）、《中国心性论》（1990）、《中国哲学主体思维》（1993）、《心灵境界与超越》（1998）、《情感与理性》（2002）、《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2004）等一系列著作，在海内外专业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非心思凝聚、用志不分，是难以做到的。也正是如此，蒙先生便不同于那些将心思过多用于社会活动之人，纯粹以其自身的学术成就而非其它赢得学界人士由衷的敬佩。我对蒙先生作为学界前辈的尊敬，也正因此而来。
2001年我博士论文答辩时，蒙先生应邀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则有楼宇烈、张立文、许抗生、姜广辉、李中华和胡军几位先生。就此而言，如果借用中国古代科举传统的讲法，蒙先生可以说是我的“座师”了。根据当时北大博士学位答辩的规则，导师只能在开始时介绍答辩学生的情况，中间不能发言，最后也无投票权，所以陈来先生不在答辩委员之中。北大哲学系的张学智先生也是宋明理学的专家，只是当时他正在日本访学，不然也应当是答辩委员之一。答辩时各位先生提的问题，我如今不能一一记得。所幸当时负责记录的许美平博士保存了当时的答辩记录，对我来说是一份珍贵的材料。
根据这份记录，蒙先生向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你论文中存有论和境界论的区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那么，存有论和境界论究竟是什么关系，还请你作进一步的说明。”二是“知识之辨是龙溪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龙溪的思想中，是如何论述‘转识成智’问题的。”
我最后的回答不是针对每位委员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而是根据他们所提问题本身涉及的问题综合回答。由于存有论和境界论的区分在我看来是儒释之辨的关键，而在蒙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最后提问之前，儒释之辨的问题已经由张立文和李中华两位先生提出，所以，我的回答是从如何在根本上理解儒释之辨开始，但归结还是解释什么是存有论、什么是境界论。根据美平博士的记录，对于蒙先生的两个问题，我以三点做了回复。文长不具引，我想蒙先生对于我的回答应该是满意的。
蒙培元先生著述《心灵超越与境界》
博士毕业之后，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和蒙先生成了中国哲学研究室的同事，自然和他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进入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不久，时任《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的陈静女士便邀请我加入《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的工作，后来又成为副主编之一。我想，这即便不是蒙先生的授意，至少也是他同意的，因为那时蒙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双主编之一。虽然这份刊物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刊，但编辑部是放在社科院的。因此，作为身在社科院的主编，蒙先生自然富有更多的责任。
当时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规矩，是每周二大家只到所一次。午饭聚餐之后，便可以打道回府。至于周二之外，平时都可以在家或自由活动。对于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真是提供了最为难得的时间自由。我因住得较远，单程到所，便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因此，我跟蒙先生和其他同人见面，基本上都是在周二的午饭时间。
2003年夏天的一个周二，蒙先生在研究室专门找我谈话，陈静女士也在场。当时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他说：“小陈正在准备评正高职称（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的事有些顾不过来，希望你能接任常务副主编一职。”我因9月赴夏威夷大学客座一年之事已定，且行期在即，便一口回绝。蒙先生知道我性格直率，不以为忤，紧接着说，“你可以先把名义挂上，等回来之后再正式接手。”陈静女士在旁也随之附和。如此一来，我知道此事应是蒙先生和陈静女士早已商量好的。由于我当时并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离开社科院，便答应了下来。所以，《中国哲学史》2003-2004年的几期刊物上面，副主编一职上还一度有我的名字。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蒙先生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提携。
