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朱剑：学术期刊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
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澎湃新闻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上篇。
建国以来学术期刊的发展
澎湃新闻：早期的中国学术期刊有哪些特点？建国后中国的学术期刊发展怎样？
朱剑：关于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学界有不同说法，但最早的几本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产生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则是没有问题的。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高校学报是诞生于1906年的《东吴月报》（创刊号有一个专名《学桴》）。我个人对此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学术期刊问世后其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
晚清到民初是中国现代学术产生的重要时期，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得益于主要源自西方的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特别是大学学报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当时其宗旨和形式的选择既是由大学及其所设学科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人文学科，情况更复杂一些。
概而言之，以学报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学术期刊的特点大致有五：其一，在办刊宗旨上，以追求真理、交流学术、引领时代为使命；其二，在期刊结构上，多学科综合性是其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其三，在期刊布局上，多以孤立的个刊而非协调的体系形式存在；其四，在编辑组成上，多为“编研一体”；其五，在期刊稿源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
这个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所昭示的学术期刊的核心价值，即“追求真理、交流学术、引领时代”，而综合性、内向性及非体系化等特点或缺陷，对于现代学术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现代学科及其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发育到成型，与学术期刊由综合到专业再到体系化的发展过程，将会是共时的。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乱频仍，和平建设时期短暂，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均受到了诸多制约，尽管已有专业期刊存在，但从总体上来说，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并不健全，大学学报大多未能走出综合性、内向性的初始形态，学术期刊体系更是未能形成。
学术期刊的新格局始于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重点高校都开始恢复或创办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前者虽具备了一定的期刊体系化构想，但所办期刊数量极为有限；后者则完全延续了此前综合性、内向性的特征。
学术期刊获得较快发展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7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数年中，该院各研究所创办了一系列专业期刊，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群。高校学报在1980年代后经历了数次扩容，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大扩容，形成了“一校一刊”的基本格局。迄今，仅人文社科学报数量已达千余家，但体系化、规模化构想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
澎湃新闻：现在的中国学术期刊有哪些特点？为何“编研一体”的传统没能保持下来？
朱剑：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如果仅从数量上来看，近6000种规模不可谓小，但与早已体系化、规模化和数字化的西方学术期刊相比，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还有着较大的差距。最大差距在于与学科配套的体系化和规模化的缺乏，以及仍然是以纸本为中心，总体呈现出“全、散、小、弱”的特征。
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在于期刊体制的制约。现行期刊体制有着三大特征：一、刊号资源完全由行政权力分配；二、办刊主体是“单位”而不是学者；三、掌控学术期刊的不是学者而是职业化的编辑。这就决定了学术期刊必然呈现三个特点：一、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疏离；二、编辑与学者的隔离；三、期刊与学科发展脱节，体系化、规模化更是无从谈起，数字化则因为缺乏自己的聚合式平台而有名无实。
在这样的期刊体制下，学术期刊当然不可能保留“编研一体”的传统。所谓“编研一体”，是对由学者担任主编和学术编辑模式的一种概括性描述。这既是学术期刊的传统，也是当今国际学术期刊仍然普遍采行的编辑模式。编辑职业化与“编研一体”模式是难以相容的，随着编辑职业化的日益刚性化，中国学术期刊放弃这一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必须看到，编辑职业化无论是与学术研究、学术期刊的历史还是规律都是相违背的。放弃“编研一体”传统的代价就是学术期刊部分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学术期刊公信力的弱化乃至丧失、学术乱象丛生，必然造成在学术国际化的大潮中，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的高校学报缺乏国际竞争力，学者们只能借船出海，所谓SCI、SSCI、A&HCI崇拜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局面如不能改变，则意味着作为中国学术话语表达平台的学术期刊根本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学术乱象”的根源
澎湃新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学术乱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您认同这种观点吗？以“三大核心”为代表的评价机构何以能如此强势？
