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与正发党的崛起：土耳其的城镇化历程与政治变迁

最近几年，中国悄然兴起了一股“土耳其热”。一方面，土耳其逐渐成为中国游客海外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去卡帕多奇亚乘坐热气球，去代尼兹利一睹棉花堡芳容，去伊斯坦布尔领略蓝色清真寺（本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独特魅力，已经成为不少旅行社炙手可热的套餐。另一方面，土耳其相关的话题也成为中国不少媒体和网络的热点问题。比如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斗机、俄罗斯大使在土耳其遇刺，以及最近的土耳其里拉暴跌……

与之同时，自2002年执政至今的土耳其领袖埃尔多安也无疑吸引了极大的关注。如果从自2002年担任土耳其总理开始计算，埃尔多安及其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实际控制土耳其政局长达16年之久。如果不出意外，这种局面至少将延续至2025年，彼时，埃尔多安无疑将成为自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以来连选连胜执政最久的领袖。埃尔多安及其所代表的正义与发展党的不断成功已然成为土耳其近现代以来现象级的政治事件。

这种反复胜利无疑表明，埃尔多安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拥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对此，已有不少人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本文将主要选取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一特殊视角进行分析。

一、土耳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城镇化

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在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加速，从1983年的48.1%飙升至2002年的65.95%。截至2015年，该国的城镇化率又增长到了73.4%。如下图所示，80年代开始，该国的城镇化率的折线的斜率明显增大。此外，据统计，整个欧洲大陆增长最快的10个城市中，土耳其一国便占了6个（分别是伊斯坦布尔、科尼亚、布尔萨、迪亚巴克尔、安塔利亚和加济安泰普）。

土耳其全国81个省份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该国大量的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民众纷纷迁往西部省份。在1965年时，东中西三部分的人口数量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3%左右。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部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徙至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由1965年的34%增长至2012年的49%。同时，中部地区的这一比例锐减至23%。东部地区则小幅减少至28%。

一方面，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人口的大规模西迁导致迁出省份人口的流失。另一方面，西迁的人口和西部省份内部的人口增长的综合作用则使得西部省份的人口增长明显加快。作为土耳其全国的政治中心，安卡拉集合全国众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因此，地处土耳其中部的安卡拉也成为了土耳其民众国内迁移的主要目的省份之一。数据显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省份常年位居净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

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多，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以全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为例，1980年时（厄扎尔政府改革前夕）该市人口约390万。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伊斯坦布尔人口猛增数倍至1000万。截止2014年，该省的总人口已高达1437万人。分时段来看，该市1970年至1980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长仅约为90万。而在1980至1985年的短短五年间，其人口就增加了85万。尤其在1995年至2000年的五年间，其人口更是空前地增加了270万。

此外，随着伊斯坦布尔人口总量的增长，其人口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不短攀升。如上图所示，1980年时，伊斯坦布尔人口仅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10.6%。而到了2014年时，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18.5%。换言之，土耳其全国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中在伊斯坦布尔。

二、城镇化与城市社会矛盾的激化

大量人口迁入的直接后果就是迁入城市（省份）人口的暴增。但与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土耳其的工业化步伐远慢于其城镇化的进程。原本的城镇居民的内生性增长再加上涌入的外来移民，导致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和就业机会等严重缺乏。此外，土耳其城市外来移民的绝对主力又是就业能力不足的东中部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就业机会的缺乏和外来移民本身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外来移民（尤其是农村移民）往往难以获得稳定的、充足的经济来源。进一步地，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这些外来移民就无法购置房产。而为了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大量外来移民便开始在郊区私自搭建临时住所，临时住所的聚集最终演变成棚户区。

“棚户区”的土耳其语为“Gecekondu”。在土耳其语中“gece”表示“一晚，晚上”；而“kondu”是动词“Konmak”的过去时形式，“konmak”表示“栖息、驻扎、突然拥有”等。“Gecekondu”顾名思义就是“一夜之间搭建起来的临时住所”，也即是“棚户区”（Shantytown）或者“违章建筑”（Squatter Settlements）。据统计，土耳其全国的棚户区居民的85%是来自农村的直接移民。

1983年开始，祖国党（土耳其语：Anavatan Partisi, ANAP）党首厄扎尔开始主政土耳其，并逐步推行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厄扎尔改革使得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在1980年代后空前加快，大量农民移居城市边缘郊区并形成严重的棚户区问题。如下表所示，1960年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市的棚户区居民比例分别为45%、60%和34%。而到了1995年后，除安卡拉的这一比例没有变化外，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两市的这一比例升至50%。