我在2004年夏威夷大学客座期间，同时收到北大哲学系和清华哲学系的邀请。由于社科院没有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而当时我的儿子正面临上学的问题，于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我2004年底回国，2005年1月便转赴清华任教了。如此一来，鉴于《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惯例由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担任，我便没有能够按照蒙先生所愿，回来正式接手常务副主编的工作了。后来每次念及此，不免都会觉得有负蒙先生当初的雅意。也正因此，我格外感念蒙先生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提携。
离开社科院之后，蒙先生和我还有过几次见面。记得有一次是在北大开会时，他亲手送了我一本他刚出版不久的著作。送我时上面已有他的亲笔题字，可见是事先准备好的。还记得当时他说：“我现在的书很少送人了。”我知道，这是蒙先生在向我表示他对我的亲近和看重。其实，蒙先生之前也有好几次亲手送过我他的大著。也正是因此，如上所述，我也才对他心无旁骛、笔耕不辍有着亲证而生的强烈印象和敬意。
离开社科院之后，我也曾有几次专门去看望过蒙先生，那时他已经搬到了较为宽敞的回龙观新居。每次见面，蒙先生兴致都很好。记得蒙先生的夫人郭老师说过，那是他们的女儿为他们购置的。不过，从那以后，我和蒙先生见面的机会就不如从前了。尤其是我2014年移居杭州之后，就没有再见过蒙先生了。
蒙先生2008年七十寿庆和2018年八十寿庆，相关的活动我都是事后才知晓的，主事者事先并未和我联系。不然的话，我是乐意献文为贺的。2007-2008学年我在哈佛访问，但2008年8月我回国听说寿庆事后，即向蒙先生去电致意。记得电话中我自嘲鲜至沪上时，他还调侃了我一下。其幽默的声调，如今依稀耳边。八十寿庆之事我听说之后，因手机更换，找不到蒙先生家的电话，便专门向陈来先生要蒙先生的电话。记得陈来先生当时告我蒙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听闻之下十分惊诧，仍然打了电话过去。果然，接电话的郭老师证实了陈先生的话。怅然之余，我和郭老师通了较长的电话，心中惟愿蒙先生能够早日复原，也盼望能再有和他聚首畅谈的日子。
这些年以来，天下多故，每个家庭几乎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年虽渐趋平稳，但一时也很难让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蒙先生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虽然难免让家人、朋友以及像我这样敬重其人其学的学林后辈思念不已，但对他自己来说，也许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安详和乐。
蒙培元先生著述《情感与理性》
蒙先生的学术思想，学界自有公论，无需我置喙。这里我只想表达两点相关的感受。首先，至少在我和蒙先生交往的经验范围之内，我觉得蒙先生总是专注于学术思想的探索，并未有开宗立派的意思。而任何一个学派的形成，也都是积累和传承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所谓“水到渠成”。例如，“现代新儒学”之名，是几代学人承前启后、代代都有真正学术思想上的原创性建树之后，由学界公论而有，非自我标榜而立。事实上，蒙先生在1998年9月《大学生》发表的“学术创新、学术批评与学者良知”（原题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蒙培元教授谈学术创新、学术批评与学者良知”）这篇极有见地的文章中，便不仅为我们指点了治学的法门，更明确指出了“学派”的不易与“宗派”的危害。他一阵见血地说道：“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学派很不容易，形成宗派却很容易。……由于种种原因，正常的学派很难形成。与此相反，学界的宗派却很不少。有些人打着学术同仁的旗号，在某一个学术机构、组织、刊物、杂志的名义下形成小圈圈，轮流出台，靠互相吹捧扩大影响，一些书评无视客观标准，其内容毫无价值。这种小团体似乎很像学派，但与正常的学术学派本质截然不同。学术研究是件严肃的事，正直的学者并不惧怕孤立，同样，正直的学者也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宗派倾向扼杀学者，扼杀学术。”
至于蒙先生对情感的强调、对生态问题的重视，都是自觉立足中国哲学前贤既有观念、充分吸收西方思想和关怀的表现和结果。比如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学人中像牟宗三、李泽厚等先生，都曾明确指出过情感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重要和特点。至于生态问题，显然当代西方学者更早加以关注并做出了很多理论上的探索。蒙先生对情感、生态问题的阐发，是其善于继承发展、融会贯通以及视野开阔、不断吸收新知的反映。如果把“情感哲学”、“生态哲学”当作蒙先生的标签，非但大大化约了其学术研究的丰富内容，更忽略了其基于细致文献解读而进行思想阐释、不凭空造论立说的治学特色。而细阅蒙先生的每一部学术著作，恐怕都能够让人深切感受到这一特色。
我和蒙先生相识逾二十余年，又曾有过共事的经历。并且，对我而言，蒙先生不仅是中国哲学的前辈，更对我个人有过信任、鼓励和提携。在其辞世之际，就让我回忆与他的若干交往，并略述感怀，作为我个人对他的纪念。
2023年7月20日
原标题：《逝者|彭国翔：纪念蒙培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