朱剑：学术评价与学术乱象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问题在于，学术评价是否为学术乱象的根本原因。众人所谈论的学术评价无一不是出自评价机构，但仅凭这些文献情报专业出身的人组成的评价机构本身，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有如此能力和能量的。那么，他们的评价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势的？强势的评价又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研究的？学界为何没有能力制约不合理的评价，反而被它牵着鼻子走？不弄清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谴责评价机构，或试图通过改进评价方法来实现科学合理的评价，乃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是不可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们先要弄清楚评价机构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势的。在历史上，学术评价主要表现为学术批评，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学术评价从来都不是外在于学术研究的。其二，学术评价和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同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学术研究的主体当然是学者，而学术评价的主体同样是学者，且多为同行学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然而，今天的学术评价却不再具有这两个特点。失去了这两个特点的评价就难免乱象纷呈。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行政权力通过资源分配而强势介入学术研究。1990年代以来，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可谓巨大（大多是以项目和工程的形式体现的），从而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要争夺的最重要的资源。这一资源的分配权实操于行政权力之手。但是，行政权力部门的官员并不懂学术，他们投放和管理学术资源必须有所依凭，这个依凭就是学术评价。让评价直接为行政权力部门服务，这是学术评价历史上不曾有过（即使有也不凸显）的一个新的功能，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是学术评价的裂变。行政权力部门与学界对学术评价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不看过程，要的只是评价结果，且结果越简单、越直观越好，因为这样的结果才便于分配资源和科研管理的操作。最简单直观且最“实用”的当然莫过于排行榜，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但对于学界来说，对学术研究内容层面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需要的不仅是评价的结果（结论），而更看重评价的过程，这样的评价决非只见结果不见过程的排行榜所能反映。因此，同一个评价，很难同时满足行政权力部门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于是，评价就此分裂为两端：一种是主要甚至专为行政权力部门服务的评价；另一种是传承了学术批评，为了更深入的学术研究而开展的评价。今天所有对评价体系的批评和对评价乱象的指责，其实都只是针对前者。
其次是定量评价对定性评价的取代。从学术评价的本质属性来看，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是理想的学术评价主体，这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学术共同体的评价行为一般称为“同行评议”，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多是从内容层面对评价对象进行直接分析和判断，故有“定性评价”之称，但实际上，同行评议并不必定排斥定量分析。定性评价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评价必须具备专业性和自律性。然而，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已没多少自律性可言的定性评价深陷于利益泥淖之中，已声名狼藉。这使得199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期刊评价机构得以借机上位，其以“科学”和“客观”的定量评价自我标榜，而其以排行榜为特征的评价结果正好迎合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需要，从而得到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采信。于是，完全外在于学术研究的专业评价机构实事上已攫取了评价的话语权，这也就宣告了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同一性的终结，文献情报人员的“定量评价”完成了对各专业学者同行评议的取代。
最后是学术评价的权力化。评价原本是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一种权利，并服务于学术研究，但是，在学术评价裂变之后，为行政权力部门服务的学术评价却日益从“权利”向“权力”过渡。评价机构由学术研究的服务者而摇身一变为学术舞台上的主角，甚至成了凌驾于学者之上的支配力量，排行榜则成为他们手中极具魔力的“指挥棒”。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资源分配者也是评价的当然组织者，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反过来，能够登上权力宝座的评价都是深谙行政权力部门需求而投其所好的机构。因为行政权力的加持，学术评价终于完成了最根本的蜕变：成为一种权力—评价权力。
澎湃新闻：那么评价权力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研究的？
朱剑：在经历了上述蜕变之后，今日的学术评价早已不是昔日的学术批评。从评价主体、评价目的到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环境都发生了全面的变异，不仅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甚至变成了与学术研究毫无内在关联的数字游戏，这样的学术评价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但评价乱象只是一种表象，透过这一表象，我们应该看到，在乱象的背后，是资源分配和管理而产生的利益驱动。在分析学术评价何以作用于学术研究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权力和利益链（当然也是工作链）：
权力（资源）—评价（分配）—评价（管理）—科研（机构与人员）
链条的顶端是握有巨额学术资源分配权的行政权力部门，链条的底端是科研单位和学术界，串连起顶端和底端的是评价。处于链条底端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几乎无一不引入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指标，原因恰恰在于：唯有这样，底端才能迎合顶端，才能从顶端获取更多的资源。可见，评价在这一链条中担当的是沟通顶端和底端双方的桥梁角色。但桥梁的宽窄、高低其实是由处于链条顶端的行政权力部门设定的，评价机构只是根据这一设定，设计生产出了符合其要求的评价产品，且因其产品而跻身于学术权力场中，并实现自身的利益。