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棚户区违建、违规租赁和其他违法违规现象都有增无减。据统计，截至2000年时，土耳其约有1000万栋（约占全国总建成房屋的62%）房屋均属违章建筑。而到了2003年时，土耳其全国仍然约有200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2011年时，该国著名新闻媒体《晨报》（Sabah）在报道中称，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达纳等主要城市的棚户区比例仍然分别高达70%、60-65%、50%左右。2016年时，来自伊兹密尔的正发党议员内吉普·卡尔坎（Necip Kalkan）在其演讲中也仍然称伊兹密尔约有60%的住房为贫民窟。

另外，城镇化导致了土耳其城市青年失业人口的增加。据统计，土耳其自1988年以来的全国总人口平均失业率仅为8.67%左右，但15至24岁之间的青年人口的平均失业率却高达18.06%，为全国总人口平均失业率的2倍以上。城市和农村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23%和12%，城市的青年人口平均失业率则几乎为农村年均的两倍。加之由于城镇化进程，土耳其城镇人口绝对数量本身远大于农村人口，这就意味着城市失业青年人口的绝对数量远高于农村。

土耳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1988年到2013年期间，该国15-24岁这一年龄段的失业人口整体波动并不大。不过，同期的城市失业人口却有稳步增加的趋势。2013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这三个主要城市（省份）的失业率分别为：10.2%、11.2%和15.4%。据统计，该年度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省的人口分别约为1416万人、504.5万人和406.1万人。若分别以各自的失业率计算，三省的实际失业人口分别高达144.4万人、56.5万人和62.5万人。换言之，仅仅土耳其三大主要城市（省份）的总失业人口便超过250万人。

不仅如此，城镇化也逐渐改变了城市的家庭规模。据统计，土耳其2012年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7人。就具体数据来看，西部发达省份和安卡拉省的平均家庭规模要远小于中部和东部省份。而全国人口最多和流动人口最多的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的平均家庭规模则分别为3.2人和3.6人，虽然明显低于东部诸省，但相对于西部的其他省份则相对偏高。这无疑表明，大规模的迁入人口改变了这两个城市的家庭规模。许多数据表明，家庭规模几乎直接与家庭经济状况挂钩。土耳其政府官方的一份调研结果便显示，约有60%的人数等于或超过7人的家庭认为其收入“极难”抵消日常支出，而1-2个人的家庭和3-4个人的家庭则分别仅有39.3%和41.9%持这种态度。平均家庭规模较大的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移民在迁居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后基本维持原有的家庭规模。这些迁居城郊的农民家庭就业能力和经济能力本就低于原本的城市居民，能为子女提供教育的资源也就更少。由于棚户区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较短，不少人只能在较小的年龄便进入摆摊、建筑、卖花等所谓的“非正式行业”。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不少人从事乞讨和犯罪活动。

在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棚户区居民（多数是来自东部和中部的农村新移民）具有年轻化、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非正式行业、失业率高和宗教成分浓厚等共同特点。结果便是，棚户区逐渐演变成土耳其城市犯罪和暴力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早期，城市中产阶级或者中上阶层往往以“棚户区居民/乡下人”（Gecekondulu）来代指刚从农村迁来的棚户区居民。作为“Gecekondu”的衍生词，“Gecekondulu”主要强调“来自棚户区”这一地理内涵，其主观倾向相对中立。然而，随着棚户区内部以及棚户区居民与城区之间暴力事件不断增多，城市居民对棚户区居民的印象逐渐恶化。以所谓的“加齐暴乱”为例：1995年3月12日数名无名男子闯入伊斯坦布尔城郊加齐奥斯曼帕夏区（今苏丹加齐区）的加齐社区持枪袭击并杀死数名当地居民。该起刑事案件迅速演变为上万人游行示威的群众事件，游行示威活动一度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齐奥斯曼区波及至海峡东岸的云拉尼耶区，群众在两地均与警察发生激烈对抗。不久，安卡拉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骚乱。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地均出动大量警力和特种作战部队方才平息骚乱。骚乱最终造成数十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抛开加齐暴乱的具体爆发原因不论，该事件逐渐导致土耳其媒体和城市精英从感情上愈发疏远棚户区居民。在不少城市精英看来，棚户区居民是城市犯罪、恐怖和暴力事件的主要根源。棚户区的居民开始被冠以“法外之地的公民”（Citizens of outlaw spaces）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市民”（“Other” citizens of Istanbul）等歧视性标签。

