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二十一世纪经学研究，凝聚《春秋》学共同体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古人以《诗》《书》《礼》《易》与《春秋》为五经。孔子以前，本无“经”名。从先秦开始，上述儒家经典开启经典化进程，这些经典一直是中国人研习最为广泛的典籍，承载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经验。从五经的形成来看，它们是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历史、制度的积淀和总结，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整理和传习，成为秦汉以降中国各个朝代思想文化的资源及制度设计的蓝本。民国以前，经学一直占据中国学术的中心地位，是传统中国一切学术的根源和依据，扮演着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夯基柱础的角色。本次会议旨在构建二十一世纪中国《春秋》学共同体，推动《春秋》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传承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经学传统，开展高水准“返本开新”型学术研究，开掘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引领现代学术与思想体系的建构。
第一届《春秋》学学术会议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2023年6月24-25日在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召开。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建昌
开幕式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建昌主持。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敦和基金会代表武潇女士，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中华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彭林，同济大学文科办公室主任刘淑妍分别致辞。
敦和基金会代表武潇女士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
中华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彭林
随后举行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亦教授和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彭林教授为“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揭牌。
大会主旨发言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副教授徐渊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谢遐龄从《春秋》学的天道学维度进行探讨，认为《春秋》学是王道学，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之根本。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从《春秋左氏》经传合成的角度，梳理了《春秋左氏》的经传合成过程，认为《左传》之经传合一似在东汉初年已有端倪。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开国主要探讨《左传》的礼义论，从“礼与天地并”“礼为国之常”“人无礼不立”“礼以观德”四个方面出发，探究《左传》礼义论的意义。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程奇立（丁鼎）从礼义之大宗的角度，认为《春秋》以礼为本，《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是“礼”或“礼义”。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文江从八卦、结绳、书契角度，分析了文明起源与符号创设的关系。
《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春秋》三传研究
该论坛分为五个小组。第一组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主持、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曾海龙评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余治平的《兼之非礼：天王归惠公仲子之赗——基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文本的礼义训释》，围绕《公羊传》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这条经文，揭示孔子突破“外小恶不书”之体例而记录在册，目的在于强调：新王大于时王，虚王高于实王，进而道统大于君统、道统高于政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院研究员胡发贵的《“楚囚”为何是君子——读〈左传〉札记一则》围绕《左传》鲁成公七年秋楚国侵郑，楚国郧公钟仪被俘，但晋侯认为钟仪是君子之事，显示了春秋时“君子”概念从地位与身份转向德性与能力的重要转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江武的《“大一统”与权力正当性》认为，大一统有一统之义，也包含疆域一统，正朔与政令一统，或权力一统，而最核心的在于王道一统。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皮迷迷的《同构异功的“大同”与“三世”》认为，从结构上看，康有为思想体系中“大同”说隶属于“三世”说，而从内容和主张上看，“三世”和“大同”二说显然相悖。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张靖杰的《〈公羊传〉是否“荣复仇”？——以伍子胥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公羊传》虽然认同复仇，但复仇是有条件的。