评价对行政权力部门的迎合固然是其异化的原因，但若没利益链的存在，就不会催生出这么多的评价机构；若没利益链的激励，学界就不可能被评价机构牵着鼻子走。而设置和维护这一利益链的，恰恰是今天的科研体制。若没有规约利益链的科研体制的需要，评价也不至于如此走入歧途。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科研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学术评价；即使没有现成的，也会催生出服务于这一体制的评价体系。
在弄清了以上两个问题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将学术乱象的根源归结为学术评价，未免太过简单。终止学术乱象的关键不在于改进评价，而在于消除造成评价乱象的原因。学术评价只是科研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与其说是评价导致了学术乱象丛生，不如说如今的科研体制必然会带来评价乱象和学术乱象。学术之乱和评价之乱，其实是同源的。将评价视为学术乱象的根源，实际上遮蔽了科研体制对学术乱象之产生所应承担的责任。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澎湃新闻：您反复强调学术评价应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那么中国学术界是否有比较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有怎样的关系？
朱剑：学术评价应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如今已是学界共识。前些年，有些评价机构及其评价人员曾试图证明，单纯数据运算的“量化评价”可以取代学术共同体的评价，特别是大数据技术问世后，但他们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能够获得学界普遍认可的替代方法。今天，连他们也都承认，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是最合适的评价主体。
但是，有了这样的共识并不等于学术共同体已夺回了学术评价权，恰恰相反，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仍是目前通行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方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共同体承担起评价责任的条件——专业性和自律性——并不完全具备，甚至学术共同体在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形成也要画上一个问号，这也是如今评价权力得以归于评价机构的原因，学者们要想索回这个权力绝非易事，不然，也就不会失去了。
学界对学术共同体有种种定义，其指向的范围也各有不同。但不管哪个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都不是严密的组织机构，而是基于某种学科、价值、理念或范式的认同而形成的结构松散的学者群体。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取决于诸多条件是否具备，而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和体系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学科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而学科的发展又离不开作为平台的学术期刊。专业学会具有某种组织形态，而学术期刊则更体现出对学术取向、学术方法、学术兴趣等学术精神方面的认同。所以，学术期刊之于这样的群体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学术期刊作为组织的公共平台，那么，共同体就难以聚合，其边界也难以清晰，学术交流则难以高效地展开，共同体在研究和评价中的作用势必难以发挥。
除了展示、交流和传播学术的平台属性以外，学术期刊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属性，即学术民主平台的属性。如果说，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是评价的合适主体已成共识，那么，学术共同体并非处在真空之中，如何保证这样的主体的评价能够公平公正？或者说如何才能使诸多影响其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因素受到制约？亦即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性如何实现？唯一的途径就在于学术民主。但是，在共同体人员数量极其庞大的今天，“广场式的民主”根本不具有操作的可能，一言九鼎的学术大师也不可能存在，只能行“代议制”，即通过一定的程序遴选出共同体的代表，来进行具体的评价工作。因此，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交流、学术批评、学术评论表达“民意”和进行监督的平台，对于共同体的自律性和评价的公正性来说可谓至关重要，而最合适的平台无过于学术期刊。
真正能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交流、对话、批评平台的学术期刊至少必须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学科专业或专题边界清晰；其二，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即期刊的办刊主体是学术共同体成员而不是其他；其三，具有鲜明的期刊形象和通达的传播渠道。如果这样的期刊大量存在，那么，学术民主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学术共同体成员不仅有自己的表达平台，而且更有对于作为共同体代表参与学术评价活动（比如评奖或评审）的佼佼者的监督平台，使他们既可以了解和代表“民意”，即共同体的意志，也不敢公然违背“民意”。如此，学术共同体的自律和学术评价的公正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学术不端行为也才难以遁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与学者疏离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已很难真正具备上述三个特征。
中国并不是没有学术期刊，而且数量还不少，但由于“单位制”和“职业化”的推行，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一般说来，学者并没有创办学术期刊的权力，而由单位创办的学术期刊多以多学科综合性的形式一盘散沙般地存在，与学科发展的脱节是必然的，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建构中的缺位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学术共同体尚未最终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期刊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