此外，1990年代后，土耳其大城市的不少精英开始从城市中心移居城郊，使得原本地理隔绝的棚户区居民与城市精英有了更多的物理接触机会，城市精英对棚户区居民的印象进一步恶化。最终，“郊区人/郊区佬”（Varoşlu）一词应运而生。与“Gecekondulu”不同，“Varoşlu”一词带有明显的负面和敌视内涵。一方面，主流媒体往往使用这个词来进行歧视性报道。而另一方面，那些亲伊斯兰和亲底层民众的媒体往往仍然故意使用原来的“Gecekondu”来回避“Varoş”及其衍生词。对棚户区居民的称呼的变迁折射出主流社会与边缘社区之间隔阂的加深。而从根本上讲，这也反映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导致的土耳其城市社会矛盾的激化。

三、城镇化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无疑直接作用到了土耳其政局上。在棚户区问题恶化、失业人口增多、社会危机不断激化的大背景下，伊斯兰政党逐渐从边缘走向土耳其政治的前台。层出不穷的伊斯兰政党猛烈地抨击市场原则，并不断宣扬社会正义。与传统的精英政党（比如共和人民党）不同，伊斯兰政党强调自身与棚户区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联系，鼓吹自身代表边缘群体、普通民众和多数人。凭借这一草根路径，伊斯兰政党将自身从意识形态层面与传统的主流精英型政党明确地区分开来。逐渐，“郊区”（Varoş）一词逐渐与“伊斯兰”联系了起来。

如前所述，棚户区居民人口众多，棚户区选民所占全国选民的比例也极高。仅以2000年为例，土耳其全国棚户区的选民就多达514万选民，即全国总选举人口的17%左右。如此庞大的选民基础，无疑是声称代表棚户区居民等边缘群体的伊斯兰政党的主要票仓。凭借棚户区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的强力支持，伊斯兰政党的逐渐崛起几乎成为必然。稍作梳理可见，土耳其伊斯兰政党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便已经崭露头角。如下表所示，自1987年以来，先后有繁荣党、美德党及正发党角逐土耳其大选。这其中，繁荣党、美德党先后参加四次全国大选，繁荣党经过三次选举便从土耳其第五大政党跃居为第一大政党，而其得票率也从7.2%上升至21.4%。在繁荣党被解散后，美德党曾于1999年短暂参加选举并获得15.4%的得票率（议会第三大党）。

而在2001年前后的金融危机之后，土耳其的国内政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出身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雷杰普·埃尔多安组建新的正义与发展党（土耳其语：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AKP），并与之前的繁荣党和美德党如出一辙地争取棚户区（以及城市中下层）选民。比如，埃尔多安就曾多次在其竞选演讲中提及自己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偏远郊区并毫不隐晦地宣称自己是“郊区孩子”（土耳其语：Varoş çocuğu）。

的确，埃尔多安的人生轨迹算得上地地道道的“郊区孩子”。上世纪60年代，埃尔多安的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从东北部黑海沿岸的里泽省的居乃苏迁居伊斯坦布尔的卡森帕夏。这一年，埃尔多安刚满13岁。迁居卡森帕夏后，其父在暑假时仍经常将其带回居乃苏度假。一方面，埃尔多安的原生家庭来自极为保守的里泽省，其父本人亦是保守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埃尔多安迁居卡森帕夏时，该区已沦为伊斯坦布尔污染最严重的市区之一，而大量中部和东部省份的移民的到来则使得卡森帕夏进一步地沦为棚户区的重灾区。埃尔多安无疑经历了艰辛的童年：为了补贴家用，埃尔多安年幼时甚至经常与其母亲一起在卡森帕夏的街道上贩售零食。保守的原生家庭和和艰辛的童年经历使得成年后的埃尔多安坚毅而决断、保守而富有同情心。

在2001-2002年的这一时间节点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土耳其的大城市的社会矛盾相较之埃尔多安童年时期以及繁荣党时期更甚：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失业人口暴增，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这种情形下，以“郊区孩子”自居的埃尔多安无疑更值得信赖。最终，2002年，以正义与发展党以大幅优势赢得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