第二组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贡华南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评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的《曹元弼〈春秋〉孟氏学述义》认为，曹元弼的“《春秋》孟氏学”之大义体现为：立义，设例，破邪。曹元弼认为，康有为之说对清社之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极力辩“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及“孔子为素王改周制”等皆非《春秋》义与《公羊》义。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铭的《渐进复古中的忧患——论张锡恭〈修礼刍议〉与公羊学》认为，张锡恭试图通过服制内部的调整来挽救人伦，最终恢复周、孔之道，反向运用《公羊》学的“张三世”理论，意在消解当时维新改制的学术根基，维护纲常。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经学研究所副教授简逸光的《〈穀梁传〉外内观与〈春秋〉书法》，以《穀梁传》中涉及外内的义例，探讨圣人以外内观作为论析人事的方式之一，继而展开褒贬的书法。
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杨运筹的《直探圣人作经体例——王闿运〈春秋〉“新三科”理论意涵》探讨了王闿运对《春秋》三科九旨的发明。王闿运提出以“时月日”为新三科，取代“新周、故宋与王鲁”旧三科，突破了汉儒以来“三科九旨”的解释框架。
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于超艺的《“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董仲舒〈仁义法〉的〈春秋〉学解读》探讨了《春秋繁露·仁义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之说。
第三组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余治平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皮迷迷评议。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院林的《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从梳理《左传》传例入手，分析两汉时期及晋代杜预对《左传》义例说的发展，并梳理了清代《左传》“例”学，既肯定了刘师培《左传》例说集大成的地位，也分析了刘师培在古史研究上的限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的《异路同归：论何休、郑玄经典观之异同》认为，何休的经典观可称为“《春秋》一元观”，而郑玄经典观可称为以“周礼”主导的“六艺一体观”。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的《〈春秋〉“始元终麟”探微》，讨论了《春秋》之始和《春秋》之终的关联。始元，是以生生之动源为始；终麟，是以尧舜之仁道为终。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媛的《“深着其原”：刘逢禄重启何、郑之争》认为，刘逢禄重新探讨了《春秋》三传之优劣，不仅重申《公羊》家法与师法，又围绕《公羊》“三科九旨”义例，以此强调《公羊》条例之学，并由此展开对《穀梁》《左氏》的诘难。
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后陆骏元的《“经中之例”：〈左氏经〉贾服释例钩沉——兼论〈春秋〉义例生成的文本性因素》考察了贾逵、服虔的《左传》例和杜预的区别。《左氏》义例在内外学者不断辩难、攻驳的环境下逐渐发展、成熟、演进与更迭。
第四组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院林主持、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光辉评议。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徽的《公羊〈春秋〉“辞”“例”思想考论》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明义立法，其所依者主要为辞法与例法。董仲舒重言辞法，何休尤彰例法。变辞诸说可谓为董子关于《春秋》辞法最具创造性的思想；何休的例法思想既补《公羊传》之未发，也表现出以例法收摄辞法之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方韬的《重审“郑庄小霸”说》认为，清代都未有“郑庄小霸”一说，此说由近现代学者提出，遮蔽了《左传》编纂者的真实意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陈岘的《湖南图书馆藏王先谦〈春秋左氏传古注〉考述》考辨了湖南图书馆藏王先谦《春秋左氏传古注》。该书存在《春秋左氏传集解》《春秋左氏传古注》《贾服注辑述》三种书名，且是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的缩编版本。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张福龙的《以〈公羊义疏〉为中心看陈立公羊学特色》认为，受乾嘉汉学影响，凌曙、陈立师徒在例学之外开辟出“以礼解经”的治经模式，而陈立以今文学视野会通礼学与公羊学，并兼采刘逢禄、凌曙二家之长，将今文观念落实在礼制疏解中来，进而阐发《公羊》义理。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孙玲玲的《浅析杜预对“日月时例”的批驳》探讨了杜预从史书书写的角度批驳汉儒构建的《左传》日月时例，折射出魏晋之后《春秋》今文学渐衰、古文学兴起的时代变换。
第五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主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经学研究所副教授简逸光评议。
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许建平的《敦煌〈左传〉写卷与中古经学》认为，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发现，可以印证文献记载的隋唐五代时期杜注《左传》定于一尊的局面。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宁镇疆的《〈左传〉史佚之语“非羁何忌”旧解辨误》考察了《左传》“非羁何忌”一词的含义。杜注将“忌”训为敬，认为“非羁何忌”的意思是对“羁”才要“敬”，误。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伟的《〈春秋左传国次〉的编纂、体例与价值初识——以诸家序文为中心》认为，金泽休所编纂《国次》一书在体例和内容编排上都有可取之处，可以视为在历史编纂学上有创新意义的史书形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邓国军《〈左传〉所见春秋“中”观念考》认为，“中”贯穿于春秋时期的华夷秩序、生民秩序、军事编制、赋税原则、历法制定乃至颜色体系，被赋予了尊卑、气、适中、颜色等不同的属性，由此也成了春秋时期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一条重要依据。
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肖潇《作新与修旧——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中的“经承史策”说》认为，“经承史策”是杜预关于《春秋经》之形成与性质的学说，杜预将《春秋经》分为鲁史策书书写与孔子笔削示义两层，又在《左传》中提出凡例、变例与之相应，从而在以传解经之时，形成从《左传》到鲁史策书、再到《春秋经》的理解进路。
《春秋》学史研究
该论坛主要分为五个小组。第一组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壁生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田访评议。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闫云的《宋代〈春秋〉学对王道政治的理论建构》指出，王道对儒家理想状态的描述和建构在现实实践中实现，表明王道所蕴含的理在具体历史中体现出深切著明的“时代性”特质。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晓晶的《从“复仇”到“皇极”：陆九渊华夷观念的内在转向》就陆九渊《春秋》中“华夷之辨”展开，早年间面对夷狄之辨时，强调“复仇”之勇，但很快将这种“勇德”转入内心的“知止”之勇，已体现出陆九渊思想重视内心的趋向；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原则之间，陆九渊同样从“礼义”转向“皇极”，将华夷之辨的根本落在“中国”建立“礼义制度”的“主宰”之上。
辽宁大学哲学院讲师蒋爽的《以德配天——〈春秋〉学中的国家祭祀与权利认同》从先祖祭祀及天地祭祀两部分出发，指出国家祭祀不仅直观展现了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力层级关系与传承方式，同时也折射出了人在面向超越、面向无限时如何看待并评判自身文化传统中各种事物应有的价值层级。
第二组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邓辉主持、西北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立恩评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的《〈春秋〉“隐公继位”发微》论及隐公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力求回到历史情境之中。三传的差异无疑是系统性的，三传记载看似不同，却可理解为同一图景的不同部分，因此这种不同也就并非矛盾，毋宁说恰好可以相互补充。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壁生的《从“以〈春秋〉为纲”到“以周礼为本”——郑玄的经学史意义》讨论了郑玄的经学构建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规范”。而汉以后的王朝也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曾海龙的《经学革命与革命的经学——作为近世今文学余晖的熊十力》通过三个问题对熊十力春秋学及经学思想的考察，一方面要以其新唯识论系统为基础来理解六经经义的形上学理据，另一方面追问其政教主张背后的问题意识：以革命进于“大同”。熊十力的经学革命催生出了革命的经学，终结了廖平、康有为开创的近世今文学的理路与方法，成为近世今文学的余晖。
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景年的《孔子作〈春秋〉考论——以〈春秋〉阙载日食为中心》认为，《春秋》与孔子关系的内涵古往今来有极大的分歧，春秋虽阙载日食但并非孔子删削。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任新民的《论康有为与熊十力〈春秋〉学之异》认为，康有为、熊十力虽同尊今文经学，然而深入对比二人《春秋》学仍有微妙差异。
第三组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主持、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晓晶评议。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军凤的《胡安国〈春秋传〉“尊王”“攘夷”观念的构建及其现实意义》分析了胡安国《春秋传》依据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断，阐述《春秋》“贬天子”之意及其书法。胡安国《春秋传》抑戎捷，倡结盟，这与南渡之初宋高宗贬抑武将、牵制宗室的统治思想深度契合。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立恩的《接续朱子统一经义——元代〈春秋〉学之时代课题》认为，元代《春秋》学家多有统一经义的问题意识，且其统一《春秋》经义的学术工作主要是从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意义上展开的。
中国石油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张欣的《汪克宽及其〈春秋胡氏传纂疏〉》认为，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是第一部注疏胡安国《春秋传》的著作。《纂疏》对朱熹、胡安国在春秋上的异见或做出客观取舍，或两说皆存，反映了汪克宽融汇胡、朱之说的尝试。明初官修《春秋大全》是对《纂疏》的抄袭，将其影响力推至顶点，然又将之埋没。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毕梦曦的《二程的〈春秋〉诠释初探》认为，二程在对《春秋》的理解上偏向——《春秋》，圣人之用。二程借《春秋》发挥的重点思想则主要表现在“灾异”问题与对“义”的诠释。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陈姿桦的《〈春秋〉亦心学——论钟文烝对〈春秋〉的看法》认为，钟文烝所撰《春秋穀梁经传补注》是清代《穀梁》学复兴的扛鼎之作。在考经推理中，钟氏对《春秋》的性质作出了新定位，认为孔子作《春秋》之旨不仅在于“持世教”，还在于“正人心”。钟文烝注经在承继汉学故训的同时，亦重视对宋学义理的发明。
第四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葛焕礼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蒋鹏翔评议。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黄觉弘的《谢湜〈春秋义〉全本复原考说》认为，李明复《春秋集义》引“谢湜曰”及“又曰”凡1222条，皆出于谢湜《春秋义》。谢湜《春秋义》今全本复原，此书实为程颐及门弟子中唯一可见的《春秋》全经经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郜同麟的《谈金泽文库本〈左传〉虚词的文献价值》认为，金泽文库本《春秋经传集解》保留了较多早期写本中的语辞，正可借以略窥宋代刻本流行以前的经书面貌。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绪波的《〈春秋〉文本生成新探——从〈左传〉中的“书”与“不书”谈起》认为《左传》中大量的“书”与“不书”类文本直指《春秋》经文，加强了经文与传文的联系。