正发党赢得选举后，土耳其主流媒体《晨报》便用“安纳托利亚人入侵”（Anatolian Invasion）的说法戏称该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压倒性胜利。由于棚户区居民多数从安纳托利亚地区移民而来，《晨报》的措辞显然意在暗讽正发党利用边缘化的棚户区居民而赢得大选的竞选策略。无独有偶，正发党的核心成员也几乎全部来自广义上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或者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大城市的棚户区。笔者初步统计发现，正发党的60位创始成员中仅有数位成员籍贯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其余约百分之80%左右的成员均来自里泽省、特拉布宗省、埃尔祖鲁姆省等土耳其中东部省份或者西部省份的偏远地区。可以说，正发党的胜利的确是彻头彻尾的“安纳托利亚人入侵”。

正发党上台后开始就棚户区问题和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就住房问题而言，正发党重组了厄扎尔政府建立的民众住房管理局。重组后的住房管理局负责总揽之前移民住房协调办公室、国土资源办公室等诸多与住房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有权通过翻新、改造和开发等方式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针对城市棚户区问题，管理局专门推出了所谓的“城市改造计划”以整治“病态的、丑陋的城镇化”。按照规定，管理局在建造和改造后一共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价位不等的四类住房。其中，价格最低的一档住房，只要家庭月均收入在3200土耳其里拉以下（伊斯坦布尔市市民需不超过3700里拉）均可申请。通过申请的居民只需向管理局按时支付一定的租金或者按揭贷款，直到付清所有按揭款项后管理局才正式授予居住者住房产权。据官方统计，该管理局在1984年至2002年的19年间仅仅建造了4万3145套住房。而在正发党的第一届政府任期内（2002年至2007年），建造了25万套住房。而在正发党的第二届政府任期（2007年至2011年）结束时，该管理局已经累计建造了50万套住房。换言之，正发党在其执政的前十年间为中低收入民众提供的住房约为土耳其政府在1984年至2002年的约20年时间的10倍。恰如该管理局的背景资料所言，正发党执政后的民众住房管理局实现了所谓的“有序城市化与住房的跃进”。

针对性的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无疑进一步巩固了正发党的执政地位。自2002年以来，正发党连续四次赢得全国议会选举和一次总统选举以及一次全民公投，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显然更加锐不可当。如下图所示，正发党2002年初次赢得全国大选时，其得票率仅为34.60%，而其劲敌共和人民党则为19.60%。五年后的2007年，正发党的得票率已经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46.6%，而共人党的得票率则仅仅上升至20.9%。2011年的大选中，正发党的得票率进一步上升至49.8%，共人党则增长至26%。在颇具争议的2015年的11月的大选中，正发党的得票率仍然高达49.5%。共人党的得票率则继续维持在25.32%。不难发现，正发党四次选举的得票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相对于共人党的优势不断增大。

此外，最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传统上属于共和人民党（CHP）坚定票仓的省份也有逐年倒向正发党的趋势。以伊兹密尔为例，该省份地处地中海沿岸、为全国人口第三大省、居民收入常年位居全国前列，在1980年代以来的历届选举中也是共和人民党（CHP）的坚定票仓。如下图所示，2002年全国议会选举时，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的得票率分别仅为17.7%和16.7%。而到了2011年时，正发党在两个选区的得票率已经分别高达37.1%和36.5%。在2015年11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民族行动党（MHP）和人民民主党（HDP）参选并在全国范围内突破了10%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正发党在该伊兹密尔的选票被分散，得票率也有小幅跌落。即便如此，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的得票率仍然高达30%以上。

综上可见，作为土耳其伊斯兰政党代表的正发党的崛起绝非仅仅是某些个人的主观意愿使然。反而，土耳其自上世纪厄扎尔改革以来的大规模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变迁才是这一必然现象的背后的动因。不过，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演变，正发党的执政挑战也越来越多。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开始疲软，民众对于正发党的信心有部分下滑，正发党最近几次提前选举就恰好验证了这一点。再则，正发党与土耳其军方的博弈也时而出现失控，2016年7月的军事政变表明该党对全国局势的控制并非无懈可击。另一方面，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似有“脱欧入亚”的趋势。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后，土耳其依然未能如愿加入欧盟，“沮丧”的土耳其转而试图在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谋求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比如，土耳其近年来就深度介入叙利亚内战问题，并极力谴责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址耶路撒冷······正发党的这种积极的外交政策巩固了其在国内的执政基础。不过，随着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逐步交恶，该国自建国以来与西方世界的紧密联系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近日来，土耳其里拉暴跌，其国内经济亦因此遭受重创。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发党能否妥善处理该危机将可能直接威胁到其进一步的执政。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政治专业）联系邮箱： llwang91@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