同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赵成杰的《清人文集所见〈春秋〉类文献研究》认为，清人文集蕴藏了丰富的《春秋》类文献，文集所收序跋、信札既可窥见清人于《春秋》之讨论，又可明晰亡佚《春秋》学著作之旨意，为清代经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五组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黄觉弘主持、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绪波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葛焕礼的《胡安国〈春秋〉大义说发微》认为，胡安国的《春秋》学是宋代重为义说的新《春秋》学的代表。胡安国认为《春秋》中蕴含着孔子据之进行褒贬的基本价值原则，是孔子修《春秋》所要表达的重要价值观念。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彭华的《记载与不记载，在场与不在场：关于历史、记忆与书写的一些思考——以〈春秋〉〈左传〉〈史记〉等早期经典为例》认为，中国人的不朽观是一个直接相关的话题。彭教授以《春秋》《左传》《史记》等早期经典为例，从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角度审视，谈论关于历史、记忆与书写的思考。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柯小刚的《心斋与素王：〈庄子·人间世〉的〈春秋〉微言》认为，《庄子》的阅读，尤须此“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的听气之解。如果以耳为道，以目为儒，以心知为儒道之分，则“听之以气”的《庄子》阅读就需要一种“徇儒道内通而外于诸子”的读法。
中华书局学术著作编辑二部副主任朱兆虎的《黄泽〈思古吟十章〉笺》对黄泽《思古吟十章》整理、笺注具有启发性价值。元代继承唐中后期疑古思潮，黄泽以此建立新的研究及解释体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田访的《〈春秋〉三传针对“亲迎”的诠释差异及其理论整合》认为，《春秋》三传对婚礼仪节的叙述与诠释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及政治原则。论文拟从亲迎入手，揭露先秦儒家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成因及后世经学家在政治实践中对以往诠释所作出的调整。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罗静的《皆川淇园与日本江户〈春秋〉学》围绕皆川淇园这位日本江户时著名的折衷学派学者，从皆川淇园文集中收录的为《春秋》学著作所作序出发，重新发掘了淇园及其学生所翻刻、撰写的《春秋》学著作的意义与价值。
经学儒学相关问题研究
该论坛共分五组。第一组由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陈明主持、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铭评议。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的《文质论的五个层次》从现代学术角度，将文质论分为五个层面，按思想逻辑排序：一、文质论是理解自然与文明基本关系的哲学学说，有其形而上学的层面；二、基于对文质的形而上学理解，形成礼乐制度的基本原理；三、由于礼制思想中文与质相益与变化，而形成一文一质的历史哲学；四、《论语》中孔子此语的原意，很可能是在讲修辞之法，特指《春秋》笔法；五、四个层面归结为一点，修身为人，以成君子之道。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洪涛的《“思”与“学”：荀子的成圣之路》认为，学思两个方面中，思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荀子思想以重学而著称，对礼义之本之“思”，多少是对任何一种实定礼义的冒犯、僭越和无礼。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和溪的《“婚礼不用乐”考》论述“婚礼不用乐”的提出及沿用，并通过梳理婚礼是否用乐的变革，得出婚礼不用乐的原因是汉儒误读，礼乐相和与礼俗流变。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徐峰的《格天通圣：论郑玄明堂系统的建构意义》认为，郑玄通过构建明堂系统，完成了对天之昊天、上帝、五帝的三个层次的“格天”，实现了汉代礼学大祀系统的三个统一。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孙逸超的《宋代明堂形制的转变与天帝之辨》聚焦宋代礼学家对明堂形制的建构的发展脉络，考察明堂制度如何通过经典文本权威性的重构，由郑学的九宫模式转向新学的十二辰图模式，揭示宋代明堂制度的争论在礼学和哲学思想领域的双重意义。
第二组由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孙劲松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邓国军评议。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仰湘的《超越“反经学”：中国经学基本问题之辨正》认为，要真正体认经学的本相与特质，准确评价经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作用，需超越“反经学”思维，对“经”字的义蕴、经书的范围与性质、经学的形成与内涵等基本问题再作探究，对以往失之偏颇的各种意见加以辨析，为中国经学正名。
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迎年的《在“哲学”与“经学”之间——牟宗三“返本开新”的再检讨》认为牟宗三极具个性色彩的“返本开新”明显受了熊十力、钱穆两人的影响，“经学”受到“自由及公开之检讨”，但也能得“诚实之尊敬”，把人当人的“经学骨髓”也才可能真实呈现出来。
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齐义虎的《儒家宪制与王道共和》分析如何将王道共和落实为儒家宪制，借鉴《王制》的思路，把与三才之道相对应的三公制改为更适合现代复杂治理的三府制，尤其是整合设置了执掌教化的宪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到稳的《顾炎武是经学大师吗？——构建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的一个尝试》通过辨析清代易学的九位代表学者、清代诗经学的九位代表学者、清代左传学的九位代表学者与顾炎武的关系，可以判断顾炎武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构建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是一个庞大工程，需要经学共同体付出持久而艰辛的努力。
第三组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陈岘评议。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陈明的《乾坤二卦新释》认为乾坤单列，区别于传统上经下经分篇中将其划归上经的编排方式，以特殊地位彰显乾坤两卦的特殊意义，根据在《序卦》。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孙劲松的《论〈周易程氏传〉的君臣关系》认为北宋政治家、理学家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秉承先秦儒家的易学诠释传统，创造性地对《周易》进行义理阐发，由自然之理扩展引申至人事之理，将政治哲学思想融入《周易》文本的阐释。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贡华南的《早期中国思想史中的〈周易〉》认为，《归藏》尚“形”，与“礼乐”精神契合，“形名”观念是其另类继承；殷商“尚质”，以“乾”为尊的《周易》与其精神类似。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胡飞林的《纪磊易学：主以汉易，兼采宋易》认为，清代晚期，汉宋易学的发展由对峙走向合流，浙籍学者纪磊以虞氏易为宗。纪氏糅合汉宋、兼综古今的治《易》理路，成为晚清时期汉宋易学融合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四组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人求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波评议。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李清良的《孟子“以意逆志”说辨正》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虽然本是针对“说《诗》者”而发，却可以视为一种普遍的诠释方法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颖飞的《〈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考》认为，《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系孔子有否愚民思想的关键文本，历来论争纷纭。文章在检讨各说的基础上，尝试从语境重建等角度重新考辨此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的《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认为“单篇别行、以类相从”是战国秦汉时期典籍文献的留存形式。这种简册文本相对固定但又尚未固化的诸多情况，揭示出《论语》此类经典在定本成书之前的文本发展形态。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成富磊的《〈周书·顾命〉解》认为，周人天命理论之构造，围绕于殷周之际天命转换一节展开。与“受天命”的被动性相对，“顾天命”的概念是对天子具有承受天命能力的表述。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的《〈尚书·西伯戡黎〉“格人元龟”解》认为，《西伯戡黎》所谓“格人元龟”中的“人”，很可能是入汉后对六国文字已较陌生的儒者误读所见底本中的战国文字“以”字。这则讹误发生，大致在汉初或秦汉之际。
第五组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李清良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颖飞评议。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人求的《熟的原理》强调熟的概念分为三方面：一是“熟读精思”，体现在读书方面，涵盖通透彻底的认识；二是“涵养纯熟”，涵养是读书之本；三是纯心，是对孟子思想的发展性的观念。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波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智慧”问题》认为与哲学史著作不同，《新唯识论》针对具体的哲学概念，广泛援引传统思想中的儒释道三家，及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将中国哲学本身的概念进行学术化和系统化描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蒋鹏翔的《〈日本访书志〉“春秋左传集解”条疏证》认为，这部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凡例》称为《左传》诸版本中“最可贵者”的金泽文库本，自近代以来备受中日学者关注，考索其彰显于世的缘起，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杨守敬赴日访书之行事。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光辉的《魏源〈诗古微·豳王答问〉所见“存三统”之义》认为，清代公羊学虽说是汉代公羊学的复兴，但由于治学方式与问题意识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公羊学中核心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林振岳的《张锡恭遗稿〈官联表〉》认为，光绪二十五年张锡恭赴两湖书院教授经学，开设《周礼》课程，拟编《周官纬》以课士，共计编有《官联表》《敛弛联事小记》《教学联事小记》《宾客联事小记》诸稿。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庞壮城的《〈晏子春秋〉“食鱼无反”考——兼论先秦“毋反鱼肉”之礼》认为“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应当理解为“不要将食用后的鱼放回食器，不要骑乘资质驽钝之马匹”，因之有“不要浪费物资，不要任用小人”之治国理念。
此外，本次大会的青年学者论坛，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的二十多位优秀博硕研究生，一起汇报了精彩纷呈的主题论文。
经学的复兴与展望
闭幕式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哲学系教授谷继明主持。校外代表陈壁生教授指出，当下的时代问题是以古今研究中西；当下的经学的复兴势头很好，超越了清末的孔教运动，超越了八十年代的国学热，超越了海外新儒家；同济经学研究院这次会议办得很有意义。
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亦教授对本次大会作总结，向与会的专家学者、敦和基金会的支持和会务组的辛勤工作致谢，并介绍了经学研究院接下来的安排。
一百四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百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和青年学者共聚一堂，共同见证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与第一届《春秋》学学术会议的顺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